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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说屈原
陈岩锋
关于屈原自杀的动机，闻一多先生在《读骚杂记》一文中讲，可分三说。班固《离骚序》曰：“忿怼不容，沉江而死。”这可称为泄愤说。《渔夫》的作者曰：“宁赴常流而葬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手。”这可称为洁身说。东汉以来，一般的已经渐渐注重屈原的忠的方面，直到近人王树丹提出尸谏二字，可算是这派意见的极峰了。这可称为忧国说。三说之中，泄愤说最合事实，洁身说也不悖情理，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偏是忧国说流传最广，势力最大。
屈原自杀动机闻一多先生已经做了研究。爱国说已经站不住脚。不过今天 咱们假定屈原是因爱国而沉汨罗江自尽的。那这么爱国究竟对不对呢？
屈原在群小之间受排挤，发几句名垂千古的《离骚》（牢骚），然后消沉，以至自尽并不可以解决亡国的问题。国家依旧还是陷落。尤其这种高论怨诽的风度很要不得。对待群小难道还用得着风度。可以团结则团结御敌，如若继续祸国殃民则诛杀之。这是最佳的救国之路。而所延续下来的忠君观念尤其要不得，儒家名士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既然已经昏庸无能了，还要他何用。所以曹操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不错，而曹丕废除汉献帝做得更是甚好。法家名士慎到曰：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长官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已经不为黎民服务，除掉一个昏君再合适不过。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称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称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称视君如寇仇。既然已经昏聩无道，废黜也是为了黎民百姓。所以屈原因“忠君殉国”，沉江自尽并不值得赞赏。而辛弃疾抗击辽兵和文天祥抗击元兵更是没必要的牺牲。岳飞“精忠报国”的愚昧，致使被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也证明了愚忠并非救国良策。
屈原忍受屈辱然后自尽以证明清白、高洁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左右着人们的观念。项羽自刎乌江也是这种观念的变种。《史记·项羽本纪》载：
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项羽如果过了江东，等待机会东山再起何尝不可（他的性格也做不到）。偏偏在乌江自尽。他的“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 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慨叹，如果和汉高祖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郷，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一比，就只余下鲁迅所说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更贻笑大方的是项羽把失败责任推在时运和天帝身上，就更可笑了。
另外，这种爱腐败国的态度也不值得推崇，几乎达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地步。既然已经腐烂到底，你也救不了，何必“敝帚自珍”，还不如直接奉送出去，叫别人治理，免得牺牲无辜。譬如满人对汉人的统治就很好，起码治理得比明朝汉人强。作为明朝的汉人统治了满人那么多年，叫别人统治一下，加入新血液也未尝不可。何况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人”，按照司马迁的话说“怪屈原以彼之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也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所谓的“叛国投敌”的吴三桂、钱谦益、周作人也没有必要再谴责。
屈原给历史还留下了一个发牢骚的传统（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离骚便是牢骚的意思。本文对屈原的怨怼情绪也认为是反抗的一部分，不过还不够。鲁迅所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是我不赞同的），这种文化积淀将中国人训练成了“文质彬彬”的君子，辛弃疾 式有血性的人很少见。也就是缺少尚武精神。作为著名的东林党员所做的也只是口头的声讨，从未想到武装起来，一味想着“宁为瓦全不为玉碎”，消灭祸国殃民的魏忠贤和颠覆明朝的腐败统治。当然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成了空泛的鬼话。
屈原宁死不屈的爱国感情还是应该赞佩，究竟那是牺牲自己为了成全民族。不过只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虽九死其尤未悔”， 爱国只探索出自杀的途径就很不值得推崇了。
2002.6.15草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