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您来到被誉为“东方圣城”的山东曲阜的时候，您会看到曲阜的故城城墙已经被重新修复完毕，虽然外面只是一层薄砖，里面是中空并且上覆水泥板作为城墙顶面的“假”城墙，但无论如何还是给古城增加了一点“古装”。工程自2003年开始，进行了两年终于完成。严格意义上说，不能叫修复，而是叫重建，因为过去的故城只留下了一个城垛，其余整个古城墙在文革时期都被拆除了。现在曲阜为了旅游业的发展，把在并不遥远的年代里拆掉的古城墙建了起来。

曲阜新修故城城墙

　　当我看到这一情景，欣慰之余，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感叹过后心里还是称幸，至少“三孔”历经千年，并且历史上多次重修，在今天还能基本保存完整，至少没有被连跟拔掉，否则成为无根之人的民族，将不知道有多么悲哀！

　　两年前，北京市政府曾经就是否保留四合院在网络上公开征求的意见，并最终下文要保护200处“三眼胡同”区域的“四合院”。北京古城墙的消失所带来的遗憾，没有在北京城继续延续下去，这是北京城不幸中的大幸。 而提到北京的古城墙，我在这里不得不再揭揭伤疤：

　　在上个世纪中期，据说曾经为北京城墙存留问题，以当时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和留英建筑专家陈占祥为首的“保墙派”，与当时政府官员为首的“拆墙派”进行过一场针锋相对、然而力量悬殊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北京城宏伟的城墙在我们上一代人的面前永远地消失了。

　　当年梁思成们面对“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今已完全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并日益阻碍和限制着城市交通的发展”的观点极力呼吁，既然万里长城要保护，与万里长城一样，同样显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的古建筑——首都古城墙同样需要保护！为此，他们甚至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让长安街象一根扁担一样，挑起北京新旧二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今天我们回过头再看当时的争论，才知道梁思成们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然而，令人遗憾地是，当时的决策者们没有听从学者们的忠告，解放战争时期与傅作义将军一再谈判而完整保存下来的北京古城墙，就这样毁掉了，只剩下几个城门孤独地矗立在那里，嘲笑着我们这些后代人。

　　其实一百多年来，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历史财富被愚昧与战争毁为一旦。圆明园在风雨中矗立的立柱、敦煌文物贩子的驼影，还有下落不明的“北京人”头颅骨的传说中……，这些中华民族的创伤至今还在中国人心头隐隐做痛的同时，我们还时不时地经常看到一些著名的古迹或者有代表意义的建筑物等，被毁于一些地方当权者之手。在曲阜大规模重建历史古迹、平遥古城重整开放、北京保护“四合院”的同时，另一只只愚蠢的黑手却在肆意践踏我们祖先和前辈留给后代子孙的财富。

　　据说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许地山在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的故居，已经被推土机夷为平地。许地山故居建于1911年，为二层砖木结构住房，是许地山早年随父居住地，1988年6月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许地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里成为许多文人墨客怀古之地。然而，尽管国家《文物保护法》明文规定在城市发展建设时，对史迹、文物和古建筑应加以保护，这座建筑物在“旧城改造”的洪流面前，最终仍然保不了，凄然然地消失了。我真的不清楚，当我们的后代在读着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落花生》的时候，漳州人啊，难道您们不会为闻名世界的大作家出生在漳州而自豪吗？

　　虽然中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道路拓展、城市改造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也不应以历史古迹低头于经济大潮为代价。我说一个小小例子，在新加坡武吉知马附近的滨海高速公路两条车道的路中间有一颗大树，当时修路的时候为了保留此树，不得不把路中间的隔离地带加宽很多，一颗树在国外都如此下力气，而在中国为什么具有重要文化与历史纪念意义的古迹文物，反而一钱不值？

　　或许有人认为，保留古迹要有更多的金钱投入与经济损失。古迹的修缮与管理是有一笔，然而这些人有没有想过，一时的经济损失（就算有）与长远的民族文化损失之痛到底哪个更重要？在几十年前被掠夺走的一个圆明园的猴头，中国人还要花重金买回来，为了寻找北京人的头盖骨，不知道多少人在为此奔走的时候，显然此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至于有人认为，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古迹太多，因此没有必要保留太多的古迹。我认为持此观点的人就如败家子一样，静等后人把您与廉价出卖敦隍瑰宝的王道士归为同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