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小平/2004年7月《人力资源》
怪耋和极客碰面时常见的姿态，就是主动走过去拍拍对方的肩膀说：“我会请我这一辈中的某人去和你那一辈的某人碰头！”
“如果我没蹲过监狱，我将无法完成这生命中最艰难的使命——改变你自己！”
在2001年参加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温芙瑞的访谈节目时，年逾古稀的纳尔逊·曼德拉如是说。正是他这种强有力的个性特质和想象力，摧毁了狱卒想让他“非人化”的企图，让世人看到渡过数十年监狱生涯的曼德拉，是如何把最苦涩的柠檬做成了柠檬汁的……
三十出头的安·克拉克，是一位典型的数字时代的产物。有人曾问他，如果没有了网络，他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他有点发抖地说，“变成一个会计师，然后度过可怜的一辈子……”
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助理杨斌博士的交谈，是在甘家口附近一家星巴克咖啡馆里进行的。话题比较单一，始终围绕着“年轻的领导与成熟的领导”的比较。我们放弃了客套的术语，采用更直接甚而有点不恭敬的称呼，把上面两类人叫成“极客”和“怪耋”——前者通常是35岁以下的领导者，后者是65岁以上的领导者。
我们发现了这种纯粹从年龄角度来谈论领导者的乐趣：最年轻的和最年老的，在非常不同的生活和时代里，关于领导、学习和更好地生活，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真谛？
有人说，如今世界是“网络联线”的时代。这个术语也许对于1940年时走在大街上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感觉，或者说是毫无意义的。但对于在80年后的今天，仍有精力和冲动脱下一身装束，在球场上来回跑上几圈的年轻人来说，却是一种如生俱来的感受——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是1和0！
杨斌始终强调一种概念：时代与世代的不同。世代指的是18年左右的时间段，所有在同一时间段内出生的人就算作同一世代。而时代则是以重大事件为特征的，大概每20年左右就会因转折性事件的发生而更迭。同一世代的成员，面对新时代所创造的挑战和机会，可能会产生相当不同的反应；我们长大成人的时代，当然会自始至终成为我们一生中重要的驱动力，但在漫漫人生中，我们会经历许许多多的时代。
模拟化，也许是最适合描述造就老一辈领导者的时代的字眼；数字化，则成为刻画那些年轻一代领导者的时代的术语。许多老一辈精通使用的类似于移动计算尺之类的模拟工具，在极客们的眼里，则陌生得如同老式唱片和普通打字机一样。对于后者来说，世界轻易得只需要鼠标一点击，就可以豁然洞开。
那些领导才能让我们着迷的极客们，不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卓越的成就，而且还有能够清晰表达自身经历、观察和看法的思维能力。但1940年前出生的怪耋们，在精力逐渐消退的今天，站在跑道旁仍有跳下去冲刺一番的冲动——创造力和生命力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因素，而绝不是所谓的年龄。所以他们对待年龄的态度和策略，通常就是忽视它：“我从来不照镜子，也不看日历”。
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浮现出来一个令人兴奋的观点：每位能持续保持领导角色的怪耋，有着一种起决定性的重要品质——赤子态。“成年所具有的幼年特征。”字典里是这么的解释这个本属于动物学的术语。赤子态远比保持年轻的容貌这一层含义要深远得多，它是对一种和年轻有关的美好品质的保持：好奇、活泼有趣、热诚、无所畏惧、热情洋溢、精力充沛。
在这一点上，那些不被时间和岁月所击垮的怪耋们，拥有了和极客们一样的特质——开放、愿意承担风险、对知识和经验如饥似渴、勇于向前、翘盼明天！在他们眼中，世界总是新奇的，等待着被发现。
于是怪耋和极客碰面时常见的姿态，就是主动走过去拍拍对方的肩膀说：“我会请我这一辈中的某人去和你那一辈的某人碰头！”
“怪耋”石滋宜：世界永远是新鲜的
“我的心理年龄只有3岁，世界在我的眼中永远都是新鲜的。”66岁的全球华人竞争力基金会董事长石滋宜，在北京亚运村汇欣公寓一个显得有点狭小的房间里接受了采访。
左耳朵里的助听器，似乎一点都不影响他的高谈阔论和奇思怪想：女性当领导要强于男性，再过一、二十年，全球企业老总一半以上恐怕会是女性？如果台湾买下亚马逊网站，不就可以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如果将篮球架的高度增加一米，我想美国人也很难把球一下子扣进去了吧……
石滋宜一直在用高分贝的音量和无比兴奋的目光，阻击着我们的疑惑。提供的佐证的还有他那些曾经的辉煌：
他于1973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去了加拿大。加拿大那时正面临一波高学历者的失业潮，所以他不管是用博士、硕士，还是本科的文凭，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他动用了台北工专的文凭，才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个品管检验员的工作。
当时的同事们都信奉着这样一句话：“不要开口，做你的工作和等收你的工资。”石滋宜不以为然，年薪6000美元的他却一直认为自己是无价的。进工厂不久以后，他向老板递上了一份改善作业流程的报告，老板半信半疑地一试，想不到竟然一举节省了300万美元。于是在三个月之内，石滋宜的薪水连跳了三倍，职务也升到了副厂长。
1978年任加拿大GE公司高级制造工程部经理时，石滋宜提出在三个半月内购置一套CAD/CAM（电脑辅助设计和制造）设备的计划。但要命的是，这套设备没有放样软件，必须自己来开发。公司为了慎重起见，请来了IBM的电脑专家参与评估。专家听完报告后，对所有参与评估会的人说：“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他能按计划完成，我就徒步走过安大略湖。”
石滋宜不顾嘲弄，说服老板投资150万美元购进了这套系统。在执行过程中，石滋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常常一周飞往硅谷三次——晚上下班后从多伦多飞到底特律看望派去学习的同事们，第二天一早又飞回多伦多上班……经过努力，系统最后如期启动。
石滋宜在1980年陪太太回台湾探亲时，曾应邀参观了台湾的很多企业。针对台湾劳动密集型经济已经达到顶峰的情况，石滋宜提出尽快实现自动化的建议。当时台湾的“经济部长”赵耀东和“财政部长”徐立德等人力劝他留下推进这项工作，并承诺：只要他签字，三年将把250亿台币的贷款贷给企业。
在他就任台湾工业自动技术服务团团长和中国生产力中心总经理之后，开始率领工程师对台湾的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辅导，每年演讲超过180场以上，训练的人数高达6万人次。当年规模才到几百万台币的鸿海精密，在搞自动化之前曾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石滋宜极力劝说它的老板专心发挥自己的专长。那位老板最终放弃了进军房地产的想法，一心一意把模具产业做大。到如今，鸿海精密已达到了3000新台币的规模……
一大批这样的企业完成了快速转型，并拓展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经石滋宜手贷出去的250亿台币，也只有1400万台币没有收回来。
在台湾推进自动化的十四年，为石滋宜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成就，但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在帮助企业创造巨大财富时，他自己却没有想着去赚一分钱。等到觉悟后的1998年，石滋宜才在朋友的资助下，成立了全球华人竞争力基金会，并自任董事长。
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质疑，石滋宜挥动的手势坚定有力：“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挣钱。我要帮企业发财，同时我也要发财。当年我在台湾也可以变成亿万富翁，但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个想法，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观察石滋宜这几年的举动，更多地是进行着“布道”式的演讲，对企业的介入连国内一般的咨询公司都比他更深入和实际。在面对中国大陆一些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时，石滋宜的答案总显得有点貌似无隙可击、实则很难执行。比如在谈到中国零售业如何抗衡沃尔马这样的世界巨头时，他回答：“应该把中国的中小卖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卖场或全国连锁店。”
知易行难。要想真正在大陆赚得真金白银，恐怕会比他每天坚持看一本书、写一篇文章难度大得多。但这个拥有婴儿一样无所畏惧目光的老人，能够以拯救全球华人中小企业为已任，理应赢得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极客”陈明键：以慈悲之心行霹雳手段
“不知道你们看过《英雄》没有？”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叙述的就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并购重组案！秦始皇13岁即位，17年后灭韩、19年后灭赵、22年后灭魏、24年后灭楚、25年后灭燕、26年后灭齐，到他39岁终于一统天下。称帝后，他统一律法、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货币，并修建了万里长城。没有秦始皇在一统天下后追求‘重组整合协同效应’的强大背景，无名不会是英雄，残剑、飞雪不会是英雄，秦政也将背负不仁不义的千古骂名，更惶论英雄了……”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给MBA学员做的一次关于“中国并购”的演讲中，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陈明键慷慨激昂，谈得更多的是历朝历代分分合合的战争。
在陈明键眼里，天下大事皆并购。
仕途梦“夭折”
陈明键出生于1971年。他用了一句话概括了这个年代人的成长历程：“生在红旗下，长在改革开放中，进入社会后有幸身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几年时间。”
他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在贵州一个生产飞机发动机的航空工业基地里工作。小时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父辈们创业的艰苦。陈明键常常早上睁开眼睛，就看见父亲打着雨伞推门进来，原来又是干了一个通宵回家了。陈明键10岁时到南昌去读书，平时很少跟他说大道理的父亲，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学习，以后能好好报效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陈明键第一次做“管理者”，是在初中的时候。他所在的班是全校有名的淘气班，有次他们班主任要到外地参加一个培训活动，需要出去一个礼拜。其它老师都说，班主任走了这个班还不得闹翻天吗？班主任时把陈明键找我，要他来当班长，让他在这段时间内把同学们管好。
陈明键为了完成任务，颇费了一番脑筋。怎样才能不出事呢？他于是主动去找班上那些比较调皮的同学，和他们聊天谈心，并委以“重任”，分别负责检查每天的纪录情况……等班主任回来时，其它老师反应：你走了以后，班上的纪律反而更好的！
陈明键从此走上了“仕途”，高中时甚至当上了学生会的主席，但不久后他就遭受了一次“重挫”。学生会有次办黑板报，曾请了深圳一位同学写了篇稿，介绍深圳中学生的生活情况。当时学校有一条纪律：学校里不能留长发，男的头发不能过颈，女的头发不能过肩。但黑板报上的这篇文章，描写的深圳男同学头发都很长，有人“居心不良”，在这些字句下面着重画上了几道。
学校的书记看到了大为光火：学生会本来应该是校党委的助手，现在怎么公开唱反调，你们要做党的对手吗……于是陈明键的学生会主席职位就给撤了。从那以后，陈明键对当官没了兴趣。
投机要走正道
1988年陈明键考进了清华大学。到1992年的时候，证券开始热起来，陈明键于是和同学们在清华大学里面搞了一个模拟证券交易所，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甚至《人民日报》都进行了采访报道，说是改革开放的一种信号。
一年后毕业的陈明键，进了当时长城计算机集团的证券投资部。在工作中犯的一次错误让他记忆深刻：有一次领导要他下单做交易，本来是指令他全部卖出的，谁知道他误解了意思，反而一个劲地买进，给公司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当时他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向领导主动承认错误，接受领导的惩罚；一个是再做一笔交易，把损失的再偷偷补回来。
作为一个刚毕业来实习的大学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担心会被一脚给蹬出门去。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陈明键还是向领导坦白了错误。结果自然被领导骂了个狗血淋头！他当时心想：这下可完了！可事隔不久，领导却把他派到了一个更重要的岗位——负责上海的业务。领导觉得这个年轻人既有能力，又诚实可靠。
刚到上海时，陈明键碰到了大熊市，短短一年的时间亏了几百万。当时陈明键心里很慌，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压力。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在澳门做期货的校友，为他“指点迷津”：做股票本身是在投机，但投机一定要走正道！做投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首先想着如何不赔，而不是如何去挣钱，保证不赔了就肯定有机会挣钱；第二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有纪律，要给自己定下一些“铁律”，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就去违背它……
这番话让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陈明键一下猛醒。以后他用这一招屡建奇效，最让他满意的一次“战役”是在第二年的5月份——当时有种股票跌到了400多点，陈明键在5月18日全面“吃进”，第二天股票猛地上往上窜，三天之内涨到了900多点。他见好就收，于5月22日又全线“撤退”。几天之内手中的资金翻了一倍。
慢慢地陈明键对这种总在瞄准、射击的生活产生了疲倦，于是在1996年从“前线”撤了下来，开始在“后方”从事一些战略、战法的研究，从一个炒股票的投机者变成了一个为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服务的顾问。后来几个同行发起成立了清华紫光投资顾问公司，走上了做投行的道路。
差点成了“楚霸王”
回忆起那段创业经历，陈明键至今仍有点遗憾不已——清华紫光投资顾问公司在一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了中国投资咨询行业的标杆企业，但可惜的是由于几个管理者之间合作的问题最终“夭折”了。
陈明键反思，当初主要是因为自己年纪太小，才26岁左右，对合伙人制度没有太深的认识，做事情往往凭着单纯的热情，遇到问题往往又意气用事，不懂得去沟通和协商。
1998年陈明键100%持股创建了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并任首席执行官。创业初期也摔过不少跟头，尤其在公司发展的问题上，管理层发生了非常大的分歧，到2000年时创始人已有一半多最后选择了离开。陈明键一直坚持，做投行不能光顾着挣眼前的轻快钱，而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目光。但对自己的领导作风，陈明键却一直是在不断自我检讨和改进。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当时他的一位导师曾给他写了一封信，把陈明键比喻成项羽，虽空有一番力气，却不懂得如何用人，劝他这个“霸王”别等到了乌江边知道反悔……
当时陈明键很痛苦，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直到公司运行了几年之后，他才慢慢摸到了一点门道，懂得了如何去团结一群人并领导他们。陈明键将之总结为“以慈悲之心行霹雳手段”。公司每天下午三点都有一个下午茶的时间，紧张一天的同事们利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聚在一起，吃点点心、喝点咖啡，一边放松精神一边互相进行沟通。
陈明键和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有一段忘年交。有次他通过公司的一个股东，认识了景仰已久茅老。2002年，陈明键和茅老一起去挪威奥斯陆参加ABCD年会，后来又陪同茅老去哥本哈根讲学。
最近，东方高圣要淘汰一部分计算机，茅老又开始主动联系陈明键，张罗着把这些计算机捐给山西的贫困学校……
陈明键总结，一个人有三个动力之源：第一是利益。每个人都有赚取名利的天性；第二是恐惧。当你干一行时，你得时刻提醒自己，如果我干不好就会被踢出局；第三是宗教般的信念。
对于自己这样的人来说，在中国做投行刚开始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没有社会资源，没有“皇粮”可吃，没有国家给的特惠政策，完全是靠自己在市场上一点点摸爬滚打起来的，所以如果仅仅是利益和恐惧，恐怕很难支持一个人长期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唯有宗教一般的信念才可以！
不惜一切代价
在陈明键办公室的墙上，用镜框镶着一封字迹已变得模糊的信件。这是一位曾“落难”入狱的并购企业家，在监狱的黑夜中写给他的：
“本案公正解决已经指日可待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我又可携手笑傲江湖了！
“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外有入世之忧，内有先天不足之患，风声鹤唳、一派混乱，却是一个重新洗牌的非常时期。
“请善待危机，因为危机中往往会出现历史的转机。请抓住转机，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瞬间。
“方便的时候，请组织力量收集所有问题股、ST股、强庄股和微利股的详尽资料。弱者身上的肉，强者口中的食。在这批上市公司里，可以挖掘出我们未来的收购目标。
“请转告云南的＊＊，告诉他们――天要亮了，请做好准备。我仿佛听见澜沧江奔腾千里、呼啸而下的震天吼声……”
中国并购人物的那种韧性和执著，在陈明键这位朋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一次并购中，被收购的一方控诉他为商业诈骗，最后他被关进了东北一个地方的监狱。要是一般人，早就精神崩溃了，但他却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在东北寒彻骨髓的大冬天里，他却仍然坚持着用洗冷水澡来锻炼自己的意志。他还自己花钱买了很多书，在监狱里弄了一个图书馆，把那些少年犯组织起来，让他们读书，给他们上课。
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对他进行了一次审问。预审员教训他：“你以为你不交代我们就不能判你刑了吗？你不交代我们一样判你！”他拍着桌子反驳：“你们赶快把这句话记下来，一定要写在笔录里，你不记下来我今天就不让你们走！”然后他罗列出一大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条例，证明预审员的某些言语和举动，本身就是违法的……正是因为这份执著和乐观，他顶住了压力并力挽狂澜，最后被无罪释放。
“在做并购当中，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的决心，你是根本做不成的！”而对于如何看待是与非、法与非法的问题，陈明键的回答颇值得玩味：“他们这些人不会去干违法的事，但他们也不愿意去守法。他们都在做没有法的事。他们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
他们都有幻觉
对于中国并购人物的性格特征，陈明键概括为“有最强烈的幻觉感”：“在做并购时，他内心深处总有一股力量在驱使着他。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感觉，让他总是觉得这事必成，或者干脆是已经成了。”
陈明键进行了举例说明：“我们曾协助一个客户做一个并购案。当时这件事还刚刚开始，只是见了两次面，双方有了大体上的意向。没曾想到，这个客户却已经向媒体公布，说我们完成了多少多少亿的并购。下面的职业经理人忧心忡忡，对他发牢骚，说这个事外面已经沸沸扬扬了，现在该怎么办？但这个企业家却怀着一种必胜的心情，最后他果然成功了。所以在并购中，理性思维是产生不了奇迹的。”
正是因为深刻了解并购企业家的这种“幻觉感”，陈明键在一次收购中曾经成功地击败过对手：“这个交易对手也想去收购同样一家企业。在收购还没有眉目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居然发现人家目标公司的总部大楼，已经被他制成了模型摆在了自己的办公室内了。这个交易对手很自信，认为自己势在必得了，这个楼肯定是我的了。于是我们抓住他这种急切的心态，找出了他很多的破绽，最后把这个事给扳了回来。所以说幻觉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也不会坏事。”
在很多人眼里，并购人物都是一些铁石心肠的人。陈明键却因为和他们的“亲密”接触，所以有更多机会目睹他们性情的起伏波折。
陈明键和中国资本市场中大名鼎鼎的德隆系，曾经有过深度交往。德隆系的核心人物唐万新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们正在和德隆有关人员开会，协商有关合作的事宜。这时唐万新走了进来，很干脆地问道我――你们所有问题讨论完了吗？如果讨论完了，只剩价格问题了，那就由你说了算。你要多少钱，我们就给你多少钱！”
在外人看来，唐万新留着一撇小胡子，仿佛是西域来的一个认钱不认人的资本家。但陈明键透露，其实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很有江湖义气的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前一段跑到德隆去了。几乎天天有人问他――德隆到底会不会倒？这个朋友这样回答――我在投行干了十多年了，接触过不同的公司。今天我到德隆来工作，外界怎么说德隆我不好评价，但我有一个真实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在德隆退休。”
一个“江湖浪子”，为什么会有这种“老死”在德隆的念头呢？陈明键分析：他肯定是受了德隆那些人的感召。因为在好多接触过德隆高层领导人的嘴里，唐氏兄弟等人是一帮重诺守信、豪迈直爽的人。据德隆公司内部有关人士透露，唐万新的母亲于不久前去世了，他感到非常难过，“恐怕自己的企业倒闭了也没有那么伤心。”
但是陈明键认为，这种完全凭感觉来做并购的，是肯定扛不了多久的：“你有多大的胸怀，有多少关于历史、哲学等各方面的修养，最终将决定你最后有多大、多久的胜利。你的道行越高，你的道路就越宽阔；如果修为不够，即使你一下子起来了，但最后还是会震不住这个场，绚烂一时后便要倒下去的。你扛不动，你驾驭不了，就迟早会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