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的所作所为，怎么看都与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连环买官案异曲同工。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周叶，当上了江西省吉安地区行署副专员之职；个体老板蔡登辉，骗取了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政法委书记的职务；仅是内蒙古某单位一名普通职工的郭爱宏，获得了内蒙古集宁市市委副书记的职务； “三假干部”（专业证书是假的、干部履历是假的、入党材料是假的）曹忠武攫取到局级干部高位……这中间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买卖在其中。
伯特兰·罗素说过：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有能力去掌握权利为民办事无可厚非，那是人民的福祉；以荣誉欲为民鞠躬尽瘁，那是一个人的美德，也是民之大幸。如果为官者只有权利欲而无荣誉感，那便是一种耻辱，轻则贻害一方，重则祸国殃民。俗话说，用罪恶手段换来的权力，绝不会被用于正当的目的。在今天的体制下，官帽之所以值钱且引得众人趋之若鹜，其根本的原因是，坐拥官位者可掌控、制约财富盈亏的权柄，这才是买官卖官的原动力。
官本来是是行政行为，花钱去买官，买官者傻了吗？显然不是，他们不会白白地送出一大笔钱而不图回报，这就是利益的扛杆在起作用。一位纪委官员曾给被誉为小马德的李刚算了一笔帐：“李刚送了30万，两年内受益500多万，收益率高达1500%。天下哪里有这么高利润的行当！”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当官经济学”，其效益之明显，暴利之可观恐怕没有其它行业可与之比肩。官帽当头，有其说不尽的好处，高级轿车二奶三奶别墅股票前呼后拥鸡犬升天，甚至写张条子点个头就能值它几百万。在“官天下”的机制里，人们怎能指望官员以肉体抵御诱惑、以道德安分守己呢？它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无情的环境的力量！那位市委书记马德在为自己辩解时强调说“自己收钱也是为了送”。嗟乎？在这种“官帽”批发市场上，上上下下已经形成了一张上级发展下级，下级孝敬上级的“传销”之网，黑吃黑是这一官场生物链的终极形式。
当一个社会“求官”之风盛行，长官意志必然成为利益的中心，区域间必然是一言堂的格局，民主被践踏，民意被辱没。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曾感慨：“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使行贿、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著）
还记得曾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山西省河津县老窑头村“天价买村官”的事件吧。194万元巨款买村官昭示着什么？就因为老窑头村有一眼年收入逾千万的煤矿，小小的村官便有了如此之巨的含金量，那么县、市、省级干部的含金量就可想而知了。倘若不彻底根除这种“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丑恶社会现象，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正如卢梭所说：人民一旦履行完选举后，奴隶依然还是奴隶。
公开、公平、公正要官本是良性社会的标志，也是为官者荣誉感和奉献精神的一种体现。重要得是我们这种公开、公平、公正的渠道被暗箱操作所取代，体制赋予官员区域间无限制的权利，加之官、商之间存在着太多纠缠不清的利益纠葛，原本造福于民的公仆关系，演变成压制和攫取利益的砝码，这就是我国买官卖官现象久治不绝的原因所在。
人类政治思想发展史证明，权力是人类社会无需回避的普遍现象，权力是被赋予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倘若权力不被节制，那才是最最可怕的。我国现有的体制是书记一把手掌握组织人事权，从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到绥棱县委书记李刚；从辽宁省宽甸县原县委书记商殿举，到安徽省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孙孔文，他们都是利用手中掌控的人事大权中饱私囊。
有人认为，要堵住“买官卖官”的行为很简单，一是健全干部监督机制，让各级干部都有人管，都有人监督；将评价权适当向下延伸，多听群众的意见，多听群众的呼声。想法虽然不错，但受现有体制的限制，几百万干部由谁来监督？由谁来管理？这方面老油条马德比谁都看得清楚：所谓纪检机关，都是“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
原本为官者的难度在于如何解决老百姓面临的棘手问题上。现在为官者的难度却在于明里买官，暗里提防被免职，进而设想如何搞到更大的官帽去扩大“盈利范围”。事实上有实权的官位毕竟有限，买官的人才会趋之若鹜，你不去争，别人就会去抢。从这一点上讲，今天的为官者确实也不易。然而让人困惑的是，一个厅局级官员的年收入也就10万元左右，何以能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跑官买官，这是个着实令人深思的问题，看来买官卖官只是官员腐败的冰山一角罢了。
“官帽”本无价，它是一种社会责任、一条实践信仰的途径、一个荣誉感的代名词，它与公共连接在一起，是国家与公民的管家和仆人。而买官卖官者一方面赋予了“官帽”以价值，因为它是通往金矿的一条捷径；另一方面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金矿能有多深。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帽”至于他们又是无价的有形资产。马德曾说过这样的“真”话：“现在选拔干部，都是要感谢党感谢组织，但落实到一个地方，书记就成了党和组织的代表。因此感谢党、感谢组织就变成感谢书记，书记最终拥有人事决定权。”
说今天的廉政建设在某些地方已成为“花架子”绝不是耸人听闻。我们的干部管理缺少制度吗？显然不是。试看我们哪一级党政部门没有若干制度约束条款？国家干部组织原则和若干个“不准”白纸黑字悬在墙上，几乎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用于追究下级时他们可以倒背如流。重要的是，在一些败类高官那里，制度形同虚设，它仅被视作是官场上的一种行为艺术、一纸文字游戏而已。事实证明，廉政不仅仅在于健全的制度管理，更在于体制的改革。体制不改革，“花架子”就仍是“花架子”；买官卖官不会是越来越少，只会是更加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