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廉政”的名义发钱就名正言顺了？
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实施公务员“廉政保证金”制度的新闻多见报道，而且这一制度已逐渐被许多地方所采用。日前，为确保法官队伍的公正廉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实行了“廉政保证金”制度。
用钱去保廉政，效果怎么样，目前还没有见到过具体的报道。不过，一些企业用钱去“保安全”我是见识过的。总的效果就是变着法子给领导和职工发钱，本来，安全是一个常规工作，必须严抓严管的，一些企业为了给领导多发钱，如是就想出这么个“民正言顺”的法子，全年没有安全事故的，职工可反还１到２倍、领导可以反还５到１０倍的抵押金，仅此一项，领导就可以收入囊中数万元，职工也象征性的拿到几千元。其后果是，有了安全事故，层层隐瞒，或者掏钱找关系摆平，表面上看，事故率再下降，事实上埋下了更大的不安全隐患。更有甚者，一些行业给领导干部设计的各类“保证金”五花八门，工作虽然是“涛声依旧”，但成倍返反的“保证金”却一分不少，至多是给群众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幌子。
不知道用钱保安全与用钱保廉政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钱”。先不说钱是不是就可以买来廉政，但从政要廉政，这是官员的基本素质，该有的待遇，国家有明文规定，那么“廉政金”钱从哪里来，很多“廉政金”就是来自不廉政的“小金库”。也有将公务员的工资扣除一部分作为保证金的做法，虽然，廉政金的做法并没有完全剥夺公务员的收入财产，但是它限制了个人对其合法财产的使用、支配、处置，按照法律上财产所有权的观念，这就是对个人财产权的限制。既然财务没有这项资金来源，也不能对个人财产权进行限制，那么，这笔钱的“猫腻”就大了。 不可能来自企业赞助或个人慈善性捐款。这就有一个廉政金性质的问题：究竟廉政金是处罚性质的还是奖励性质的？如果说个人违反了廉政制度，该廉政金就要被扣除掉，反之则可获得这笔收入，这与其说是处罚还不如说是动用财政对公务员的一种变相奖励，这就意味着，廉政金将成为公务员的另一种福利。问题在于：公务员是国家工作人员，保持廉政勤政应当是他们的法定职责，是最起码的要求。
我们并不反对各种反腐机制的创新，但一种制度的设计与出台一定要考虑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当廉政金成为一种隐性收入的时候，它的设计初衷就很值得人们怀疑，廉政金成为了一种变相福利。 另外，廉政金以公务员不违法乱纪为标准，其门槛很低，无论有无政绩都能拿到廉政金，其背后更加凸显出“无过就是功”的概念。再之，如果一个人一腐败就会有数万元、数十万元的不义之财，那么区区数千原的“廉政金”对他又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充其量“廉政保证金”至多是一副“纸镣铐”。由此观之，小小的“廉政金”是不能承担起反腐太多的重任的。在公务员职业收益已经明显高昂的情况下，只能加大监督机制和打击力度，让腐败分子被发现和受惩罚的几率增加，成本增大。另外，腐败行为不仅受制于监督机制，还在于潜在腐败者以权谋私的机会。从根本上来说，要想减少市场经济中公务员们的腐败现象，釜底抽薪的途径还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减少其花公家财产、“玩”纳税人钱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因为从逻辑上说，以私权谋私利的事儿越多，以公权谋私利的事儿就会越少，那些少量存在的公权也越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
难道保廉政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非得用“钱”来保证吗？没有制度的监督是软弱的监督，我们党内的一些制度对于反腐倡廉是有“药性”的，关键是这些规章制度并没有落到实处，对于现在的反腐倡廉形势，可以说任重道远，如果再在民主监督和制度落实上搞形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在管理和监督上“真抓实干”，才能真正遏止腐败。
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有着明确的职责要求，理应勤政廉洁，尽职尽责，以“廉政”为理由另起炉灶为自己增加收入，必然引起社会各界对公务员整体形象的隔膜与猜疑，也不利于公务员对自身职位的认同以及敬业精神的养成，从而损坏了《条例》的严肃性。
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实施公务员“廉政保证金”制度的新闻多见报道，而且这一制度已逐渐被许多地方所采用。日前，为确保法官队伍的公正廉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实行了“廉政保证金”制度。
用钱去保廉政，效果怎么样，目前还没有见到过具体的报道。不过，一些企业用钱去“保安全”我是见识过的。总的效果就是变着法子给领导和职工发钱，本来，安全是一个常规工作，必须严抓严管的，一些企业为了给领导多发钱，如是就想出这么个“民正言顺”的法子，全年没有安全事故的，职工可反还１到２倍、领导可以反还５到１０倍的抵押金，仅此一项，领导就可以收入囊中数万元，职工也象征性的拿到几千元。其后果是，有了安全事故，层层隐瞒，或者掏钱找关系摆平，表面上看，事故率再下降，事实上埋下了更大的不安全隐患。更有甚者，一些行业给领导干部设计的各类“保证金”五花八门，工作虽然是“涛声依旧”，但成倍返反的“保证金”却一分不少，至多是给群众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幌子。
不知道用钱保安全与用钱保廉政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钱”。先不说钱是不是就可以买来廉政，但从政要廉政，这是官员的基本素质，该有的待遇，国家有明文规定，那么“廉政金”钱从哪里来，很多“廉政金”就是来自不廉政的“小金库”。也有将公务员的工资扣除一部分作为保证金的做法，虽然，廉政金的做法并没有完全剥夺公务员的收入财产，但是它限制了个人对其合法财产的使用、支配、处置，按照法律上财产所有权的观念，这就是对个人财产权的限制。既然财务没有这项资金来源，也不能对个人财产权进行限制，那么，这笔钱的“猫腻”就大了。 不可能来自企业赞助或个人慈善性捐款。这就有一个廉政金性质的问题：究竟廉政金是处罚性质的还是奖励性质的？如果说个人违反了廉政制度，该廉政金就要被扣除掉，反之则可获得这笔收入，这与其说是处罚还不如说是动用财政对公务员的一种变相奖励，这就意味着，廉政金将成为公务员的另一种福利。问题在于：公务员是国家工作人员，保持廉政勤政应当是他们的法定职责，是最起码的要求。
我们并不反对各种反腐机制的创新，但一种制度的设计与出台一定要考虑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当廉政金成为一种隐性收入的时候，它的设计初衷就很值得人们怀疑，廉政金成为了一种变相福利。 另外，廉政金以公务员不违法乱纪为标准，其门槛很低，无论有无政绩都能拿到廉政金，其背后更加凸显出“无过就是功”的概念。再之，如果一个人一腐败就会有数万元、数十万元的不义之财，那么区区数千原的“廉政金”对他又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充其量“廉政保证金”至多是一副“纸镣铐”。由此观之，小小的“廉政金”是不能承担起反腐太多的重任的。在公务员职业收益已经明显高昂的情况下，只能加大监督机制和打击力度，让腐败分子被发现和受惩罚的几率增加，成本增大。另外，腐败行为不仅受制于监督机制，还在于潜在腐败者以权谋私的机会。从根本上来说，要想减少市场经济中公务员们的腐败现象，釜底抽薪的途径还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减少其花公家财产、“玩”纳税人钱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因为从逻辑上说，以私权谋私利的事儿越多，以公权谋私利的事儿就会越少，那些少量存在的公权也越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
难道保廉政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非得用“钱”来保证吗？没有制度的监督是软弱的监督，我们党内的一些制度对于反腐倡廉是有“药性”的，关键是这些规章制度并没有落到实处，对于现在的反腐倡廉形势，可以说任重道远，如果再在民主监督和制度落实上搞形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在管理和监督上“真抓实干”，才能真正遏止腐败。
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有着明确的职责要求，理应勤政廉洁，尽职尽责，以“廉政”为理由另起炉灶为自己增加收入，必然引起社会各界对公务员整体形象的隔膜与猜疑，也不利于公务员对自身职位的认同以及敬业精神的养成，从而损坏了《条例》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