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小提琴作伴，就很容易打发时间。设想一下在下雨不出工的日子里，青年男女能够做些什么呢。因此，许多青年谈起了恋爱，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就叫“敲定”。那时虽然不禁止谈恋爱，但是以正面引导提倡晚恋晚婚，而婚前性关系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青年男女对性的克制不一定能够见效，有时就会传出怀孕的消息，其结果必然是堕胎。有一对青年希望生下孩子，他们成功地封锁了怀孕的情况，到无法堕胎的时候，他们两人均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公开检查，以此换来了孩子的出生。
我们知识青年是分别住在两排新盖的瓦房内，南面是一条生活用水的小河，北面就是桃树林。小河的两旁种着美人蕉，房间后面是香水月季。在洗衣服的时候，在往返食堂的路上，男、女生有接触的机会。但是对已经在谈恋爱的人来说，两排房屋都是没有禁区的。在劳动时，也是谈恋爱的天然场合，特别是在葡萄棚里“摘虎梢”（摘去无用而吃营养的须）时，是讲情话的最佳地方。
在后来离开农场调回上海时，当时大多数的“敲定”确实是敲定了，这与我后来听说大学里的情况不同。后来看了有关生物学上的研究，知道爱情长久确实也很难。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辛蒂·哈赞和临床心理学家罗瑟·劳调查了37种不同文化层次的5000对夫妻，并进行了医学测试，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人真正的爱情最多只能保持18至30个月。哈赞认为，爱情是大脑中的多巴胺、苯乙胺和催产素形成的，时间长了以后会产生抗体而失效；即使以后和另外的对象产生纯真的爱情，其有效期同样也是18至30个月。过了有效期以后，爱情有可能转化为亲情或友情，这是最幸运的可能了，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不幸运的转化结局。爱情是如此的宝贵和短暂，因此你如果一旦有幸遇到的话一定要珍惜，并且要有知道它会结束的心理准备，而且争取它能向好的方向转化。如果你属于“大多数”以外的人，那么你是更加幸运的人了。
在翻地、除草、开沟时，男生会对女生尽可能的照顾，以此来证实“男女搭配，干话不累”。我和戴逸如、汪志华都没有恋爱对象，我们三人就只能进行学术讨论，有时候停留的时候过长，就会招致批评：“三先生把工具一放，坐下来谈论封、资、修”。
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些口头文学，有“梅花党”、“绿色的尸体”、“恐怖的脚步声”等，故事内容大都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有人绘声绘色地开讲来打发时间。
当时有一位农场青年女干部对我政治上很关心，我觉得自己不能想入非非，仍旧与小提琴为伴踏实些。她后来到名牌大学上学，我也看过她，但是我的自卑心理一直是占上风的。那时候的一切不是现在可以想象的，其中包括感情问题。
我的“爱情故事”是写过一首“假情诗”。那时橘子组长是一位女学生，她知道我写诗，一次开玩笑地把疏下来的橘子花（疏花是为了更好地结果）送给我，并且要我写诗。我第二天给了她一张小纸，上面是一首歪诗：“我深深地、默默地爱着这圣洁的桔花，/爱神如有灵、也会为我的深情感化。/文字的赞美表不出我的一片倾心，/芳香永存、但愿它永不枯谢、就如同心花。”四句诗的第一字连成了“我爱文芳”，“文芳”是橘子组长的芳名。
那年，我国内部放映日本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作为警惕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教材，其中包括《日本海大海战》、《军阀》、《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我在国际电影院里看《啊、海军》时感受到彩色宽银幕的视觉冲击力，我至今记得影片中的主角叫平田一郎，为了军国主义而放弃了爱情，我还记得影片结尾时平田一郎他们围成圆圈边走边唱的“我们要像樱花那样凋泠，为国捐躯”。我当时觉得我们没有拍出如此艺术感染力的影片。
1972年，半岛集团设立；1972年，法国的子午线（Meridien）与法航（AF）联姻。
（时代录音）1972年的一首歌：“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光，我的手鼓纵情唱，余尽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施光南曲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是罗天婵演唱的，具有新疆维吾尔族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