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力执法看人文精神的失落

      当下，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而笔者认为，众多暴力执法事件的发生无不折射着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失落，社会也在为这些人文精神的失落付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这些事件的频频发生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和谐社会，让每个人都能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讲道德与守秩序的良好氛围中，使人的权利得够到最大限度的尊重。

      人文精神是什么？我们从什么时候起遗失了它？

      文化学者余秋雨说：“人文精神应该是一种以人性、人道、人权为核心的，对他人的关爱和对时空的关注，并且把这种关爱和关注都变成一种文化。” 周国平说，人文精神就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就是强调人的尊严。这实际上也就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余秋雨讲了一个故事，说单位传达室的一位老人已经六十多岁。这位老人没什么文化，但大家都记得他，每天早上来学校第一个看到的是他的笑脸，下班回家最后一个看到的也是他的笑脸。传达室有个锅炉，无论教授讲师，所有人到他那里，他都会一样微笑着请他们坐，请他们喝水。一个平凡的六十多岁的老人，却由此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尊重。

      余秋雨当院长后，曾对所有像这位老人一样的工人和老师表示过感谢。他说：“这种关爱一切人的没有任何偏见的心，这种看似平常的行为，一个小小的关爱之举，却总能让人们获得一种无形的动力。给我们活下去的一种动力，一股暖流。” 他认为，这就是我们心中蕴藏着的人文精神，它和一个人知识结构没有多大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有时候，再多的知识也垒不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存在于人的善良天性中，表现为一种包容、理解、信赖与尊重。

      而在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失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教育的缺失。
  
      1215年6月15日，当英国贵族胁迫英王约翰签署《自由大宪章》，在世界法律史上产生第一部宪法的雏形，《自由大宪章》把国王置于法律的权威的之下，就连上帝和国王也不能超越法律的权威，一切权力都法律赋予的，国王也被要求要依法治国。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正是封建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时候，朱元彰废除中国长期以来的宰相制度，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于一身，使皇帝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性格的扭曲使他任意屠杀，大兴文字狱，以至于百官在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挥手诀别，到晚上回到家时才算是又活过一回，把中国变成为一个恐怖的人间地狱。历朝历代的所谓法律也成为皇帝手中统治人民的一张牌，“朕即是法”，官与民之间的距离越发遥远，而通过奴化教育，把人民变成为对皇权唯唯诺诺的奴才，官与民之间树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壑。人民仅有的一点权利意识也被浸蚀消融，更不用说理解与尊重，关怀与怜爱。儒家文化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也成为愚弄老百姓的一块遮羞布。

    就在西方国家沿着科学民主法治的方向前进时，中国却仍然在“酱缸文化”（柏杨语）的泥潭中挣扎。从此，中国和西方就朝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发展。当我们打出科学民主的旗帜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时，比起西方，已经晚了几个世纪。酱缸文化的烙印深深的印在了国人的心中，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清除得去的。至今，通过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和生活传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作为行政执法人的政府官员更是如此。

      而人文精神的教育在近百年来更是出了问题的。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近几十年来都是如此。我们言必谈西方，思想行为都向他们靠近，市场经济的魔杖把我们的教育引向了更大的误区，教育的急功近利更是罪魁祸首。而把我们固有的“仁、义、礼、智、信”忘记得一干二净，把“严与律已，宽厚待人”记得干干净净。我们提倡依法治国，却僵化的理解法律、机械的执行法律，而忘记了法律的精神和价值。在加上过多的政治运动彻底动摇了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让良知在迷惑不解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在此我想到了近代学者王国维之死。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政治风云突变的年份。对于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来说，这一年同样也不寻常，因为正处于壮年的王国维将他生命历程的终点定格在了这一年的风风雨雨中。 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悄然离去。在叙述自杀理由的仅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一句，另外几行字，也只是死后安葬及家事安排等寥寥数语而已，其具体死因则只字未提。王国维之死，因此成千古之谜。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他的死因，也让当时的学者们对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我倒是赞成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说是王国维先生是因传统文化而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一种趋势，但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他也只有一死，才能解除他心中的迷茫。而在我看来，王国维倒不是为传统文化而死，而是对当时军阀割据、长年混战、社会腐败、民不聊生、道德沦丧的中国文明看不到希望，而社会上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使他迷茫。因此，他只有一死，才能让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获得安宁，也许除此之外他别无其他选择。

      同样，“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就教育，”而在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教育成了一片空白。教育成了一部分人谋利的工具，教育的目的变得非常功利，把技术技能的教育放在第一位，教育开始以“市场为导向”，专业的设置，学科的安排，无不以实用为目标，而恰恰忽略甚至是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对学生道德品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教育，人性中善良的一部分慢慢被现实的风雨教化得麻木，使得人心变得浮躁，利益成了一切行为的风向标。教育家孔子在两千多年就提出，对人的教育中，道德品质的教育是首要的，有了高尚的道德品质，学习文化知识才会对社会有用。他说，“不学礼，何以立？不学诗，何以言？”良好的道德素养，是我们立身处世的基本要求。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是善良的，至于后来变得高尚或邪恶也是后天教育引导的结果。就连一生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英国人亚当·斯密也认为,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即使是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话不多说，就此打住。总之，在人文精神失落的氛围中教育出来的人，走进各行各业，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经济的主力军，而当这样的一些人到了政府部门，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也许这就是这个时代为教育失误不得不承受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