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质疑声中飘摇走过一年的“禁租令”终于走到了尽头：教育部近日下发通知，不再禁止学生校外租房，而是制定相关管理措施加强管理。从“禁租”到“解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大学治理理念的理性回归，更是一次公民自由权利的胜利。

    回首“禁租令”出台的动机，可谓用心良苦：一切为了学生安全，为了一切学生安全。但学校这种保姆式管理的“好意”，学生却并不领情。在大学后勤社会化的时代，学校对学生的“起居”突然如此“关心”，也不免让人顿生疑窦。而现实执行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学生与校方玩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猫鼠游戏”：学校有床铺，外面有小巢，检查时睡宿舍，检查后回小巢。一些地方还出现一纸“禁租令”惹火万千“钟点房”的怪象。在学生们“沉默的反抗”下，“禁租令”其实早已形同虚设、有无两可。

“禁租令”寿终正寝的命运其实自诞生之日起就已注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还要遵循宪法与法律的逻辑，即“无法律则无行政”的原则。现代法治对政府和公民有着不同的要求，对政府而言，“法无明文规定皆禁止”，对公民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大学生首先是一名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公民，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每一项权利，大学生也同样平等享有。法律上没有哪一条款规定某一类公民没有租房的自由，大学生自由居住的基本权利也就不容剥夺。教育部门作为特殊的“法人主体”，其行政行为只能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来限制学生的权利。因此，教育行政机关在缺乏法律授权时自作主张，擅自颁布“禁令”来限制学生租房的自由权利，显然是超越权限的，必然导致政策陷入于法于理上下失据的尴尬境地。

也许有人认为学校作为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大学生的校园行为有权做出制度管制，“禁租令”是追求秩序的必要代价。但不要忘了，任何规章制度都是为便于管理而对法律精神的精细化、地域化延伸和补充，而非“另立门户”与法律分庭抗礼。学生之所以愿意遵守校纪校规，不是因为管理目标多么崇高，而是出于对校纪校规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和伦理价值的信仰和服从。

当然，“禁租令”解禁，学校的责任一点也不能少。我们期待着教育部门制定出更具人性化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而不再是颁布几道“禁令”，以禁代管，以罚代教，一禁了之！

(此文为7月28日<<三湘都市报>>特约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