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中国传统的道在器中的解释方式一样，柳的理论并不是理论本身，而只是提供了进入柳传志丰富精神世界的一个线索；柳的话也并不是柳本身，而只是提供了理解柳的一个途径。
柳传志的话不要听
宣兴章/文
为什么中国企业界的三面红旗——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都是军人出身？柳传志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很认真地问：“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你们采访过他俩了吗？”得到否定回答后他说：“改天我要找他们谈一谈。”
融科中心10层1001号——柳的办公室，整洁利落，桌上的文件摆放得一丝不苟。除了几个青铜盘子，房里几乎一切陈设都是方方正正。59岁的柳传志依然身材挺拔，满头黑发，满面笑容，言谈举止温和中裹夹着威严之气——早年军队生活的烙痕依稀隐浮。
在柳59年的经历中有三个长段引人注目：缔造联想的19年;在中科院的13年；再就是5年的军校生涯。在网上3万多篇关于柳传志的文章中，绝大多数是涉及前两个阶段的，详写柳军校生涯的文章几乎没有。但实际上，柳自己承认是军营塑造了他，塑造了这位联想的缔造者。 他对HTE说：“企业成功跟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这一定的关系之中呢，跟我在军队里面养成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 1961年，17岁的柳传志被保送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一直到1966年，5年时间，那时正处于人生最可塑阶段的当今中国企业界 “教父”级人物，在接受军营无情的锻造与锤炼。 30年之后，联想开一二百人以上的会必唱《联想之歌》。联想的新员工要集中到郊外的宾馆、学校、野地，接受创业元老的“创业史”教育，喊口号，做早操；由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声色俱厉地讲纪律（特别是“联想天条”）、讲理想。据说，柳传志无论多忙，给联想新人上课，从不缺席。 有人说，联想是准军事化组织。对此，柳传志并不否认。
柳传志做企业文化的智源
联想19年，无数次大进大出，但有一单生意让柳传志极为难忘。80年代，联想刚刚代理IBM电脑时，柳费劲口舌说服国家体委买了9台电脑，但那时，体委的外汇统一掌管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手中，要真正卖出这些电脑必经这个单位同意。柳传志来到进出口公司，负责此事的一位大专刚毕业的小陈从来没听过有单位要自己来选择机种的事情，大怒：“你是谁呀？你到底代表外商还是代表你们吧?”柳赶紧回答说代表外商。那人立刻指着门：“外商出去，不能在这楼呆着，你给我出去。” 僵局到这份上，但柳不服输，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熟人，他是那个小陈的同学。不到三天，生意做成了。
多年以后，柳想起此事还万分感慨：“被人轰出去那是什么感觉，我四十岁的一个技术人员被人给轰出去了。但这事我还真做成了。在当时就是一心想做，要给公司其他人做出样子，用这种事互相激励。” 这就是后来联想的“把百分之五的希望变成百分之百的现实”的一个前因。 企业文化——默契、共识是通过个体之间的逐渐相互感染而达到的，柳的军队经历使他深深明白这一点。他说：“我一入伍，就要‘忆苦思甜’，要明确为谁来当兵为谁来打仗。当时连续三天，停止一切活动，要共同回忆家里面的历史，回忆旧社会的迫害，有时大家简直泣不成声。我在看解放战争历史的时候，看到在东北，打仗前要进行‘两忆三查’，就是要把分房分地办得好的战士的家乡情况告诉大家，激发战士对敌人的痛恨。现在我讲，企业为什么第一就是要让士兵爱打仗，确实是因为这种氛围一旦造出来就非常厉害，对提高企业执行力有极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故事，40年过去了柳传志还记得清清楚楚。柳的班主任曾对柳说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辽沈战役中，班主任所在的部队，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团，有一次到黄永胜的总队里去配合作战。黄永胜跟该团团长约定好占领某制高点的时间。达到目标时，全军发动总攻。 团长坚决保证完成任务，但真打起来时，就怎么也拿不下来，眼看时间快到了，再不行的话要影响总攻了。黄永胜说：“去你妈的！”就把团长给撤了，把自己的精锐给换上，上去就打下来了。 “就是根本不顾人死，一个个往上涌，就是那种劲头。打下来后我的班主任感到这支部队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部队的这种精神不得了，很吓人，达到目标不顾一切，让开枪的人都手哆嗦。”柳说，“这个精神在我心灵深处埋下了种子。” “联想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情况，没法退，只有死攻，一定要不顾一切地把这件事情做完。 1992年，联想刚开始做自己的机器，结果质量不好，那时我在香港，听到后很着急。回到北京后考察了具体情况，认识到症结在哪儿，然后开了全体人员的会。就说，如果质量问题解决不了，我就下台。我下台之前，相关人员一定要大砍一批。就这样，当年机器质量就上去了，一环一环牵扯不清问题都解决了。” “但这种事不能多了。你老来不行，你一定得研究透了，到底行不行。当时我们学林彪打仗的战术原则有一个说法是——四快一慢，四快记不清了，一慢就是发动总攻的时间要慢，要有充分的准备。因为上去就不能退，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做企业没想清楚别动，想清楚以前要试探，要踩实了。”
联想强大的执行能力来自何处？
有一个联想的员工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一次，这位员工说,柳总有魄力,说话决断。柳传志很紧张，“我在做这么一个公司，性格不能那么火爆了。”于是柳传志下狠心改，“现在除了我老婆，没人说我脾气坏了。” 柳传志说到做到，这点在业界很出名，很可怕。 柳传志学打高尔夫球，教练怕学员半途而废，开始要花一个小时培养兴趣，柳跟教练说：“不用培养兴趣了，我是非打不可，我既然已经说了，就一定要学会。”
“联想天条”规定员工不得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屡次劝说还不改的一定要处分。这种事大多数公司只是说一说，但联想是真做。“类似于军法处置”，柳透露，如果违反了党纪国法，就往法庭里送，联想已向监狱送人6个以上。 柳曾经神情激越地对媒体说：“企业做什么事，就怕含含糊糊，制度定了却不严格执行，最害人！” 联想著名的开会迟到罚站制度，10多年来，无一人例外。柳自己也被罚过，被罚过三次。联想规定，如果迟到不请假就一定要罚站。但有时没法请假，有一次，柳被关在电梯里面，那时没有手机，叫天不应，只好认罚。
90年代初，刚定这个规矩时，第一次被罚站的这个人，是柳的一个老领导，原计算所科技处的一个老处长。柳传志说：“罚他站的时候，你想他站了一身汗，我在这儿坐着一身汗，后来我跟他说，老吴今天晚上我到你们家去，给你站一分钟。今天，你非得在这儿站一分钟不可，当时真的是很尴尬，但是也就这么硬做下来了。” 联想发展到今天有一万名员工，而且每年会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社会上的人招聘进来。罚站，在中国目前这种环境下，谁也不会把这种话特别当话。有多少公司学过，但有几个公司能真正始终如一地执行？但柳认真执行了，这变成了联想的一种风格。联想成了一个特别突出要说到做到的公司。联想的每年预算都能基本完成，因为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很清楚：在联想不太提倡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再努力去够一下。定预算的时候要把最坏的情况考虑清楚。
柳说：“这一点实际是在部队里面学的。军队的执行能力，融化在我的血液中。当时我在科学院的时候，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特别喜欢完不成任务以后，强调当时遇到的困难。军队不讲这个，军队只讲功劳，不讲苦劳。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要把最坏的情况想清楚，这样才可能达到总目标。”
柳传志的话不要听，要做
2002年8月，柳传志作为46年来第一个受到邀请的亚洲企业家在美国管理科学院(AOM)论坛上做演讲。回来后，有记者问他说了什么，柳回答说，讲了联想是怎么控制成本的；怎么样开发产品技术的；第三个，讲联想是怎么样扩大市场能力的。 记者说，这些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似乎每一个企业都可以做到。 是的，柳的理论似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柳更多的是一个实践家而不是一个理论家，实践家的理论与理论家的理论迥然不同。柳曾说过“谋与行”、“鸡与蛋”、“船、桥、河”、“南坡与北坡”、“1和
1987年前后，柳到深圳办事情经常跟深圳出租汽车司机吵架。“深圳的司机有点儿欺负说北方话的人，经常跟我们多要钱，于是不干了，跟他们拉开脸就吵架。” 但是，柳又有另一面，他与倪光南合作，十年没对倪说过一个“不”字。联想每来一位公关部经理，柳对他说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多宣传倪光南。柳传志也经常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保守的人，在谈到为什么离开联想电脑帅位时他说：“我要迈10多步，踏实了，才敢往前跑；而杨元庆、郭为他们可能踏一、两步就已经大步跑开了。” 在柳身上，有两点比较明显，一个就是做事的那种执着的态度，还有就是为人处事的那种中庸的做法。猴气与虎气，执其两端，柳越来越能把握何时处在何种度上。
59岁，退居二线的柳传志依然很忙，他刚从香港回来，一个会接一个会。但实际上，柳的角色仍然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柳有更多的时间与媒体交谈，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并乐于向企业界推荐这些书，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一些论坛，向心怀景仰的人们布施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即便是VC也非常契合柳教父般的身份。前人的教训足够深刻了，进退，这个无数英雄豪杰栽跟头的两个字，柳一定领悟颇深。 在融科中心10层柳的办公室里，可以俯瞰整个中关村，可以俯瞰柳当年艰苦创业的地方。当初与柳差不多同时起步的人们绝大多数已在公众的视野里消灭了踪迹，柳可能会比记者更经常地想到这一点。一个柳传志已经完成了自己，而另一个柳传志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