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的这个举动尽管只能从象征意义上去理解，但它的发生也绝非偶然，而是和政策的方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春节前夕，温总理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主持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个意见中谈到：“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的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媒体称这是中央政府迄今位置对农民工社会地位和作用所作的最高评价。更进一步的是，中央还专门就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单独出台《意见》是一个空前的举动。

       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明确地反映着社会的变化和民众的期待，好象就从这个狗年开始，烦扰中国城市化进程多年、并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农民工问题，开始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动作的幅度也开始呈现越来越大的转状态，决策者们开是从推动中国社会改革总体进程的大视野思考问题，并不断尝试着更有现实意义的政策举措。

       农民工进入城市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出力是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工问题是经济社会转型国家的众多阶段性社会矛盾中的一个。根据最新的数据，全中国第二、第三产业总共3.6亿劳动人口中，农民工就占到了2.6亿余。这已经足以体现农民工群体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力量一旦消失，劳力输入地、劳力输出地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将陷入难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农民工们遇到的一大串急需解决的劳动收入、公正对待、子女教育、劳动保险等问题，危害的不单单是民工们的切身利益，更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

       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限于有利调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所谓“纯业务问题”，而且更属于一个加强执政党员执政基础的严肃和迫切的挑战性的问题。这些年来，国家在户籍、土地转让、民工收入等多个方面以有利于农民工境域改善为方向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但从社会基本面观察，国家现行体制已经民众的观念还没有作好为赋予农民工平等公正的产业工人地位的全面和充分的准备。

       农民工产业工人身份被确认与否以及其自身权利保障得到落实，当是考量一个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相对而言，农民工集聚数量比较往沿海地区集中，地方政府也开始试着为农民工建立最低工资、医疗和养老保险、子女上学等各方面制度的保障。比如上海已经有200万农民工参加了 “外来人员综合保险”，江苏则决定分批的推行农民工的“五险”，其中无锡市九成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到正规的教育质量较高的公办学校读书，等等。可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从整个制度变革的进程和创新的层面来看，眼下各地开展的这些措施还只是零散的不成片的局面。在《意见》颁布施行的这一刻，我们可以坚信，中央政府将尽快制定完善的“路线图计划”，最终必定能赋予农民工产业工人地位提供具体详实的操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