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明
最近，有一位辛瑞良先生用伊美儿传来了他写的一篇文章《〈借我一生〉疑点很多——以“沈立民小报告”为例》。他在附注中说：“由于质疑、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很难在上海报刊发表，因此特地将该文传送给金先生，希望能在您的博客上登录，以立此存照。”下面就是辛瑞良先生的原文，相信看过余秋雨《借我一生》的读者是会感到兴趣的。
《借我一生》疑点很多 — — ——以“沈立民小报告”为例
辛端良
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初版印数达40万册，实在惊人。可叹的是这部“记忆文学”错误百出，远离历史真实，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局外人，仔细阅读以后，也会发现其中疑点甚多。不里不谈别的，仅以余秋雨十分重视、花了不少篇幅叙述的“沈立民小报告”为例，看看有哪些疑点和破绽：
一、余秋雨在清查时说：“他们（指沈立民等人）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借我一生》284页）余秋雨在这里特地模糊时间概念，玩弄了“前几年”、“后来”等花招。据《借我一生》193页所述，余秋雨和沈立民等人在农场劳动进行抢险“堵缺口”的“壮举”，是在1970年。那么，沈立民回上海分到一家工厂工作无疑是在这之后了，换句话说，已是“文革”中期。请大家想一想：这时离开上海1967年初“一月革命风暴”已过去了好多年，马天水早已投靠张春桥、姚文元多年，作恶多端，坐稳了上海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位子（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在北京遥控，上海负责人的排列次序就是以马天水为首），怎么还能说“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按照余秋雨的逻辑，马天水莫非只是在“文革”后期才犯错误？接到沈立民小报告时还是正确的？真是荒唐极了！
二、“文革”期间，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声名”远扬，上海无人不知，而马天水等人的秘书的名字却只有“小圈子”里的人才知道，是需要保密的，但余秋雨知道马天水秘书是房佐庭，可见余并非等闲之辈。
三、余秋雨说他家里人口很多，“文革”中家境很差，他家住在海防路附近，估计住房条件也不会太好，而沈立民来找他时几乎成了瞎子。据徐缉熙、高义龙等知情人批露：“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调到了位于康平路141号的写作组文艺组。”“那时候我（按：即高义龙）和余秋雨住在康平路，开会也在那里。”（《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既然这样，对于这样一位“眼瞎心好”（《借我一生》说沈立民曾替冻僵的余秋雨搓身子）的老朋友，住在康平路写作组本部的余秋雨为何不发挥人道主义精神，要沈立民到康平路来找自己——须知那里离康平路市委大院（即马天水等人办公处）近在咫尺，几分钟即可赶到，余秋雨又持有出人市委机关的工作证，传递“报告”方便极了，何苦让沈立民跌跌撞撞，舍近就远，演出一场十分离奇的“瞎子摸墙”的悲剧呢？余秋雨也太不仗义了，真令人费解。
四、余秋雨说马天水对这份报告作过批示，可见马天水对此很重视。还有，既有批示，必有后果，或者是沈立民受到了表扬，或者是那个车间主任倒了大霉，等等。对如此重要的问题余秋雨为何语焉不详？是不是心中有鬼，有难言之隐？
五、余秋雨在《隐秘的河湾》一章中多次写到了老干部车文仪，车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市委宣传部长，余秋雨说他和车文仪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是车文仪要余秋雨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又曾邀请余秋雨到康平路市委大院车文仪的住宅内去“喝茶闲聊”（《借我一生》277页）。既然如此重视，怎么会仅凭一份内容正常、没有后果的报告就撤了余秋雨的职？车文仪实在太不负责任、太缺乏领导水平了，会不会余秋雨在这里没有和盘托出，还是车文仪的“智商”实在太低？更奇怪的是，明明是车文仪自己撤了余的职（按照余秋雨的逻辑，车文仪撤了余秋雨的职是做了傻事、错事），却要等到几年之后，和余秋雨再度见面时，不但不向余秋雨致歉，反而完全倒向余秋雨一边，“一拳砸在床头柜上”（《借我一生》302页）。这一拳不光使当时在场的范民声老师（听说已去世）吓了一跳，也让我们广大读者莫名其妙。余秋雨的“记忆文学”实在太精彩了！
请看，光是沈立民小报告一事，就有这么多破绽，如果大家都来仔细剖析《借我一生》，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还有一点重要补充，我最近从朋友处借到一本《余秋雨现象大盘点》（古远清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第323页收录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党总支书记周培松的文章：《“记忆“请勿掺假》，该文共列出了余秋雨的三个错误，其中第二个错误是：“二、余秋雨说转交沈立民小报告是正当的。其实在戏剧学院复查期间，在学院红楼底层东南角一个教室里，余秋雨当着我和其它几位系领导与复查工作组人员的面，承认自己把小报告转给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并承认自己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产生了不良后果。”请大家快来瞧瞧，周培松先生说得清清楚楚，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余秋雨总不能再赖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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