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巩献田老师上书人大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原本不准备说三道四的。毕竟：作为一个学者，他有权力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作为一个公民，他也有权力表达自己的意见。记得伏尔泰曾经说过：“我可以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我们起码应该有这样一种共识，一种源于理性的认知。虽然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是我还是尊重他的发言。
不过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副主任王胜明等4人约见巩献田之后，物权法草案偏离了预定的立法轨道，没有在去年12月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如期接受“五审”，也未被列入今年3月全国人大的审议议程。一个人阻挡住了一部法律的正常通过，正所谓“力拔山兮盖世”，这个事情慢慢变的复杂起来。
个人的言说已经影响到了法律的出台，自然也影响到了我作为一个公民的相关合法权力，我不得不说了。虽然我知道巩老师也未必不是好人，但是我还是要剥掉他的皮。他的皮实际上是无不足道的，但是这个皮包裹的东西确是不可麻痹大意的。
据说巩老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Fans，他甚至要求博士生做了一项研究，统计分析改革开放到2005年某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引用马克思主义(包括马、恩、列、斯、毛、邓)著作的情况。他在北大是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人，他自己也告诉记者，2000年前后他的法理课程差点被取消，在他力争之下才保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很不得意的人，一个不像周叶中先生那样踌躇满志的一个人，在剥皮之前我还真有些犹豫。
一个人真的可以改变法律制订的进程么？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毕竟巩老师也不过是一个文弱书生。如果一个人真的有这么大能量，那么我们的言论自由、民主进程或者都可以借助他的贵口一蹴而就。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我的剥皮行动：
一、 作为无知者的巩献田
前年，巩献田曾针对郎顾之争带头联名向中央上书，直言国企改革违宪、国有股流通改革违法。后来顾雏军被抓进了大牢，当然由于大家都在关注着那些主角们，所以这个对此件事情颇有建树的人不免受到了冷落。倒是此次上书事件使得先生爆得大名，据说北大法学院有学子高呼：巩老师带领北大法学重新走到了时代发展的前沿云云。
让我们看看巩教授的杰出观点：（物权法草案）废除了宪法和民法通则中调整财产关系的最核心条款“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质上妄图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而代之，这是违宪的行为。这真是难能可贵的观点，我都为之拍案叫绝了。可以想见：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我们的市场法治观念的普及是如何的失败。我们应该知道：在商品流通领域，国家财产、个人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也就意味着政府作为民事行为主体和普通老百姓的权力应该得到同等尊重。马克思也说过，商品交换是天生的平等派，只有对所有财产平等保护，商品交换才能进行，市场经济才得以建立。这也是磨房主可以把德国皇帝送上法庭的原因。但是先生丝毫没有这样认为。
如果不是巩先生的无知，那么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常识宣讲的不够。否则堂堂北大教授不可能说出这样缺乏法律常识的话来。在一个社会普遍诉求私有财产应该得到保护的时候，在很多房子被强行拆迁的个人哭天喊地的时候，在普通百姓的银行存款动辄被济之于国企普通百姓的股票动辄被套牢的时候，巩先生真可谓有“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
进而巩献田老师认为“穷人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这个问题也是很让人疑惑的，巩先生的答案无非两种：第一种答案是根本不必保护富人，富人的钱是不干净的，我们可以随便仇富甚至杀富。依照这个逻辑，贫困的农民兄弟完全可以再来一次吃大户。因为在他们眼里城市里面有房产应该就是富人了，因为他们奋斗一辈子未必能够在城市里面获得一个阁子间；在他们眼里，这些官老爷们也该放放血，因为他们毕竟比农民要舒服的多。在他们眼里，宝马别墅都该砸坏，大家都骑着自行车上班就满好，我们的打狗棍是要保护的，你们的宝马别墅就不必了，谁让你们富裕呢？如果巩老师是这种意思，我举双手赞成，我马上去到任志强那里威胁他给我一套房子，然后到任正飞那里要挟他给我100万块钱，甚至到巩老师家里把他的新房也分一半，我穷嘛——这是很充分的理由。
第二个答案就是：富人的宝马别墅自然要保护，至于穷人的打狗棍则不必保护。因为就是一根破棍子嘛，比如要求拆迁，巩老师赶紧相应号召把自己家具搬出去，你的首付22万的房子对于有些富豪来说就是“打狗棍”。至于城市下岗工人那个破窝棚就不要再赖着不搬了，你们的打狗棍根本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不过看巩先生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打狗棍还是希望国家保护的呀。
当然这是惟一可能的两种答案，同样的荒谬，这就是北大教授巩献田同志的逻辑。
实际上，如果他单纯这样讲，估计也就是一个过街老鼠，遭到人人喊打的待遇。但是他牵扯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一牵扯进去，问题马上复杂化了。大家都知道，国有资产确实一直在流失，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而且民众的情绪早已经集中在这里，国内的经济学家凡是对这个问题发表正当看法的，莫不遭到网上谩骂，甚至演变成了对经济学家的整体质疑。其实在我国这种体制建构下，国有资产不流失才是奇迹。那么迟滞一部物权法的通过，中国国有资产流失就能够避免？那么法律规定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可以避免，巩老师未免天真。我们都知道，保护国有资产不是轻慢私产的理由，私有产权业亦非当下贫富分化的根源。既然国有资产流失不可避免，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自己的私人财产？
对巩老师观点的分析，我们先剥掉他一层表皮。
二、巩献田现象背后是什么
那么巩献田老师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能够阻止一部已经研究了十年的法律的进程，我看未必。这可能反映了政府或者权力机关的某种顾虑。
恕我直言，物权法保护的应该是我们普通民众，以用来对抗政府的强势。所以巩老师的文章一呈上，这个草案就的运行就自动停止了下来。一部启动了十年的草案，一部从沈家本时代就企盼的法律，因为一个人的一封信就这样停滞了下来。
如果巩老师提出的是这个法案不够先进或者不够民本，那么我们是需要好好审视并努力修改的。就像孙立平教授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策在执行和制订过程中都遭到了扭曲。但是巩献田的上书显然不是源于这个理由。那么为什么一封这样的信，这样一封带有偏见和无知的信，这样一封无足重轻的信居然受到了如此高度的重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副主任王胜明等4人约见巩献田，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然后在去年的十月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今天表示，物权法是重要的基本法律，关系民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归纳几次审议和社会反映的意见，在草案三个问题上还要深入研究：“一是，物权法如何准确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宪法规定的“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二是，如何加大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力度，切实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三是，如何全面准确反映中共的农村基本政策，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这岂非历史之怪现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国有资产要求得到特殊保护的背后是不可言说的动机。表面上来看，大家的财产不能被少数人剥夺，不能以私害公；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国有资产必须特殊对待，国有资产可以以公害私。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国有资产可以伤害到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在国有资产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此而已。
这样一来，我们的市场经济又哪里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有垄断伤害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中石化去年盈利不知几百个亿，但是又从国家那里获得了上百个亿的补助。这些没有效率的垄断组织占有破坏的其实是社会的正义资源，还大大损害了政府向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当专家学者呼吁国家应该给百姓以教育、医疗、养老的公共产品的时候，国家总是哭穷。国家是真的穷困么？其实不是的，而是国家根本没有一种责任意识。在西方国家，他们的政府早就认识到，政府拥有权力的理由就是政府必须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否则政府不应该拥有权力。比如美国，如果不能给大众提供优良的安全或者社会保障等，政府不能提高纳税人的税收，可是我们的中央政府从1994年以后把70％以上的财政收入收归中央，但是推为基层百姓做了什么。据我所知，我们的银行呆坏帐，我们国有企业的巨额补助耗费了大量的钱财，那么这样的国企有必要特殊保护么。
巩献田现象的背后无非是政府的强硬，这或许是巩献田现象的一层政治之皮吧。
三、透过巩献田事件看到的
这次巩献田现象照例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两派阵营泾渭分明。其实巩献田不过是一个小卒子，他无形中成为了民众发泄情绪的一个渠道罢了。
我们很早就发现，现在政府官员、现在的知识精英以及现在的普通民众之间都存在着深深的隔膜。政府官员、知识精英有了什么丑闻，在网上照例会得到最多的抨击和讽刺，而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的矛盾更是与生俱来的，政府不希望这些家伙指手画脚，精英也是指责政府过于专制独裁，至于政府官员对于民众更是极其不信任：这是一个断层越来越明显的社会。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加之言论不够自由，这个断层有加大的趋势。
这次巩献田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延期通过的问题，而是政府和民众在民主自由层面上的一个博弈。至于巩老师的立场实在是无足重轻的，但是这个事情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比较严峻的：
一个北大的法学教授，居然认为在商品流通领域，国有财产比个人财产更为重要。这是我们国家法治常识不足的表现，对这个常识的反对，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艰难；
网络上泾渭分明的两派阵营，表现了民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不理性不客观的声音，或者他们根本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加入了混战，很多民族主义的声音甚至民萃的声音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这个事件中，政府职能当然也可以说是权力机关表现差强人意，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和深入考虑就停止了法律的进程，甚至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这也难怪张曙光等教授认为这是部门或者地区利益作祟的结果，已经或者正在出现一个权贵阶层；
这个事件中，几乎80％以上的农民照例没有发言，或者也可以说根本没有他们发言的平台；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一些遗老遗少们渴望回到过去那个清教徒一样的年代；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改革的一些基本共识，我们改革究竟要的是什么东东？
通过这个事件，我们看到我们改革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就像在刚刚结束的清华大学《“十一五”起步：面对改革新形势》研讨会上，与会的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表达了一个共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能否继续前进并获得成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领域问题，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制约作用表现的越来越突出和明显。
剥掉了巩献田的几层皮后，我们才发现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也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乐观，我们依旧要继续付出惨淡的辛劳和不断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