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的数量有多少，大而化之的说法，大约有8000万到1.2亿人。这个说法确实够“大约”的了，上下限之间相差4000万，放在世界上算是一个中等人口的国家。这种一抹糊的状况，表明了我们对农民工的了解处在怎样的水平。
　　我们并不知道一个个农民工怎样来到城市，每个人会面对哪些具体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材料，也就是在报纸上的报道而已，而报纸以创造“社会热点”而非以提供研究的材料为己任。
　　我们进入农民工问题的角度，往往是纯粹的经济角度。农民工往家乡寄钱的数额，会成为当地政府“劳务输出”的成果；而当人们说中国家庭的两地分居问题已经解决时，离开家乡和土地的农民工显然没有计算在内，他们甚至是一家三地分居、四地分居，不同的家庭成员在不同的城市里奔忙，留在家乡的则是父母和孩子。
　　今天，就连一个个普通的城市市民都已经远离我们的视野，很少有人知道在城市的老区，主干道后面十米二十米的街巷里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何况农民工还不算城市市民。我在报纸的“热天热事”报道中，看到一个建筑工地上的进城女工的叙说，她说工地上没有洗澡的条件，男工光着膀子在路边洗，她们也只能在路边洗，所以她们洗澡时不得不穿着全套衣服。这样的生活，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事实上，我们所了解的农民工，是工作之外的农民工。当他们跨进工厂大门，进入工作状态时，他们消失在我们的眼前，也完全处在我们的注意力之外。劳动方式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恰恰农民工一旦进入劳动现场，他也就相当于不存在了，直到他因为没有得到工钱而再度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时他站在某一个脚手架上面，以死相挟，这时我们才想起农民工是一个“问题”，而且仅仅只是工钱问题。
　　一个城市工人可以不犹豫地说，我工作，获得的报酬应当用于养家糊口，应当让老婆孩子能够生活下去。而一个农民工不可以这样讲，他们获得的报酬，不包括赡养老人、抚育后代、购买住房、投资教育、保健医疗等需要，企业主也好，社会也好，都认可他只是在“打工”，而不是在获得自身发展的条件。
　　我曾见有报道很动感情地说，企业为农民工办了“夫妻房”，以方便农民工在配偶前来探亲时可以享享天伦之乐。这使我想起“夫妻房”还在监狱里出现，以便让服刑犯人感受到温情。“夫妻房”仅仅在这两个场所出现。
　　很多大型企业都会有外来工宿舍。在这些宿舍里，真正的个人空间只有一张床。如同大学生公寓是为着让学生能够更接近教室，从而保证更多的学习时间，外来工宿舍乃是为着让工人能够更快地到达生产现场，为了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不是为着工人能够拥有相对完整的生活，因此隐私最小化也是必要的。我见到一个工厂的“宿舍管理规则”，超过50条细则规定了从煮用食品到互换床铺等各种禁令，而且每条都有惩罚办法。宿舍——流水线，流水线——宿舍，这就是农民工的工厂化生存，生活本身成了流水线的延长部分，它为流水线更加高效的运转而设立。
　　这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事情。一家工厂失火烧死了一批工人，我们才会知道农民工住在大门上锁、窗户被焊死的宿舍。一家箱包厂发生化学品中毒事件，我们才会知道农民工的工作场所也就是他们的居住场所，他们不得不全天候接触化学粘合剂。这些事实总是令人震惊，而震惊只是验证了我们对他们的陌生。
　　我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其实是极为浅表的。我们并未进入农民工的生活、精神和心灵，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些突显出来了的东西，好像只要获得了工钱，对农民工的雇佣就变成了“公平买卖”。我们对农民工的关注，更多地是在安慰自己的良心，或者为着秩序的稳定，而不是对农民工与我们同等的发展权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