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寸金莲”

2001-04-10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令国人“引以为荣”的“四大发明”，那就是“三寸金莲”，“男人辫子”，“麻将围城”和“太监割礼”。

现在我先说说女人的裹脚----“三寸金莲”。

我很小的时候跟奶奶一起生活，我现在还朦胧记的奶奶每天晚上都要修她的脚。奶奶的脚因为裹脚的原因，再加上后来的长年劳作，已经严重变形，脚底长着厚厚的老茧，脚趾甲嵌进肉里，我那时胆小，每次看了，就赶紧回过头去，不忍再看。奶奶的脚每天都要修不然的话，便疼得走不了路。。。奶奶的走起路来一摇一败涂地摆的样子，更加深了我对裹脚的印象。

当今的社会可是没有一个男人以裹脚为美的，但我们老祖宗的发明的原因与目的可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可是以脚越小越美的，还美其名曰：“三寸金莲”。父母生给她们的就是大脚，没办法，为了讨男人的欢心。或长大后嫁一个如意郎君，因此就用那长长的裹脚布把脚缠啊缠，一直缠到离开人世，可以说，旧社会的妇女从生下来就要受这份罪，唉！

现在台湾著名人物辜振甫先生的父亲，人称“文化怪杰”的辜鸿铭先生，据说他有两个老婆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他在写文章时必须让他三寸金莲的中国大夫人坐在他旁边，一遇才思枯涸，就拿起老婆的小脚闻一下，顿时才思喷涌。学贯中西的大家竟靠此“三寸金莲”来给增加灵感，也算它的另一个附加作用。。

在中国史学界一般公认，“三寸金莲”始于五代南唐（公元937-975年）。当时五代李后主喜爱音乐和美色，他令寞娘用帛缠足，使脚纤小弯曲如新月状及弓形，并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台上跳舞，飘然如仙子凌波，故称“三寸金莲”。以后从宫内到民间皆仿行，并以纤足为美、为贵、为娇。此俗一直延续到清和民国，仍行不衰。“五四”运动大力提倡放足，建国后基本绝迹。

“三寸金莲”自然让外国人长了不少见识，但洋人的“发明”也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现在没有一个女同胞再去敢尝试“三寸金莲”，这个自己祖宗发明的滋味，但是洋人的另一个“发明”却作为技术引进来了，那就是“高根鞋”，现在女同胞趋之若骘，而不管可能会为美丽而付出骨折和脚弓畸形的代价。其实“高根鞋”给女性的脚带来的伤害，和自己的国粹“三寸金莲”又有什么区别？

说白了从“三寸金莲”到“高根鞋”，都是为了满足男人畸形审美观的需要。呜乎，中国的女同胞从自己祖宗的枷锁挣脱出来，却又戴上了洋人的枷锁，对此我们是否应感到悲哀？我不敢说！

(2) “蓄发拖辩”

一缕青丝的式样变迁，可以说也代表了中国的历史。

现在我们剪发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古代头发是和脑袋相提并论的，头”和“发”是完全可以互相替换的，为留发而不留头的实在不少，想必大家都知道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曹操违纪又不能杀了他，于是割发代首。发肤受之父母就象自己的身体一样，割了发自然就等于割了头。而曹操此时敢于违犯祖宗的成规，也算是中国最早的“革命”了。

我国古代刑法中，去发”的髡刑虽不在残酷的五刑之内，但也是一种刑罚。“去发”作为刑罚之一种，就是割掉头上的头发。

古代的人是以束髻的形式蓄发的。也就是古代男子蓄发时，把头发盘于头顶，如果再戴上帽子，就象苏东坡一样，“俄冠博带”了。而把把发散开，以便不受拘束，自在舒适，那就象武松一样，成为一个行者。

但清朝以前的发式怎么说也还说的过去，至少并不伤害大雅，但自清世祖入关后，头发就有了真正的“发明”了，这就是本篇要讲的“拖辨”。当然此发明是相对于外国人来说的。可以说是一个异端。

拖辫子本是我国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清兵占领中原后，就几次下令强迫人民遵从满族发式，这一措施曾引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就有一个情节李香君，看到她苦思夜想的郎君，最后拖着发辨时，竟然投河而死。到洪秀全时，又重新提倡蓄发、反对剃头，被贬为“长毛”；曾国藩扑灭了长毛，又被称为“曾剃头”。

西方人对中华此一奇异“发明”，却冠以猪尾巴的叫法（PIGTAIL），李鸿章出使西方时，西方对他身后的辨子更是感到了万分惊奇。

辛亥革命时，“革命剪辫子”，是一个标准。我们也经常看到民国初期对这些事情的描述和记载。鲁迅的作品里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情节。我们今天的分式发、小平头，都是从外国学来的，“剃头”一词也改称了“理发”的叫法。光头，即古代的和尚头。其“剃度”是来自于印度的佛教，此时也流行于民间，也变成“洋头”的一种了。而一些顽固者如辫帅张勋的“三千辨军进京护主”就是笑料。上文提到的怪杰辜鸿铭，也算遗老之一，顽固坚持纳妾，拖辨，都是一些代表性的事例。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女子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力之下，除了受着重重精神枷锁的束缚，还留下种种陋习。除缠足、束胸外，自然蓄发也少不了她们。可以说比男人只多不少。

很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否则按我之懒散之人，一条长辨拖在脑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一笑。

(3) “麻将围城”

麻将是中国的国粹。也是中国的另“四大发明”之一。这一一百多个子儿，四人一摆，围城之中，再无天日了。
要说麻将的历史可以溯到公元十世纪，到明朝末年兴盛起来，四十张牌的“马吊”，就是现代麻将的前身。
奇的是，在上一世纪，洋人靠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而麻将也被掠夺到了国外，胡适先生曾在以“麻将”为题的一篇短文中谈到其空前的盛况，现摘一段附于此，“前几年，麻将牌忽然行到海外，后来日本也传染到了。有一时期，麻将竟成了西洋社会里最时髦的一种游戏，俱乐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将的小册子，中国留学生没有钱可以靠教麻将吃饭掐钱。欧美人竟发了麻将狂了。”他特别写道：“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见《胡适文选，漫游的感想·六》）。

本人以前曾经“搓麻”，而且其隐大过一切，最终戒之，与麻将无沾，可以说戒的时候也是三进三出，最终戒之倒也欣慰。究其戒的原因就是浪费时间太多，除了和几个朋友加深点感情外其他毫无意义，而加深感情也是建立在输钱的基础上的。

对名人继承国粹者，梁启超是一个，上文的胡适也在行列里，其他的名人当不计其数，也无法一一列举，再加上我等小民，按现在的人口统计也有四分之一的人在继承着吧。

君不见，麻将虽为消遣，但一直关注此类者，可以看出不利者为多。什么麻将扰民了，什么母亲刚顾摆“麻将围城”，小女儿从高楼跌下了，。。。等等。看来此等发明，也不见的怎么好处。胡适的文中就说，现在老外不搓麻的原因就是看到其弊太甚。他说洋人时间观念很强，此等浪费时间的玩儿，自然并无生命力。看来最大的害处自是浪费时间！

梁实秋曾开了一个戒麻方略，可以给欲与此中华国粹“发明”分裂的朋友一点启示：“对于沉湎于此道中的朋友们，无论男女，我并不一概诅咒。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在生活上有什么隐痛，藉此忘忧，如同吸食鸦片一样久而上瘾，不易戒掉。其实要戒也很容易，把牌和筹码以及牌桌一起蠲除，洗手不干便是。”

在我以为的另类“四大发明”之中，其它三项皆为肉体，而此项为精神，可能是此原因吧，既然不痛，所以国人当继续继承下去也未可知。

（4）“太监割礼”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里的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的荣耀，皇帝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的重要实行者。但此种“发明”，可以说其残酷性更在一般之上。因为作为太监，不但要受身体的残疾折磨，而且还要受精神的折磨。象李莲英娶了媳妇，我就不知道他是如何度过此关的。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就是所谓的”割礼“，也叫“净身”，割掉命根子成为“六根不全”的人。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其主要目的自然是怕太监在宫中和妃嫔私通，割了那玩儿有本事自然也就无处使了。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可以说是中国的另一另类“发明”。

太监不仅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三国时蜀国的黄皓，唐代的高力士，明代的魏忠贤，清代的李莲英等等，都是此类太监的代表人物。

据载，虽然受割礼而为太监，是一大耻，但历史上愿受割礼而为太监者，却门庭若市，究其原因无他，生活所迫是重要因素。

当然也有一些有成就的太监如三宝太监下西洋，在当时的时代可以说扬了中华的国威。太史公司马迁虽不是太监，但也因为李陵而获罪，被“去其势”受宫刑的。

我曾去过泰国，并近距离地见过“人妖”，对他们我从心底上有些厌恶，曾一个场合一人妖欲与我们同行的几人单独合影，我避而远之。“人妖”也是男人做了变性手术，而成为“女人”，我以为与太监同出一辙。至于是否是中国把此“发明”传到那里，我还不清楚。

而大导演张艺谋在《大宅门》里客串了大太监李莲英倒是有意思。在此加一个轻松的尾巴，全算“四大发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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