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偏差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华生】
本文原题为：华生：改革、经济学家与媒体之反思改革篇
历史往往要隔一段时间去看，才更加真切。记得1988年，我执笔了一篇“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的长文，分三期发表在当时被认为是国内最权威的刊物《经济研究》上。
那时大众媒体远没有今天发达，所以文章被复印了在大学流传。这里抄录文章开头的一段话，读者也许仍然会觉得有似曾相识的亲切：
“中国改革经过10年的匆匆行进，现在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被摸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西方文化的进入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厌恶，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的混乱并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加剧了。同时，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社会腐败因素的恶性膨胀，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农民的初步进入造成社会生活空间令人压抑的拥挤，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文章最后提出了中国要避免动乱，争取腾飞的前景。
18年过去了，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换成“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那么恐怕仍然反映了我们今天不少人的感受。幸运的是，经过这1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今天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领导人更加远见、兼容和亲民，而且与1988年空气中到处弥漫的急躁不安情绪相比，今天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实际上也已经空前的理性、平和与包容。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比18年前坚实和宽松得多的平台来讨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对改革的全面总结和反思，需要一篇大制作，这些仅就目前疑惑和讨论甚多的改革评价和经济学家的作用以及与媒体的互动问题，谈一点看法。
改革的成果与评价
中国改革是否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如果说在几年前人们尚存疑问，那么，今天即使是世界上最右翼的反华人士，也已经改变腔调。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对“中国崩溃论”感兴趣，而是到处渲染“中国威胁论”。正如拿破仑预言的那样，中国这个沉睡了千年的巨狮第一次开始苏醒，伸出的几个不尽舒展的动作，已经让世界动容。想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封闭、落后和贫困，28年的改革时代确实实现了中国5000年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富裕和历史跨越。改革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有统计数据为证，有中国乃至全球主流媒体汗牛充栋的文章论述，显然无需我们在这里赘言。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有那么大的进步和成就，为什么在我们大众的情绪中，却并没有多少感恩戴德，相反却似乎反馈了那么多的不满呢？
首先，这反映了大时代的进步。现代的中国人不仅已经不是我们每天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口颂“皇恩浩荡”的古代人，也不再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伟人和救星的近代人，而是自主意识强烈、求真务实的现代人。他们把进步看作当然，把挑战视为问题。他们认为政府本该当好公仆，预期生活自当不断改善。因此，当还带着旧式思维的精英期待人们的感激和仰慕时，他们难免听到的只是大众的不屑与反感。
其次，这也反映了小时代的更替。过去的成功意味着我们正确地应对了当时的挑战，认识今天的问题和明天的挑战才能有以后的成功。因此，对现状的不满并不意味着对过去改革的否定。1980年代我们面临的是脱贫脱困的压力，借助体制变革释放的巨大能量，大部分人普遍脱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旗帜；1990年代我们抓住的是发展机遇，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和市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的改革帮助我们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发展里程碑；进入21世纪之后，外部面临资源和市场空前剧烈的争夺，内部面临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扩大，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不断增长的窘迫与压力。我们很难设想，在走出贫困的1980年代，在可以使用廉价资源的1990年代，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也无法否认，在21世纪的今天，要人们即使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再继续满足于当年那样拼命工作只求一个衣食不愁的温饱生活，是完全不现实了。
因此，就对改革成就的肯定和评价而言，国外比国内要积极得多，人们实际认同的比他们嘴上表达的要正面得多。我们大可不必听到一些负面的反应，就像唐吉诃德看见风车一样惊呼：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已经结成了反对改革的同盟。这是会贻笑大方的。
改革的失误和偏差
很难设想，像中国改革这样前无古人的伟大尝试会没有任何失误和偏差。认识改革失误和偏差不是反对或否定改革，而是为了更好的改革。实际上，中国改革从一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纠错、不断逼近真理性认识的过程。
对改革失衡的通常解释是说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实际上这种普世适用的解读由于过于空泛而显得苍白。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公平与什么效率的冲突，以及许多根本不能用这对简单概念去概括的各种社会现象与其经济本质。
概括地说，自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取向改革逐步形成和累积的主要问题和偏差大体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劳工权利的缺失。
中国进行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但市场实际上并不是新东西，它是人类从摆脱蒙昧状态就创造和学会的组织和交换方式。它与人类社会已经共存了几千年。今天备受推崇的现代市场经济风靡全球是资本主宰市场之后的产物。如果也声称当过马克思弟子的人们忘记了这一条，那就实在是太不合格的学生了。
现代资本，虽然不完全像其祖先一样，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其要在扩张中生存的本性并没有丝毫改变。资本增值追逐利润而引发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动力的源泉。但是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增值的贪婪往往又会使它像魔戒一样，令它的拥有者利欲熏心，走火入魔，丧失良心和道德，践踏一切人间准则和法律。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是经历了反复的对抗和动荡之后，才大体形成了目前用各种劳工保护法令法规、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和一系列强制性或习惯性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构成的“现代法治市场经济”。
我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大一统的国有制计划经济下，工人虽然没有什么职业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但国家事实上对他们的职业、安全、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等承担了无限的义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撤消了对职工上述各方面的保障义务，但是，相应的劳工保护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又远远没有跟上。劳工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组织——工会，在计划经济下只是行政的附庸和简单的文娱福利渠道，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这样，当工人传统的权利不断消失，而昨天的公共资产又以既不透明又失公正的渠道转为经理们的个人财产时，人们的不满就是极为自然了。
应当指出，伴随着改革时代的推进，中国产业工人和新兴服务业的劳工主体从传统的城里人变为新进城的农民，使劳工权利的缺失和忽略恶性发展。100多年前，当第一批农民进入幼稚的现代工业萌芽时，他们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驱。100多年后，当中国农民的后代再进入真正发达的工矿和现代服务业时，他们变成了没有身份、没有福利、没有劳保、超时劳作、很少培训、收入低微的“农民工”。从“血汗工厂”到矿难的废墟，晃动着几乎全是他们的身影。
更宏观地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直线增加，劳动报酬与GDP的比重却直线下降，反映了制衡资本的劳工权利的缺位。其实，这个数字并不使我们惊讶。因为当理论只为资本辩护，当太多的官员们忙于招商引资做出政绩，更不用说其中有些人自己也或明或暗的入股分肥而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时候，劳资关系的失衡和劳工权利的缺失就不可避免了。
2、市场规则与政府职责边界的错位和混乱。
计划经济下政府掌控全部资源分配导致了经济运行效率的低下。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作用。但是，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也是有限度和边界的。在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尤其北欧福利国家，政府分配资源经常要占全部GDP的一半甚至以上，即使是最自由放任的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也经常要占到全部GDP的30%-40%，如果加上非盈利性的慈善、宗教等非市场组织控制的资源，市场分配和非市场分配确实可以平分秋色。西方从理论界到政界、媒体尽管始终有市场是否多管一点或少管一点的争论，但没有人认为市场取向改革彻底了就可以包打天下。所谓现代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市场、非市场各有领域、各司其责的混合经济，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市场是财产权利的交易，因此市场规则要起作用的前提是产权界定要清晰，竞争能够充分。产权界定不清和垄断等外部性存在的地方，市场就很难发挥作用。此外，更重要的是，产权只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当产权的膨胀侵害了人的其它基本权利时，产权就要受限，市场也要让位。比如产权不能以人本身为标的，因此奴隶的市场交易是不行的。再比如安全、健康、基本的受教育权、生存权、投票权等基本的公民权利，都不能受市场交易规则支配。用这个标准一对照，我们马上就能看出，我们迄今的改革，既有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即不足的问题，也有市场化越位即过头的问题，从而在不少领域表现为市场与政府角色与功能的错位。
比如，若干重要的生产资料如资源产品的价格问题。显然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场所。我们却会以影响民生为由，迟迟不愿把决定权交给市场。殊不知影响民生曾经是一盒火柴的价格变动要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理由。解决低收入者的民生问题应当是政府和社会由其它管道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扭曲价格形成机制、造成全社会资源配置失调的理由。在价格变动、投资决策、市场准入的诸多领域，由于政府权力的干预，市场还远未发挥其基础的配置资源作用。
另一方面，如基本的医疗、养老保障，基本的教育乃至廉价住房条件的提供，这是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这些领域是不能也不应随意市场化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方面，由于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廉价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投入，不仅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往往也显著低于可对照的低收入国家的一般水平），公民的基本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相反，各种商业化的收费、内外勾结、公私合营、名校办民校等利用垄断资源的市场化畸形发展。不错，在市场经济中，只要赚钱的来路合法，适应不同消费水平和能力的人们的需要，教育、医疗更不用说住房都可以或应当有商业化运作的空间。但是，这应当与政府提供的公益事业的服务完全分开，而且不能因此挤占和侵害大众享受这些基础服务的资源。同时，即使在这些目前还属于非基础服务的地方，如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中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由于教育在公民权利中的特殊地位和其外部性，仍然需要提供相当大比重的公益服务，帮助那些缺乏经济条件的学生拥有享受这些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而不能把它完全视为取决于学生及其家长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
最后，即使在完全属于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和社会仍然有构筑市场正常运转的产权界定基础和法律法规框架的责任和义务。以股市为例，如果我们像前些年那样，一方面要市场承担帮助国企脱困融资等政策性功能，在市场化的口号下利用流通股、非流通股产权界定的混乱用高达近百倍的市盈率圈钱；另一方面又按西方规范市场的规则整顿市场，要求投资者按愿打愿挨的市场法则承担入市的全部风险，这样就不能不形成对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制度性歧视。股权分置改革，尽管它的方式和路径还未尽人意，但却切切实实是对这种制度缺陷的校正。
应当指出，尽管人们在实践的推移中逐步认识到改革的这些失误和偏差，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可以事前充分预计和提前设计的。实际上，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是对随着发展阶段的更新和改革深化作出的相当具有远见的回应。理论本应是实践的先导。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的窘境显然是与他们在这个转变时期引人注目的滞后乃至固执有关。（未完待续）
华生，1980年代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80年代末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后在剑桥大学任教，1990年代中回国。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现为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孙立平】
底线失守：一种更深刻的危机
前一段，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叫作“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其中“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这则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内；“严禁用公款打麻将”，这是2004年8月陕西省安康市建设局用红头文件里的规定；“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这是海关总署五条禁令里规定的；还有医院规定，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等。
对于这些禁令，人们不乏嘲讽之声。像教师奸污学生、公款赌博、庇护走私、销售假药等，实际上都是不言自明的底线性规则，而现在却需要郑重其事做出规定。
过去，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更多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理解，有人将其称之为道德滑坡，而应对的措施也更多是软弱的道德呼吁。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构成的。一般地说，这样的基础秩序是相当稳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它平时默默地存在，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甚至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政权更替了，制度变迁了，这种基础的秩序也往往依然故我。比如，“不许杀人”的道德律令，体现诚信的信任结构等，在社会变革的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
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正面临威胁。
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发生在公共生活中。有几件事情是应当永远作为教材，来昭示人们，什么叫做底线，什么叫做突破底线的耻辱。
一件是12年前的事情。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组织“专场文艺演出”，中间发生火灾，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官员“先走”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结果796名师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中小学生。
另一件是2004年的事情。12名桑植县矿工在山西省盂县南娄镇大贤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中遇难。按照山西省政府2004年出台的遇难矿工死亡补偿最低标准，煤矿补偿给每位遇难矿工的家属20万元。桑植县五道水镇政府出面为矿工家属协调善后处理，统一领回了这笔补偿金。不料，当家属们向镇政府索要这笔补偿金时，却被强行扣留总计20余万元。其名目是所谓维权费。但实际上，当地政府有文件硬性规定，矿工死亡补偿金是每人20万元，并不存在什么谈判和维权的问题。更让人惊异的是，负责处理该事件的桑植县纪委信访办主任竟表示，几个镇干部在此事中出发点是好的，处理也很积极，只是收费高了。
应当说，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般的渎职犯罪的问题了，在传统社会叫做天理不容，在今天可以叫“突破底线”。
制度是如何失败的？
在一次演讲中，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我们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罪恶活动的本身也是有规则的，即人们常说的“盗亦有道”。正当的社会活动更是如此。在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制度失败是如何发生的？换言之，制度是如何失败的？
对于制度的失败，我们往往将其原因归结为特定制度本身。比如，当反腐败制度不能奏效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要追问，是不是反腐败制度设计存在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当我们的国企效率很低，甚至国有资产不断流失的时候，我们自然要问，是不是国有产权的安排存在问题？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以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为例。人们曾比喻我国国有企业的处境是一根大热天的冰棍，不被人吃掉也要化掉。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论证改制的必要性的。甚至有人激愤地说，这样的企业就是白送给人，也比慢慢流失掉好。上述的比喻大体是不错的，但问题远不是人们对比喻的解释那样简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会成为不吃即化的冰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有企业，有的国家国有企业占的份额还不小呢？即使我们承认国有企业的效率要低于民营企业，但有哪个国家国有企业的处境到了不被吃掉就要化掉的程度？关键的问题就是“大热天”——腐败的大环境的存在。大量事例表明，无论是在国企经营的环节上，还是在转让的环节上，抑或是在郎咸平所说的信托责任的环节上，几乎无不与这个因素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权力的腐败，理论上所有者并不缺位的财产，在实践中成了“无主”的财产；本来可以公平进行的国资转让，变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郎咸平提倡的信托责任问题一到实践中照样走样变形。因此可以说，国企的“失败”当然有产权的因素，但国企在实践中处于如此的“狼狈困境”，绝非仅仅在于国企产权制度本身。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国企存在和运转所处的“大热天”，也恰恰是国企改制所处的“大热天”，正因为如此，国企改革的不规范，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等，就成为一种难以解决的顽症。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也不断对国企进行改革，有时甚至也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但所涉及的也主要是效率问题，而在我国，国企改革却成为一个与亿万人的利益相关的问题。差别的关键，就是国企运行或改革的基础秩序不同。
在改革中，无论是旧体制还是新体制，要正常地运行，都需要有更基础的东西作为前提。举例来说，信任结构就是这种基础秩序之一，新体制要以信任结构为基础，旧体制正常运行时也是离不开信任结构的。可见，信任结构是超越体制的，要比体制更为基础。现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些就是因为这种基础秩序被破坏了。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严峻性，不仅在于新体制本身的无效或缺陷，而是新旧体制共同基础的丧失。这样的危机更具有根本性。
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被赶下台的时候，曾有媒体评论说，腐败之风对于菲律宾社会生活基础的破坏，可能需要这个民族用上百年的时间来支付代价。可以说，腐败对社会生活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对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的侵蚀和毒害，是对于社会生活基础的破坏。
底线失守与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
潜规则的系统化，就是我在分析官煤勾结时提出的“另一种秩序”的形成。在官煤勾结中，官煤政治决非是简单的权钱勾结，而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体制”。对于这样的一种“体制”，内部人有相当高的共识，局外人也不得不无奈地认同，甚至官煤政治的整治者也不得不对之退让三分，所谓官员在指定时间前退股既往不咎的规定，就是这种退让和默认的表现。
这种“另一种秩序”如果失去控制，则会演变为一种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的现象，可以保证强弱双方平等互动的规则不断弱化，强者变得越来越蛮横和霸道。
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特别注意并警惕近年社会暴力现象蔓延的现象。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强者对弱者使用暴力的问题，比如定州事件。据新华社报道，河北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纠纷，遭二三百名男子袭击，导致6名村民死亡、多人受伤。对这样的事情，当然需要在道义上加以谴责，但这种现象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强者一般不太愿意向弱者使用暴力。这是因为，强者在经济、权力、法律甚至话语等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他们完全可以使用合法的手段使弱者屈服。再者，强者是“穿鞋”的，顾忌多，使用非法暴力所要付出的代价要更大。那么，最近几年为何频频出现此类事件？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强者的蛮横与霸道。在一些强者那里，利益受损的弱者不配成为利益谈判的对手，强者不耐烦使用哪怕对自己有利的合法手段，而是直接使用暴力。第二，强者有避害的手段。从几个事件来看，真正的主使者并不出面，事后也有“替罪羊”代为顶罪。第三，使用暴力形成了一种习惯，“暴力拆迁”能够成为一个流行词，表明了拆迁中使用暴力的普遍性。
从这样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深层的失序，即完全不顾规则和合法秩序的强力与暴力的原则，开始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手段。
底线何以频频被突破？
社会生活底线频频被突破，已经构成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严峻挑战。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底线被突破的原因？我们又应当如何来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一种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在过去20多年利益分化的基础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其在行动的层面就是“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实际上，目前许多现象，都与这种结构有关，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无极”与“馒头”之争。
第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丧失。有人感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大的痛苦是很难找到说理的机会。如果你是一个被强行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如果你是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就会知道找到这样一个机会是如何不易。这表明公平和正义的缺失。而道德伦理恰恰是要以公平和正义为支撑的。当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相反，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道德本身是不能单打独斗的。这是我们在重建道德的时候必须要明白和记住的。
第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改革的论证中。在旧体制弊端丛生、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对效率给予特殊的强调无疑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效率有时成了惟一的价值，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价值观：为了效率，什么都是可以牺牲的，被牺牲的公平和正义是不用计算在成本之内的。更学术化一点的表达，就是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在这种短浅的视野之下，许多为维护社会的基础秩序所必需的公平和正义，就被当作“交易成本”节省掉了。结果是，由此造成的基础秩序的解体，要由我们这个社会用极为漫长的时间来偿付代价。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张维迎到底是“主流”还是“异端”？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岑科】
该文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但也有人表示，“普通人的直觉判断有可能比专家学者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更接近于真相”。在一些网站的“网友评论”中，人们对该文的理性逻辑不予置评，而是继续断章取义，恣意谩骂围攻，非理性的狂欢和喧闹被发挥到了极致。
事实上，在这些“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人中，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着意识形态大棒打击他人的人，更多的是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并不十分了解，对当下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的、综合的问题，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我们从来不主张以理性思考“来排斥大众的直觉判断，乃至试图以此限制公众的发言权”。但是，如果我们故意无视历史和学术的内在逻辑，就会进一步走向褊狭和极端。改革固然不是一座神殿，但所谓“直觉”等感官本能却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魔窗，并进而主宰、异化民间话语系统和文化心理结构。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为此，我们将张维迎从当下的争吵中提取出来，还原到历史场景当中。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位“主流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经历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答案。
——编者
地上放着两摞新书：一本名为《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收集了张维迎在1984-1987年发表的经济论文；另一本为《竞争力与企业成长》，主要是张维迎自2002年以来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谈话。两本书一头一尾，正好标注了张维迎二十多年来的思想历程。
张维迎，在今天的公众视线中，似乎只是一个研究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并经常在公开场合为企业家权益鼓与呼的大学教授。但回溯他二十余年的职业生涯，却更像一个反映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历程的特殊符号。
2005年8月，一份发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报告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份报告称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一时间，“房改把人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疯、社保让你明天喝西北风、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的说法应运而生，广泛流传。在此背景下，以市场化改革的是非为争论焦点，伴随着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与批判，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全面的反思。
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改革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从张维迎——这位曾经就职于国家体改委、后留学英国、现担
眼前的张维迎穿着简单，乡音浓重。他的谈话温和而尖锐。他似乎总想在极短的时间内表达最关键的内容，以至于表述常常产生一种跳跃感。幸好，正如他所说，他所有的观点都记载于他曾经出版的那些著作中，读过的人都能了解他的思想历程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但遗憾的是，完整读过他的书的人似乎并不多。
二十三年的思想脉络
“从1982年读研究生算起，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已经有23年。”张维迎说，“我所有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
张维迎出生于1959年。对1959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状况，他没有记忆。但他记得，自己上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也经常为吃饭问题煎熬，“经常饿得眼睛发晕，睡不着觉”。尽管如此，按他的说法，他的家境在农村还算中等——标志是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上一顿肉炒粉或饺子。
张维迎的学习天分很高。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数学考试大多是满分。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张维迎报考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时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进大学后，他循规蹈矩地学习，各科成绩在全班都是数一数二。所以毫不奇怪，他对书本上宣扬的“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率”的逻辑深信不疑。
他对当时“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很不理解，“要实现机械化就一定要有大规模生产，把田分了，怎么搞大规模生产呢？”当时，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民瓜分集体资产，有的地方一台拖拉机都被分成零部件被个人拿走了。“但想不到，几年以后，农民富裕起来，开始买自己的拖拉机。”
1981年，张维迎大学毕业，因为害怕按当时的政策被分回老家，就报考了本系的研究生。这是张维迎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1982年，他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年会，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学术视野大大提升。更重要的是，因为就读研究生，可以自由阅读现代经济学著作，使他的思想开始沿着经济学的逻辑独立成长。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而价格是经济运行最显著的信号。1983年，在系统学习了价格理论之后，张维迎对当时的计划价格体制产生了怀疑。
1983年正值中国的农村改革结出前所未有的硕果——中国首次出现粮食过剩。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放权让利，试点实行利润留成的承包制——这实际上是农村改革的翻版。
但人们很快发现，企业有了自主权和利润的激励之后，市场需求与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立即显现出来，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供求失调、价格剧变等乱象。一时间，“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价格不合理”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实际上是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双轨制”提出以后，张维迎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1984年12月，张维迎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他在体改委工作了六年，期间，按照工作需要，他做过外汇、宏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研究，但他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家问题。
“价格不是自己形成的，它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活动。”在探讨价格改革的同时，张维迎自然想到了企业家的重要性。大师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他影响至深：“正是企业家把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经济增长。”1984年，张维迎接受了这样的观点。1985年，他与中央党校的盛斌合作完成了《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
在那时，张维迎很清楚，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根本特征是创新和冒险，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由国家拥有，企业领导没有动力去做创新和冒险，也不用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只是按上级指示完成任务的官僚经理。
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价格和“商品经济”。但企业家从何而来？
1987年10月，张维迎被体改委派往牛津大学进修，在学术上大开眼界。但他“越学越觉得自己的理论功底不够”。1988年底，进修期满，张维迎想重返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但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使他的出国计划出现了波折。1990年夏，张维迎把工作关系转出体改委，经朋友帮忙，办完出国手续，于9月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
“我是带着中国的问题到牛津求学的。”张维迎说。正是出于对企业家和所有制关系的关注，他把学习的目标集中在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并于1994年通过了这一论题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的中文译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于1995年出版。
在这本书中，张维迎试图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其背后的含义是：当一个社会中不存在个人财产所有制的时候，就失去了判别企业家才能的标准。于是，大量一无所有的庸人和同样一无所有的能人混杂在一起竞争企业领导职位。结果，企业领导者的平均经营能力不超过社会总人口的平均经营能力。——那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这是牛津求学给张维迎的启示。1994年8月，张维迎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后转到光华管理学院），开始运用他发展的企业理论对中国企业改革进行全方位的剖析与研究。
1994至1999年间，张维迎发表了大量关于企业改革的论文。他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在选择经营者和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所以，国有企业的惟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1999年出版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
“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基本上不再谈论企业改革问题。”张维迎说。一方面，1999年2月，他被任命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一副院长，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另一方面，他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该说的和能说的都已经完全说清楚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此以后，张维迎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按照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会自然消亡。所以张维迎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他还指出，在建立市场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这些观点集中在2001年出版的《产权、政府和信誉》中。
最近三年，站在商学院教授的角度，张维迎对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战略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他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归结为“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竞争优势，并指出这种优势来源于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互补性知识与能力的积累。他还对企业的价值分享、职业化管理、国际化道路等问题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但他强调，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一定会被淘汰。”
“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
回顾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张维迎有很多感触。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称谓，他觉得很有讽刺性。“像我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说话写文章都要非常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
的确，如果认真考查张维迎的思想历程，可以发现，他的大部分观点，刚提出来的时候在学术界都处于少数地位；而相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更是可以用“异端”来形容。
1983年，在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媒体文章《为“钱”正名》。其中提到，“钱是社会的‘奖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有贡献。”文章见报后，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说：“维迎啊，党把我们培养大，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当时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篇文章成为全国范围的批判对象。
1984年4月，张维迎提出价格“双轨制”，主张建立市场价格体系。他的导师担心，他能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当时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信奉社会主义经济的价格必须由国家制定，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而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直到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被视为改革的突破性标志的会议公告中，也只不过明确我国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6年，随着企业承包制在全国的推行，越来越多的企业短期化行为出现，使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企业家的重要性。他们都认为，造就企业家队伍对保证改革成功和新体制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但对于如何造就企业家队伍，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并不重要；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写下了两万多字的长文《企业家与所有制》。这篇文章原定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一期发表。但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在清样已经排好的情况下，编辑被迫把文章的第二部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删除。这部分内容直到1999年才公开发表。
改革的现实远远滞后于张维迎的期望。1988年前后，企业承包制在中国的推广达到高潮。1988年2月，国务院公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为企业改革定下了基调。
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对企业改革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提出用“国家股份制”解决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以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有人建议用“资产经营责任制”解决企业行为的短期化问题；还有人提出通过职工自治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但在张维迎看来，这些建议都在回避核心的所有制问题，是肤浅和无用的。他苦于找不到一种有力的理论对这些观点予以辩驳，所以才导致他1990年到牛津大学去求解“资本雇佣劳动”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定为“抓大放小”，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此后，国有企业的承包制逐渐被公司化改造所代替。人们看到，一些国有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大部分国有企业建立起董事会、总经理等公司化组织形式。
对这些变化，张维迎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你不能用在马背上画白道的方法制造出斑马”，即，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股份公司形式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出路的。不过这时候，张维迎已经意识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已不再（甚至从来没有）取决于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的看法，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现实中的对比发展。
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对此，张维迎评价，“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但他同时也很担忧，“如果说要在国有体制下摆脱困境，我能想到的惟一出路是回到国家垄断。”从那以后，正如张维迎所料，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越来越严重，而他对政府管制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
“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张维迎说。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政府当然希望自己的企业盈利而不是亏损，因此，它很容易有意无意地利用社会管理者的权力，为自己下属的企业谋求垄断地位和利润。这就是出现政府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0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张维迎更明确地指出，当前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某些政府部门可以随意地制定法律法规。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这些部门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规范市场秩序”的旗号。但仔细分析，大多数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为了增加这些部门的寻租机会。他说，“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败现象至少减少50%。”
对于如何减少经济中的寻租活动，张维迎2004年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直指政府体制改革和独立司法制度。他说：“如果政府体制不改革，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2005年3月，在北京某经济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张维迎呼吁，中国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澄清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他认为，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这些观念如果不能在社会中形成共识的话，好多其他的讨论都难以进行。”
“改革是不可设计的”
仔细分析张维迎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到：他对改革规律的总结，往往能得到事实的验证；他的学术专著，在经济学界被引用的次数遥遥领先；但他对改革方向的倡议，却很少真正得到采纳。
一般认为，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是张维迎最先提出和系统论证的。但他自己很清楚，“双轨制”并不是一种改革方案或建议，而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实际上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地方分权自发产生的。”当时，由于企业自主权扩大，有了追求利润的目标，就必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结果产品的供求和价格偏离原来的国家计划，这就产生了双轨价格。
最初，政府并不承认市场价格，禁止企业按照市场价格交易。但计划价格是一个缺乏市场基础的“死数”，按计划价格运作的企业不可能长期生存。所以追求自利的市场主体纷纷想办法避开计划价格的管制。例如当时，地方政府就发明了一种“串换式”交易制度来避开管制。“到了1983年，虽然官方没有废除计划价格，但是大多数机械工业产品实际上已经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了”。随着时间推移，计划价格逐渐在经济中消失。
张维迎对价格改革的核心观点是：企业自主权与固定价格体系不相容，只要不废除计划价格管理体制，价格就不可能合理。因此，“价格改革的着眼点应该是放开价格管制，而不是价格调整”。这样的观点，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政府经济部门的认可（或者说曾经被认可，现在又被抛弃）。人们可以看到，最近两三年，发改委的官员们又在为调整煤、电、油、气等商品的价格忙个不停。
同样，在企业改革问题上，张维迎的设想也从未得到实施。按他的观点，国有企业与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价格体系是不相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分解到个人。从1986年起，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已经有20年。其间，无论是承包制还是国家股份制，都不是他设想的企业改革。而且直到今天，国资委对企业的管理依然停留在他论证过的“马背上画白道道”的阶段，例如停止股权转让，而去建立董事会、全球招聘总经理，等等。
不仅如此，相对于张维迎的主张，很多经济政策现象正朝改革的反方向变动。例如，张维迎一直主张要消除行政垄断，但2006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对《反垄断法》草案进行了一次改动，“反行政垄断”专章被整体删除。再如，张维迎一直强调保护产权对建立市场信誉的作用，但2005年底，“陕北民营油田案”的维权人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送上法庭……
这些现象表明，经济学家的观点对改革进程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浪潮。张维迎的研究表明，这是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所致。而地区竞争的源头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实施的财政包干制。其中的逻辑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各地政府要促进本地企业扩大其产品市场份额；为了激励企业领导，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股权；产品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地方政府的股权让渡得越多。“这就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
通过这些研究和观察，张维迎对中国经济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张精心策划的蓝图”。无论是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还是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告终的改革措施，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
其中的原因是：社会中每个人时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以及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接下来，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与前景，就能得出更加清醒的认识。在当前，很多人抱怨“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差距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化。同样，当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当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权力干预市场、市场规则被破坏的反应时，他们并没有解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会出现逆转。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张维迎说。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改革的时候，并不是想建立市场经济。相反，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这里的关键是，当时的计划经济已经维持不下去。所谓改革，就是借鉴农村的经验，在企业和地方政府中推行承包制。
后来，正如人们所见，企业的承包制并未挽救国有企业，但地方政府的财政包干制却刺激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促成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从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到了1990年代，当张维迎宣称“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时，他没有想到，民营化本身造就了民营化的障碍。其背后的原因是：当民营化带来经济高速增长时，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又重新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事实上，过去发生的民营化并不是因为政府想要民营化，也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信奉民营化，而是因为国有企业本身难以维持，成为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一旦国有企业由政府的包袱变成巨大的利润来源的时候，民营化的动力就变成了维持垄断的动力。而且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的财力和在经济中寻租的机会也在增加，在政府权力缺乏足够的监督与约束的情况下，出现更多的腐败与破坏市场规则的现象不足为奇。这大概就是过去几年“市场化改革”带来众多社会与经济问题的真正原因。
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会如何？2001年的时候，张维迎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走向何处已经不完全由自己决定。“竞争是改革的动力，它会使中国主动或被动地走入正确的轨道”。2003年的时候，他说，改革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在多年前被小平同志推倒，“改革一定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下去。”
此时此刻，他对改革依然抱有信心。他认为改革不会出现大的倒退，“但走下去也不容易”。障碍在于有的政府部门始终想维护自己的权力。他所担心的是，某些社会舆论会被这些既得利益阶层利用。他非常期盼，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帮助大众形成一些理性的思考。“不要光想我们希望什么，而要想我们能做到什么。”张维迎语气平缓，但反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