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官吏与人民
韩东
章节目录：外强中干的皇帝们，官吏们的生存之道，皇帝并不聪明 分辨忠奸真是难 啃食百姓，可怜的清官，倒霉的改革者
外强中干的皇帝们
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谁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可能大多数人会说，当然是皇帝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最大。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实际并非这样--官吏们才是真正的当权者。
清朝末年，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后，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段，使自己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进而终身大总统。但袁世凯并不满足，他还要做中华帝国的大皇帝。当然，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极不得人心，但多数舆论工具都掌握在袁氏的一帮亲信走卒手中，反对帝制的呼声被压制，只有一些外国人办的报纸还敢登反对帝制的文章。袁世凯平时不看别的报纸，只看在北京销售量较多的《顺天时报》，这是一份由日本人办的汉文报纸。当时《顺天时报》上有许多反对帝制的言论，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非常担心，害怕袁世凯看到后会动摇称帝的决心，自己的美梦就成了泡影。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袁克定立即纠合了一班人马，伪造了一份假的《顺天时报》，刊头题字和版式都跟真的一模一样，但内容都换成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文章。袁世凯每天看到这些假消息，心里当然是乐滋滋的。后来得知被欺骗后，袁世凯气愤之极，用皮鞭一边大袁克定，一边骂他“欺父误国”。不仅如此，事前一些外国列强和北洋将领也都假称同意，可在他称帝后，才知道外国列强和北洋将领其实都反对。可这时候护法倒袁运动已经遍布全国，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死去，皇帝只当了83天。(《83天皇帝梦》 )
其实早在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就私印假报纸欺骗过当时的掌权者隆裕太后，说孙中山有十多艘军舰部署在威海卫军港，上面的官兵都是美国人训练的，马上要进攻天津和北京了，最后吓得隆裕太后签字逊位。而且袁世凯搞的帝制选举也未尝不是一场骗局，他用枪杆子吓唬，用银子收买国会议员，企图强奸民意，让自己成为一个民选皇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袁世凯可以欺骗别人，那被别人欺骗也就不希奇了。
这都表明，在历史上皇帝们虽然掌握着权力，但是官吏们掌握着信息，而皇帝运用权力要依靠信息的引导。皇帝提拔张三是因为张三有本领，可是谁告诉皇帝张三有本领呢，还不是皇帝身边的官吏们吗？在官吏们的谎言和糊弄下，皇帝怎么会知道谁真的忠心，谁真的清廉，谁真的有本领呢？在安徒生的童话里，皇帝派大臣看新衣的进展情况，大臣说什么皇帝就信什么，最后使得皇帝光着身子在大街上向国民炫耀“新衣”。所以说，掌握信息的官吏们才是真正的当权者。
在专制制度下，“皇帝的新衣”屡屡发生，实际还是皇帝们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为了一个个大蠢蛋。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皇帝们变得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自以为什么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皇帝们认为，他们说什么整个社会都会竖起耳朵仔细听，并会迅速地行动起来，迅速实现他们的要求，“要下大决心……”“保证……按时完成”等口号式的语言不绝于耳，而结果却往往不了了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映出“上面的人”都是容易被欺骗的糊涂蛋。
大家可以想想，各级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皇帝们的招数可以说层出不穷，繁冗复杂，君主怎么能够分清楚呢？而且官僚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中饱私囊的手段简直匪夷所思，不研究一段时间根本想不到。
官吏们是专业化分工，而君主只能大概的了解，不可能细致的研究。因为大大小小的领域多如牛毛，君主不可能有时间钻研，也就做不到明察秋毫。
朱元璋对于胆敢贪污的官吏，经常剥皮示众，并制成人皮囊悬于官府，惩戒官吏，对宦官干预朝政尤为重视，他曾明确指出：“宦官人数够使用就可以了，不要配备太多。自古他们就易于擅权。驭使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对法令望而生畏。”当时宫中安置的宦官才不到100人。《明史太祖本纪》并且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树在宫门口，文日：“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然而明朝13位皇帝大半都有宦官专权：王振（正统），汪直(成化)，刘瑾（正德），严嵩（嘉靖），魏忠贤（天启），连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治理国家都要和大太监冯保联手，因此明朝被耻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为什么会这样？
朱元璋登基不久，就对开国元勋来了一次大清洗，并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明太祖实录》卷239）没有了丞相作为皇帝的助手，朱元璋不得不日理万机，然而帝国每天发生的事情千千万万，导致朱元璋在处理许多事情反而要借助宦官的帮助，派宦官去办理。朱元璋主观上不愿意宦官干预政治，而客观上却相反，自己制订了一个愚弄自己的制度，都不用别人欺骗他。
更为糟糕的是，权力的近亲繁殖使得朱元璋的后代子孙趋于荒怠，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的使用更被委以亲信的宦官。比如明熹宗朱由校，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木匠皇帝”，经常钻研刀锯斧凿、丹青揉漆等木匠工艺到天亮，制造的木器可谓装饰五彩，精巧绝伦，手艺可比鲁班。可这个皇帝就是不好朝政，把朝廷公务都交给魏忠贤处理，直接导致了魏忠贤的专权。
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情，用行政手段压制的越深，以后反弹的就越厉害。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朱元璋可以把一句话 “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铸成铁牌立于宫门之上，其后代也可以一句话就把它废除，到了明英宗时期，这个铁牌就被摘了下来。
朱元璋在自己制定的《皇明祖训条章》中强调：“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朱元璋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反腐败手段最严酷的皇帝，然而他死后的明王朝反而是历代王朝中最腐败的。因为其继承者对于祖制恰恰做了一个最坏的选择，废“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而坚持了不设立丞相制度，废好的而坚持坏的，明帝国如何不腐朽？
明清时期的唐甄曾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恰恰是制度的安排“以一人之想而定天下苍生之命运”，而皇帝们又做不到，才导致了人民对皇权的批评，因为皇帝耽误了国家的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编中说：“因此，在所有野蛮人的政府中，……司法行政在长时期内似乎是非常腐败的。在最好的君主下，也远远不是十分平等和公正的，在最坏的君主下那就是完全腐败透顶的。
这些人对君主的批判大概出于君主总是想当然地以为自己能够决定一切，而现实生活中又做不到，常常被官吏们蒙蔽、可君主又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做到了，致使贪官污吏横行，人民生活混乱。
我相信，在儒家思想熏陶下长大的绝大多数的中国皇帝们都希望自己的人民能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但就是因为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们从中作梗，导致皇帝们和人民之间信息沟通的失真，因而总是发生误会。政策被层层过滤，信息被条条篡改，就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如果中间要经过许多关口，病人自述的病情到医生那里已经似是而非，医生的询问传达到病人那里又不对。你来我往，最后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因此皇帝们认为人民是“刁民”，人民则认为皇帝们是“昏君”。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坛经》第一篇）意思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有可能很愚蠢。还有一些当权者被愚弄到国破家亡的地步。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崇祯元年冬天，锦州兵哗变，督师袁崇焕请求皇帝发些饷银以安抚军队。财政没钱，于是群臣建议发内帑，就是让崇祯皇帝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给边关发饷，这让皇帝非常心疼。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善于揣摩圣意，就私下对崇祯皇帝说：“您戍边是为了防备敌人，可如今要防备那些边关军队。宁远哗变，您就发饷安抚，锦州哗变，您又发饷，以后各个边关都这样效仿，那你可怎么办呢？今日军情紧急，不得不发饷来解决，但这非长久之策。对于军队来说银饷不如粮食，山海关粮食并不缺乏，怎会缺银子，怎么会哗变呢？其中必有隐情，怎知是否袁崇焕煽动哗变来要挟皇上呢？”这番话说得崇祯皇帝“恍然大悟”，降旨责备群臣，也由此看重周延儒，并开始担心边关将士对皇权的威胁。
周延儒给皇帝出馊主意，却还得到了重视，崇祯皇帝曾依照礼仪对周延儒鞠躬作揖说：“朕以天下听先生”。可周延儒是怎么来报答皇帝的呢？在崇祯十六年四月，也是崇祯皇帝上吊的半年前，清兵抢掠山东、河北，因为靠近京城，这让崇祯皇帝非常害怕，于是下旨派已升为内阁首辅（丞相）、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的周延儒领兵消灭南下的清兵。可周延儒却怕死躲在通县，任凭清兵抢掠山东、河北。等清兵撤走以后，他就把这次“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崇祯皇帝尊称周延儒为“先生”，赐其银币蟒服，并加太师之职。（《明史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周延儒轻耍手段就骗得最高领导团团转，可见帝国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
不打仗的有功，打仗的却被处死。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月，清朝的皇太极避开山海关防区，绕道蒙古边地，袭取龙井关、大安口，率兵突袭北京。大将袁崇焕闻警，立即率几千骑兵，从山海关昼夜急驰三百多里进京勤王，抢先赶到北京城下，并在广渠门外击败皇太极的先头部队。
因为袁崇焕的援军少，为了战术需要，必须等待其他勤王之师到来一起打击清朝皇太极的“孤军深入”，给清军以致命一击，从而获得战略上的胜利。而以魏忠贤余党温体仁为首的一伙奸臣乘机诬陷袁崇焕“纵乱拥兵”，“引敌胁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皇帝本就因“锦州哗变”事件对袁崇焕不放心，这下更引起了对他的怀疑。当袁崇焕因兵马疲劳而要求入城休息时，崇祯皇帝断然予以拒绝。后来看到袁崇焕迟迟没有与清兵决战，又听到北京城谣言四起，崇祯皇帝的疑心进一步加深。再加上清朝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利用明军降将高鸿中和两个被擒的小太监向崇祯“告发”袁崇焕密谋出卖朝廷，使得崇祯皇帝立刻深信不疑，马上以召见为名，把袁崇焕逮捕下狱。后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这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以后，明朝开始有了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情。
所以国家的强大与否和皇帝们的勤劳、温和等没有太大的关系。皇帝们都以为自己能够“以一人之想而定天下苍生之命运”，却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大糊涂蛋，被那些下级官吏们“将计就计”地摆弄，还自以为“天下臣服，万民景仰”。在官吏们的信息战下，皇帝们根本就分不清敌我，即使武器再厉害，“导弹”再精确，也只能按照官吏们设定的路线轨迹进行打击，所以伤及无辜也就再所难免了。而一旦损伤超过了社会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国家的动荡就难以避免，皇帝们的江山也就危险了。
袁崇焕下狱后，导致明朝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纷纷溃散，其中有一些加入到西北的“流寇”中，并成为骨干。这使得原来只会抢东西、不会打仗的“流寇”有了军事素养，变成了“义军”，然后逐渐成长为明朝的第一威胁，最后摧毁了明朝的江山。
空前强化专制的明朝在1368年建立国前，英国于1215年开始大宪章运动，并于1265年建立国会。国会的建立意味着欧洲开始限制君权，国家开始尊重人民的意志，以集体的智慧来指导国家的发展，所以欧洲才会产生工业革命。而中国的发展却还要依据最高君主的意志，仅从这点看，中国如何不落后？
官吏们的生存之道
要知道，官吏们有他们特有的生存手段，首先要学会察言观色，那就是要看皇帝们的脸色行事。每个人对事情的讲法都会按照皇帝的意思说，皇帝喜欢听什么官吏们就说什么，皇帝不喜欢的就不说。这样既安全，又能讨皇帝的欢心，自己的前途当然就有保证了，最起码也不会犯“政治错误”。至于所说事情的真假是什么样子，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可以对事实进行随意地增减删改。像周延儒那样把躲避战争吹成大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还比如，有十件好事和十件坏事发生，官吏们如果把十件好事都告诉皇帝则天下大治，都说坏的则天下大乱。在众多官吏强大的“信息战”下，都不用官吏们编谎话，皇帝们就已经“溃不成军”了。收集上来的信息失真，颁布下去的政策如何能对症下药，官吏们说什么皇帝也就只能听信什么，所以中国的“豆腐渣政策”多如牛毛。
因为在朝廷里，官吏们各有污点，都有把柄。所以要相互包庇，你不揭发我，我也不揭发你，都高抬贵手，官官相护，闷声发大财，权力和法律在他们中间成为了交易的手段，打击谁，提拔谁，让谁去背黑锅就像做买卖一样。另外大家有默契地对付皇帝，只把好消息上奏，皇帝高兴，自己也就安全了。坏消息则压制下来，做出一个“天下太平，四海臣服”的假象，自己才能在皇帝心目中成为国家的栋梁。
领导能被下属“耍”得团团转，为什么会这样？看看被判处死刑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是如何解释的：“制度赋予秘书有安排领导活动的权力。我在安排时，就得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和情况。你想，哪个单位不愿让领导去视察，抬高一下自己的身价》哪个地方的领导做了工作不愿让领导给予肯定或是现场”指导“一下？……我既然是领导的‘活动指南’，领导也只能顺着我早已安排、捏咕好的路线‘视察’了。至于我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领导有时并不清楚。（乔云华《地狱门前》P77）
大官有权力，小官也有着同样的生存之道，利用手里独特的信息资源也可以把上级领导骗得团团转。李真可以糊弄上级，而他的下级也同样可以欺骗他。对此李真也承认道：“我搞调研总是亲自到企业、到单位，可没想到的是，一到那里就被包围。下面的人很会把我的脉，带我看的全是‘闪光点’汇报的全是他们的成绩。我问他们‘能不能超额完成任务？’他们拍着胸脯表态‘没问题！’……现在看起来，我从一地跑到另一地，车马费花了不少，也很累，自以为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其实这个‘材料’都是被‘润色’过的……我虽然是想做点事，但最后还是落了个‘假做事’的恶名。”（乔云华《地狱门前》P194）
这真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每一级官员都无法掌握正确的信息，那么汇总到最高领导那里，如何是正确的？
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重庆云阳县龙泉村考察，停下来和村民们聊天时，一位农妇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我爱人李建民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交学费……”反映她丈夫的两千三百元工钱被拖欠。温家宝总理非常重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然而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欠薪事件一追查下去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里面的问题竟然如此巨大：中国的欠薪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十几年的时间累积欠农民的工钱高达几千亿之多，若不是一个农妇向总理提出，堂堂一国总理还茫然不觉呢。而事情还没完，大家从欠薪问题又察觉到中国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许多工厂的工人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而工资才不过几百元，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然而早在2000年的时候，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曾写信给国务院总理朱容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了全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
大千世界虽然千变万化，但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一个农妇的一句“简单”实话，引出了一大串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问题，这可应了那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王充《论衡》）。这也说明因为官吏们的从中作梗，中央在决策时很难听到客观的、来自最底层的声音。许多领导也说：“好的政策到下面就变味了。”可为什么变味却从来没有人纠察。难道领导的工作就是出政策，而不用对政策的无法实施负责吗？
负责就意味着要承认错误，而承认错误就意味着没了面子，对于官吏们最重要的就是面子，所以为了面子就不能承认错误。明朝的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描写了在嘉靖年间奸相严嵩专权，人们为了巴结权贵，不惜对其看门人奴颜婢膝，以求得自己的名片能递交进去。某人为了见到主人，不惜忍受马棚里刺鼻的怪味、饥饿和寒冷，可后被告之要第二天来。于是晚上也不敢睡觉，天刚亮就立刻赶到权贵家。好不容易见到主人，还要诚惶诚恐地磕头、下跪，恭敬地献上以祝寿为名的重礼，离开前还要长跪，作揖。可出得门后，立刻神气起来，碰见朋友就说：“我刚从相府出来，相公对我可好啦，可好啦！”并虚拟一套话来描绘相公善待自己的情形，于是就赢得了别人的敬畏，也为自己赢得了面子。
这个人比起南宋末年的赵师？的无耻可差远了。一天，韩姹（单人旁）胄与客游于私园，信步间他指着人工修建的竹篱草舍道：“真是一派田舍气象，只是缺了鸡鸣犬吠之声。”话音刚落，草丛间传来犬嗷声，众人惊视之，原来赵师？在那里匍匐为狗，韩姹胄大笑，随后升赵师？为工部侍郎。
鲁迅在《说“面子”》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描写：“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
这三个故事都为了讽刺那些趋炎附势，狐假虎威的人，维持自己的“面子”恰恰是官吏们另一个生存之道。而维持“面子”的手段更是多种多样，近年来我国经常发生大的矿难事故，甚至出现死亡上百人，而老百姓从媒体看到的不是受难者家属如何痛苦，事故责任人如何被惩罚，而是领导如何指示救援，关心抢救情况，轻而易举地利用矿难体现自己的爱心和责任心，为自己的“面子”增光。
即使偶有动真格的惩罚，也只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已。自己严惩自己的决心再大，也只是热情更大一些，声音更大一些而已。时间一过去，只能成为更大的遗憾。当权者无论怎么严格，处罚自己人，毕竟还是自己的左手砍自己的右手，这样的准确性、力量性、突然性怎么能够达到最佳？然而这样的次数多了，就如同“狼来了”一样，各级官吏早都不在乎。而且他们对这样的突击行动也早有自己的一套准备，产生了“抗体”，官吏们变得更狡猾，更不好打击。并且，官吏们的经验也是代代相传，与帝王之术并驾齐驱，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化。
为什么一定要维持“面子”，其实在专制制度下，所有的官员都有心里阴影，自己以前如何出卖自尊阿谀别人，如何用自己的热脸捂上级的冷屁股等耻辱事迹，都会影响官吏们的一生。这才是“面子”的敏感神经，我当“小催”的时候要拍领导，所以我当了领导后，我就应该被别人拍，拍我是正常了，不拍我反而不正常了，那我当官往上怕爬是为什么，以前的损失怎么赚回来？对上级领导忍耐的次数多了，所以一旦得势，就必然要变本加厉地把以前失去的尊严补偿回来，而且更加盛气凌人，令其下属更不舒服。对此鲁迅曾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官员这样，皇帝也如此。清末皇室对洋人是捧着破碗要饭，对自己则是把老百姓关起门来打。对外，尊严不值一文，对内，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对外一副奴才嘴脸，对内就是主子样子。外面的损失里面补，连本带利还要赚回来。
审时度势也是官吏们的生存手段，所谓“政治正确”，比如有些人在反右时说自己是左派，反左时说自己是右派，两派都反时他说自己中立。
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经常被内阁总理荣禄阻挠，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并授以血诏，让他去刺杀荣禄。可荣禄的背后是慈禧太后，袁世凯在衡量了帝党与后党的势力对比后出卖了光绪皇帝，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夭折。由此可见，官吏们效忠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权力本身，或者说谁势力大就效忠谁。传说在慈禧太后病危时，袁世凯怕光绪亲政，旧案重提，于是先下手毒死了光绪皇帝。历史总是充满了迷雾，光绪皇帝是怎么死的恐怕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有一个是不争的事实，在专制制度下官吏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保证安全才能加官进爵，等到羽翼丰满他们就会有更大的动作了。
投其所好也是官吏们的必修课，这样才能接近高层，让高层的眼中能看到你。康熙在《帝王家训》里说：“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意思是说，下面的人总是看上面的人爱好什么而自己也去，这样才能和上面的人拉近关系。
官吏们具备的这些本领都可以统称为韬光养晦，生存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忍耐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的出头，出头就意味着有权势，等到加官进爵后，就可以捞钱，谋取利益。而谋取利益也需要一种独特的技巧，那就是伪装：一方面高谈廉政，另一方面大把的捞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古代是这样，今天也如此。江苏省交通厅长章俊元在2003年9月召开的省交通厅干部学习会上发言表示“100（政绩）-1（腐败）＝0（功劳），即一个人干得再好，廉政出了问题，所有功劳都没有了。”并告戒大家“用好手中的权力切记‘慎独’二字”。可2004年章俊元就因为工程管理中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等腐败问题而落马。
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可以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然而这并不会妨碍他飞到澳门豪赌，一掷万金，挥霍人民的血汗钱。
原兰州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斌昌说：“现在是兰钢的困难时期，组织上让我来是和大家同甘共苦的，不是来享受的。为此我约法三章：第一，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小汽车；第二，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房子；第三，不乱花兰钢的一分钱！”张斌昌不仅说的好，做的也很好：上班骑自行车，吃饭进职工食堂。可当他贪污受贿几百万元的事情被揭露出来之后，兰钢集团的所有职工目瞪口呆。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有句名言：“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可随后被查出贪污财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于2000年9月14日被执行死刑。
近日被查处的重庆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曾在公开场合教导大家要“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时刻心里装着一双草鞋，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但随后却涉嫌贪污受贿约900多万元人民币。
原河北国税局局长李真在《河北国税局机关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奢侈浪费，违法乱纪、花着公款，慷国家之慨，肥个人之囊。这种现象能让它存在吗？如果我们允许存在这种现象，就等于把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权力践踏了，对同志们不公正了。”（《地狱门前》P108）说归说，做归做，李真大贪特贪，最后被判处死刑。
官吏们的这些行为大概属于《三十六计》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对上层领导、对下面百姓都大打信息战，当面一套，背面一套，表面清正廉洁，才能让人们放松警惕，然后贪官污吏们才能在暗处用权力交换巨大的经济利益。
由此可见，一些官吏早已深谙“廉政文化”，并巧妙地把“廉政文化”篡改成了“腐败文化”，官吏们的行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当众一套，背人一套，谁能搞的清楚呢？怪不得朱元璋为自己提拔的官吏变腐败而苦恼。对付皇帝及其颁布的政策，官吏使用的手段很多，难以想象。明朝大宦官刘瑾趁皇帝玩耍在兴头的时候才上奏，皇帝烦了就让刘瑾去处理，使得他能够大权独揽。
对付老百姓，官吏们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南方周末》报道，某市选举，领导为了当选就让秘书出主意，如何让代表们都选他。在选举的那一天，秘书对代表们说，赞同的人不用在表上填写，不赞同的可以划个叉。这样使得代表们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因为谁拿起笔在表上一划，就意味着他反对了这个领导，那结果还有好吗？于是，这位领导全票通过。这样的无记名选举，也就如同作废了。我又想起了那句话，“防范之法有尽，舞弊之事无穷”，无论什么样的好政策，官吏们都有办法对付，使得好政策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实行，老百姓根本享受不到好政策所能带来的利益。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0年12月，中纪委曾经决定要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次年，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迄今为止，这些规定都变得不了了之。
官吏们胆大妄为主要还是有所依持，知道自己的“防弹衣”有几层，有多厚。一个官吏因罪受罚，往往是官位往下降，叫“贬谪”，官位有几品，“防弹衣”就“有几层”。“有多厚”就是与皇帝的感情有多深，或者说自己的人际关系有多好，这样同样的罪过贬谪得就会轻些。现在的干部也一样，犯了错误往往要经过党内处分、行政处分、撤职、开除党籍，然后才会涉及到刑罚，而老百姓犯罪就只有进监狱了。
朱元璋苦恼就在于他不明白“防弹衣”的道理，以为自己火力十足，殊不知官吏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强，所以敢冒险对皇帝的政策阳奉阴违。皇帝对官吏在权力上占有优势，但就如同老虎打苍蝇一样，虽然能打死无数，但是苍蝇的数量繁多，繁殖能力超强，根本打不过来，皇帝只一个，而他要对付的却是一个巨大的阶层，如何不败？
皇帝并不聪明
朱元璋不仅对大臣不好，对文人更是轻蔑。他从建国开始就有意识地改造文人，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其子朱棣，更是变本加厉，诛灭当时著名文人方孝孺十族。所以当明末李自成攻陷北京时，虽然大半河山还姓朱，可崇祯皇帝身边既无大臣、又无武将，只有个太监。因为明朝皇帝对太监好得多，最后太监陪葬也在情理之中。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朱元璋相反，他是想方设法来赢得文人的心，甚至给后世继位者立下遗诏，规定不能以言论杀文人。所以在宋朝时期，儒家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出现了二程、朱熹等诸多大家和学派争齐斗艳。南宋即使国家基本沦陷，末代皇帝逃离到帝国南端，还有那么多死士团结在周围。文天祥在北京为帝国尽忠，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岳麓书院几百、儒生更是全部战死。可宋朝对待武将一直有所戒备，因此军力一向孱弱，对北方的战争节节败退，也未把握住北方辽、金、蒙古相互碾压的机会。宋朝最后是文官陪死，武将不知所踪。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看来因果报应真实存在。
人的内心思想无法探询，因果之说更是玄之又玄，这对于朱元璋所开创的蒸蒸日上的明朝似乎并不重要，但对于250多年后的明朝却是尤其关键。亡国帝王崇祯一开始是很贤明的皇帝，弟代兄位，其承接下的是一个匪乱丛生的帝国，朝廷内外都被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那时的崇祯皇帝才十七岁，即位不久就果断、老练地粉碎了魏忠贤的阉党。紧接着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杜绝了宦官乱政之门，为此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这使得即将坠落的太阳又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令许多人重拾信心，明帝国的命运似乎要被崇祯之手扭转向上。
的确，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一直勤理政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励精图治，是朱元璋以后的明朝16位君主中最突出的一个。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这在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皇帝并不只是靠勤勉就能当好的，一时的贤明并不等于终身的智慧。铲除魏忠贤让历史给了崇祯皇帝更多的时间来改正帝国的错误，可是崇祯皇帝并没有把握住十七年的宝贵时光，他不仅仅被朝臣、外敌的信息战打得晕头转向，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正确理解帝国没落的本质原因。
崇祯皇帝对于风雨飘摇中明帝国是“能观其表，不明其理，错用其法。”
能观其表：崇祯皇帝知道明帝国危在旦夕，并且工作勤奋，经常下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
不明其理：其罪己昭无非是企求苍天赐福，使得明帝国能重新振兴，百姓生活能安康。对于 “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 (《明史本纪第二十三 庄烈帝一》) 崇祯皇帝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一相情愿，以为自己少吃饭，少听音乐就表明他与士兵同甘共苦，以为这样士兵就会对他感激涕泠，就能拼死保护他的王朝。崇祯皇帝太高估自己了，完全错误估计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样的罪己诏比起汉朝文帝和景帝的“罪己诏”差远了。
汉文帝在《文帝议佐百姓诏》中说到：“间者数年比不登……愚而不明，未达其咎……将百官只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意思是说：近几年连续收成不好，我却愚昧不明，不知道错在哪里。也许是给官员们的俸禄太浪费，也许是无用的事情办的太多，要不然老百姓吃的粮食怎会这么缺乏呢？有帮助百姓办法的官员，请高谈阔论，畅所欲言。
再看看汉景帝下的《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意思是说：今年有的地方收成不好，人民的粮食匮乏，过失在哪里呢？有的地方以欺诈的人当官，当官后用财货做买卖，掠夺百姓，侵害人民利益。县丞是县级最大的官吏，他们利用职权为非作歹，助长下面官吏的贪污，使得设置县丞失去了意义。
这就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同样的灾害，汉朝的文、景两位皇帝看到的是官吏们的腐败，所以能够对症下药，度过天灾和国家的危机。因此历史上能出现长达40年的“文景之治”决不是偶然的，和这两位皇帝的大智慧分不开。
而崇祯皇帝则认为灾害的出现是上天对国家的不眷顾，对于灾害的发生和人民的苦难完全归咎于天或“天子”自己，所以他是“不明其理”。同样是天灾，为什么在明朝时“陕西饥民苦加派，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山西大饥，人相食。”(《明史本纪第二十三 庄烈帝一》) 灾害导致全国盗匪丛生，引起了亡国的人祸，而在一千九百年前的汉朝文景时期也曾出现过长达八、九年的大灾害，却没有出现“人相食”那样的灭国大乱呢？
如同医生误诊病情必然会开错药一样，崇祯皇帝“不明其理”必然对国家的治理策略“错用其法”。
崇祯皇帝在任命周延儒为首辅后，朝廷一度言路通畅，言官纷纷上疏议论时事，可同时又导致魏忠贤余党与东林党之间利用上疏的机会争吵。崇祯皇帝一向反感大臣结党，便下诏谴责。这时候有一个叫姜采（土字旁）的官员上疏为言官们叫屈，说：“封住言官的嘴，大家都不说话，那谁能给皇帝您谈论天下大事？”并且他写出“陛下何所见而云？”这样一句不恭敬的话质问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看完后大怒，在奏章上批道：“姜采只不过一小臣，敢诘问朕‘何所见而云’，罪情特重，应予革职，着锦衣卫马上拿送北镇抚司拷问！”但看到拷打并未使得姜采屈服于帝王的威仪，崇祯皇帝更怒，亲自写密旨（便条）给锦衣卫指挥骆养性，要他秘密杀掉姜采。
可是骆养性清楚地记得魏忠贤当政期间锦衣卫秘密杀害清廉、耿直大臣后的下场，于是斗胆劝谏说：“如姜采有罪当死，就应该公开审讯，而今陛下半夜送来一张便条，叫臣杀谏官，又要隐瞒实情，臣不敢奉命。”
这样的劝谏道理十足，崇祯皇帝也没办法，于是将姜采重杖一百后关押于刑部监狱。直到崇祯十七年二月，才把姜采释放，谪戍宣州卫。姜采还没来得及走，李自成就攻进了北京，崇祯皇帝也自缢于北京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明史姜yu (四声，同玉)传》
对于帝国的困难崇祯皇帝不明其理，又听不进逆耳忠言，比起汉文帝的“愚而不明，未达其咎，率意远思，无有所隐”的境界差得太远了。没有贤明的人在身边帮他分析天下大事的前因后果，崇祯皇帝如何了解正确的信息，治理社会动荡的病因。海瑞给嘉靖皇帝的奏章里说嘉靖是家家皆净，嘉靖虽大怒把海瑞下狱，但并没有杀他，如此比较崇祯还不如先辈呢。
虽然崇祯皇帝登基后就立即处死专权的魏忠贤，但遗憾的是他在后来仍然任用大量的宦官帮助其处理国事，或监视、或主持各个边镇军务、兵粮、海禁等。
对此朝廷群臣苦谏，反对宦官干政，崇祯皇帝就是不听，还对群臣说：“你们要是实实在在地办事，我又何必任用宦官呢。”崇祯不主动承担责任，还把过失推到群臣身上。随后他又派宦官杜之秩守居庸关，曹化淳镇守京城，可就是这二人均投降了李自成，辜负了崇祯的期望，崇祯所能依靠的人是越来越少。
马基亚维里在《君主论》第九章中说：“当市民君主国冲平民政治转向君主政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陷入危险之中。因为市民君主国的君主们若不是自己发号施令就是通过官吏们发号。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君主们完全依赖与那些被提拔大官位上的市民们的意志，而他们，尤其是在危难时期，很容易以敌对的态度或是拒不服从君主的方式篡位夺权，因此比较起来，君主们的地位更加软弱并且更加危险。而且当君主们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他是来不及行使绝对权威的，因为市民们已经习惯也接受官吏们的命令了，所以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服从君主们的命令，而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君主们也往往缺乏自己可以信赖的人。这一类君主不可以把他在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他根据，由于在拓片时期市民们都需要国家，因此每个人都为之奔忙，每个人都信誓旦旦，而且当死亡伤远之时每个人都准备为他而死。然而在危难时刻，当国家需要市民们的时刻，能够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这样的考验实在是太危险了，它只能试用一次就再也不能够用了。”。
皇帝的威严在国家危亡的时刻荡然无存，却未见得崇祯皇帝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挽救失去的民心，不仅如此，崇祯皇帝还得罪他们。李自成占领了一个城市后，第一件事即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以赢得民心。其实那些粮食都是崇祯皇帝家的，李自成慷他人之慨以成自己之势，着实聪明，而崇祯皇帝守财奴式的自保方法就显得极其愚蠢。我一直以为明末粮荒是政府没有粮食储备，所以老百姓饿死无数，现在看来李自成能开仓放粮，说明政府是有储备的，可崇祯皇帝死扣着自己的财富，真是要钱不要命，由此也可以看出崇祯皇帝的执政能力是多么低下。
仅从对待财富的做法看，崇祯皇帝比起古代欧洲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更是差远了。公元前334年春天，亚历山大率领35000人的大军和160艘战舰，开始了远征东方的行动。出征前，他把自己的所有地产收入、奴隶和畜群分赠给人。一位将军迷惑地问道：“请问陛下，您把财产分光，给自己留下什么？” “希望。”亚历山大说，“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无穷的财富！” 将士们被亚历山大的雄心所激励，决心随他到东方去掠夺更多的财富。
亚历山大率领部队首先占领了小亚细亚，然后他又挥师北上向叙利亚进军，在伊苏城，他打败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并俘获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亚历山大围攻推罗城时，大流士三世曾派使者求见亚历山大，愿意出巨款赎回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还要割让半个波斯帝国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一员大将帕曼纽高兴地说：“如果我是亚历山大，我就接受这个条件。”亚历山大则毫不动心地说：“所以我不是帕曼纽，我是亚历山大。”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彻底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随后在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又率领军队离开中亚，南下侵入印度。在将近10年的远征中，亚历山大建立起一个西起巴尔干半岛，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的庞大帝国。
伟大的君主必有不寻常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亚历山大散财而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帝国，而崇祯皇帝则捂住自己的口袋不放，守财奴式的做法葬送的帝国的江山。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查抄皇家府库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那时朝廷的户部仅有白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贪财的崇祯皇帝曾劝一个他十分宠爱的妃子，让她的富翁父亲拿出钱来资助国家时被拒绝，崇祯皇帝只能出无可奈何地作罢子，自己都不能做出榜样，还如何强求别人呢。
《左传》里有一个《子产告范宣子轻币》的故事，郑国大夫子产给晋国范宣子写信说：“您执政晋国，各国诸侯看不到您的美德，却听说您收取的礼物愈多。主持国政的君子不应该担心没有财产，而应该担心没有好名声。诸侯的钱财都堆积在晋国的王宫里，那么诸侯就会和晋国离心离德，这样晋国就危险了，晋国不保，您的家也就保不住了，为什么要一味追求钱财，自己占有这么多财富有什么用呀？……大象被猎杀正是因为它有价值连城的牙齿呀！”范宣子看了以后减少了诸侯进贡的礼物，从而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波斯国王大流士看不到这样的话，崇祯皇帝应该看过，可惜无法理解其深刻的含义，改变其守财奴的本性，两人都亡国了。亚历山大大帝没看过，却能做到，因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几个帝王列在一起比较一下，国家为什么兴盛，为什么灭亡就清楚了。
崇祯皇帝死到临头时，拔剑砍下长公主的一条手臂，他若早有这股狠劲，哪怕拔剑吓唬一下那个妃子，明朝的军饷也能多解决一些。贪财的人在关键时刻往往缺乏这样的狠劲，可国家危难，没有一股狠劲难以扭转国家衰败的命运。崇祯皇帝虽然能下决心处死魏忠贤，但并不等于他就看清楚了帝国危难的实质及宦官干政的危害，一时的贤明并不等于终身的智慧，所以崇祯白白浪费了长达十七年的执政时间，未能扭转帝国坠落的命运。
十七年意味着什么，看看法国的拿破仑从1799年11月发动雾月政变执掌法国，挽法国崩溃于即倒，到1805年12月在奥斯特利茨打败了第三次反法同盟（史称三皇会战），正式成为欧洲霸主也不过用了6年时间。
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55年-117年)在《历史纪年》中说：“世界上最虚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带来的声誉了。”这恐怕就是崇祯依靠血缘继承王位和拿破仑凭借本事竞争王位所给国家命运带来的天壤之别。
分辨忠奸真是难
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皇帝居于至尊地位，对国家的兴衰承担着最高责任。缔造盛世的伟大君主除了勤政这一基本条件之外，还必须具备两项基本风范：真心求谏，广开言路；知人善任，提拔贤才。
汉文帝为了鼓励臣下进言劝谏，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法以宽人心。“贞观之治”之所以彪炳青史，与唐太宗主动求谏、纳谏有极大关系。在《贞观政要》和《魏郑公谏录》两部历史文献中，大量记载了唐太宗与魏征等人有关进谏的嘉言善行，也向后人展示了一代君臣苦心求治、肝胆相照的风采。
同样，唐太宗选拔人才，始终贯彻“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本纪下》）的原则，只要是可用之人，皆委以重任而不计较其原属于何种“党派”。因此从国家的各个阶层，特别是下层社会选拔出来的精英人才进入唐太宗的统治集团，就如同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样加强了唐朝的政治活力，而呈现出的就是盛世气象。没有人才，何来盛世？班固对汉武帝时期的人才之盛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
崇祯皇帝不能做到“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诸葛亮《出师表》），自然也无法做到像唐太宗等先代明君那样选拔人才。崇祯皇帝手下有一个叫魏藻德的大学士，是崇祯十三年的状元，仅用三年就被提拔为大学士。当李自成入主北京后，魏藻德被关押在李自成手下将军刘宗敏的府第，可他还想在新成立的大顺政权投机当官，就对看守的士兵说：“烦劳转告刘将军，若能用我，官职不拘大小都行，快放我出来吧。”
后来刘宗敏责问他：“你位高权重，却把国家治理得乌烟瘴气，你有罪吗？”魏藻德却狡辩说：“我是一书生，本来不熟悉政事，主要是先帝崇祯无道，国家才这样不可收拾。”这番话气得刘宗敏一巴掌打在魏藻德的脸上：“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崇祯点你状元，不到三年又提你当大学士，位极人臣，有什么地方亏待你？你却说他无道！”最后刘宗敏将魏藻德用两根刑棍夹死。（《明史陈演、魏藻德传》）
鲁迅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题未定”草》）穷苦人家出身的刘宗敏都比状元、大学士魏藻德懂得是非，可见明帝国已经“鱼烂”到什么程度了。
如若崇祯皇帝在地下能听到魏藻德的无耻之言，再比较起姜采的逆耳之言，不知道心理是什么滋味，他还会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吗？如果他知道姜采后来流离到苏州，忧愤而死前对两个儿子说：“我奉先帝命谪戍宣州，死后一定要葬在那里。”恐怕崇祯皇帝懊悔地要嚎啕大哭了。
“荣誉和财富，若没有聪明才智，是很不牢靠的财产。”（德谟克利特《名人名言录》《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然而有聪明才智就真能够保证荣誉和财富长久牢靠吗？看看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吧。
齐桓公是那个动荡时期最英明的国家君主，他任用管仲建立了齐国的霸业，但是他也没有认清一些官吏的丑恶嘴脸。比如他喜欢的一个官吏叫易牙，这个易牙听见齐桓公说不知道人肉是什么味道后，就把自己的孩子杀了，亲手做成菜给齐桓公吃。看看，这个易牙对齐桓公是多么忠心，简直无法用言辞来形容的忠心。还有一位名叫竖貂，是齐桓公的“男宠” ，这个人的本事就是能让齐桓公高兴起来。齐桓公是非常喜欢他俩的，可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在齐桓公晚年生病的时候，竖貂、易牙把王宫用高墙围起，把齐桓公一个人关在里面，只留一个小洞，齐桓公的饮食都要依靠太监们从洞里送入。并很快他们连饭也不送了，一代霸主齐桓公就这样在饥渴中悲惨地死去。直到6、7天后才在老臣的建议下发丧，那时，桓公之尸已经腐烂不堪，虫蛆爬出户外，恶臭难闻。
而在这之前，齐国大臣管仲病重的时候，曾特别警告过齐桓公，一定要把易牙、竖貂两人驱逐出宫，不然必出祸乱。管仲说：“小人就好比洪水，我是堤坝，我在，洪水还不至于泛滥成灾；堤坝没了，您就得离洪水远一点。
可惜齐桓公在将两人赶出去之后，又想念他俩的好处来，既而把他俩重新召了回来。可怜齐桓公一世英名，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自古及今，很多君主在建立了丰功伟业之后，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即使有大量的历史教训告诉他们。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君主们有多么的英明神武，在分清楚君子和小人这方面依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原来有钱的时候，有两个人和我特别好，而当我没钱的时候他俩就逐渐离开了我。开始我没觉得怎样，多年后我反省才恍然大悟：这俩不就是趋炎附势之徒吗？我开窍太晚了，有时候吃亏也未必能及时明白，所谓“画人画虎难画骨”。
从崇祯皇帝的事情可看出，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他并没有开窍，所以委派的人都背叛了他，齐桓公到死才认清，可惜他俩都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皇帝们往往认为官吏是帮助皇帝管理人民的，却不知那些整天围绕皇帝说奉承话的人原本就是趋炎附势之徒，当皇帝有势力的时候就跟随，倒台就离开。
三国时期曹操亲率大军讨伐东吴，许多东吴大臣劝君主孙权投降，可鲁肃一句话坚定了孙权的抵抗念头，他说：“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大意是说，我鲁肃投降曹操，也还可以继续当官享福，主公你投降曹操，还想有什么好下场吗？孙权立刻恍然大悟，“遂任（周）瑜以行事，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整顿军队准备抵抗曹操。（《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最后于赤壁打败了曹操，保住了自己的政权。
唐武宗时期，宦官仇士良退休时说：“不能让天子闲而无事，要常引他纵情享乐，而且享乐要日新月异，如此天子无暇顾及它事，吾辈才能得志。尤其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让天子读书，他见到前代兴亡之事，必生忧惧，也不能让天子亲近儒生，否则会疏远吾辈。官员的利器就是：掌握天子，便可百战百胜。
认识上的误区导致皇帝们以为对官吏占有优势，其实如狮子大，狐狸小，可狮子永远无法把狐狸消灭干净一样，大家各有各的生存特点。尤其在国家安全和领土扩大后，皇帝们有可能变得更加自大，再加上官吏们的吹捧和谄媚，皇帝们就会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自己真是“天”的儿子，自己真的代表着公理，掌握着一切，于是出错就再所难免了。当然，造成损失后，头脑还清醒的皇帝们会打消他们过度膨胀的信心，意识到你有多了不起，就会犯多了不起错误。及时改正错误，江山还有可能继续坚持下去。而对那些糊涂的君主们，错误就是他们显示自己威信的时刻，他们总是要证明自己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自尊。有的皇帝还会禁止老百姓议论他的错误，压制民声，以为没有人说，他就没有错误了。这样的掩耳盗铃，导致错上加错，国家不仅更加衰弱，甚至可能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齐桓公的晚年连狗都不如，被官员隔离，活活饿死在屋里，墙到众人推，官吏们对于倒台的君主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错了。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 里仁》）意思是说：君子时常反省道德，小人时常思念乡土；君子关心法令，小人贪图私利。孔子未免把君子和小人划分得太简单了，而且思念故土，关心自己的利益也被认为是小人的行为，更是与今天的价值观不符。孔子还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更让人莫名其妙，所以依靠儒家思想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贤臣和贪官是跟本不可能的，所以历代皇帝们区分清官和贪官尤其困难。这些中国官吏们的大智慧都用在了揣摩上司的心理，勾心斗角上，简直都研究到了专家级水平，那些自以为是的皇帝们怎么能斗的过呢？中国官僚的那些小忠小义，小仁小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能分得清楚呢？
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以一人之想而定天下苍生之命运”，而一个皇帝的想法能透彻地看到天下的形式吗？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意思是说：不要担心人家不理解自己，要忧虑自己不了解别人。别说天下了，皇帝连身边人都看不明白。莫说是不英明的崇祯皇帝，就算是英明一世的皇帝也未必都能看清楚。要知道，一代“明君”乾隆皇帝都比不上他的臣子和绅富有。
司马迁在《史记 屈原列传》中说：“无论国君愚笨、贤明，都希望求得忠良贤臣来帮助自己，然而国破家亡的事情接连发生，原因就在于国君认为是忠良贤臣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楚怀王就是因为分辨不清，所以在内部受到郑袖的迷惑，在外面受到张仪的欺骗，疏远屈原，以致战争失利，国土沦陷，自己被骗到秦国，最后死在那里，被天下人耻笑，这就是不知道用人的祸害呀！”可见主要问题还出在皇帝们分不清黑白，而“忠”的标准又根本是模糊的，导致一些像屈原那样的清官有心无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皇帝们被官吏们“欺负”。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宗赵匡义曾说过“奸邪无状”四个字，意思是奸邪之人是看不出来的。我认为不用分辨忠奸，因为人的思想是飘逸不定的--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只要能辨别官吏们对君主建议的好坏就就可以了。
在这点上金朝皇帝金世宗完颜雍就看得非常清楚，金世宗对那些建议大搞建设的大臣们说：“宫殿的修建标准，如果追求华丽的装饰，必定不会牢固。……现在搞土木建筑的官吏，更加草率、马虎。他们向下与工匠勾结、狼狈为奸，侵吞和克扣工程方面的材料；向上与户部和工部的官员支取完经费和材料后，只求草率了事，以致于工程刚刚完工就出现房斜屋漏的情况。他们这样舞弊、敷衍和搪塞，导致劳民伤财，罪过可谓严重之极。以后要严格审查，追究责任，处以重型抵偿损失。”（《金史 世宗本纪》）
金世宗对于国家的腐败看得比较清楚，能够洞察官吏们在工程运作方面的舞弊行为，所以金世宗时期，金朝处于鼎盛状态，灭掉了北宋。金朝的强大决不是偶然的，和汉朝“文景之治”一样，君主的英明导致了国家的富强。
然而先辈的英明并不等于后代也能保持下去。金朝皇帝金章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主事的官员们就建议改造宫殿的各种设施，而这就需每天用绣工1200人,两年才能完工。金章宗见花费太大，准备停止改造工程。于是大臣张汝霖劝说皇帝：“这也算不上过分奢侈，主要是将来外国的使臣来朝见皇上，看见殿宇壮观华丽，也是国家的体面。”（《金史 张汝霖传》）金章宗认为也有道理，于是工程就继续下去。以后金朝的各种奢侈花费就越来越多，又赶上北方自然灾害严重，再加北伐南攻的一些军事行动，造成财政上的严重困难，自此金朝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最终被后崛起的蒙古灭亡。金章宗本身就好奢侈玩乐，上下效尤，专制政权的改革总是自上而下的，可上面不改，国家就难以改变，困难无法解决，危机总会爆发。官吏们对于皇帝的建议有各种目的，或好或坏、更多的还是基于自身的利益，所以需要皇帝拥有大智慧来区分建议的好坏，否则就要被官吏们愚弄。
一个城市乃至国家每年都会有许多建筑工程，任何一次工程的建设对于有权力的官员来说都是一次饕餮圣宴。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加速城镇化建设，这又给了那些贪官以捞钱的机会。高层良好的愿望总能被那些贪官转化成口袋里的钞票，若非一个英明的皇帝，实在是无法洞穿官吏们神通广大的能耐，所以国家的奢侈花费也就源源不断地产生了。
对于君主，官吏们的态度就是你有权力的时候，他们会竭尽所能地奉承，讨好你，而当你失去权力的时候，则没人理你了。清代初期社会启蒙思想家唐甄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崇祯皇帝在上吊前，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大意是说：自己德行太低，老天不帮忙，大臣们也耽误自己，自己没脸去见祖宗，让李自成随意处置自己，只要不伤害百姓就行。可见他依然把帝国衰落的真正原因归咎于自己、上天和群臣，死到临头还没有醒悟到国家破败的本质。
崇祯皇帝的执政理念依然是效仿古人“赏善不惩恶”，其执政策略还是要依靠上天和官吏们，由此也能表现出他的执政思想。他肯定不知道孟子说的一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因为这句话被其祖先朱元璋给删除了。如果他知道这句话，他的执政方法也许会有所改变，执政能力也会提高，明帝国可能不会灭亡在他的手里。
不管怎样，未能正确地选拔人才来治理摇摇欲坠的国家，致使长达276年明朝（公元1368-1644年）终于在崇祯皇帝手中完结。
崇祯皇帝一死了事，可代替明政权的清朝却是一个比明朝更专制和腐败的政权。清政府在选择前朝政策的时候，依然是好的没选，选坏的：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没选，却把文字狱、特务组织学了个十足。新帝国并没有把沉重的中国向前推，反而更加地向后拉，导致其它国家崛起的时候，中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崇祯皇帝应该看过唐朝大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不知道他有没有哀叹过秦、汉、唐、宋和元朝的灭亡，反正我们这些后人现在哀叹他，也许我们的后人还会哀叹我们。
啃食百姓
官吏们的建议总是有好有坏，比如关于放权，权力一放一大片，一收又是一大片，导致国家经济发展“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于是大家抱怨：“坚持原则，严格按法律程序把关，上面说卡紧了，市场不活；放松了，出了问题，上面又批评我们把关不严。” 官吏们建议中央放权，却没有建议中央如何制约放下去的权力。中央最终把没有制约的权力放下去了，官吏们得尝所愿，得到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而中央却不知这些官吏不仅数量庞大，在饥渴后会咬得更深，吸得更狠，吃得更多
2004年11月中旬，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涉嫌受贿被司法机关带走，据有关人士透露王小石有一项犯罪行为是出售发审委委员名单，每出售一份价钱在二三十万元。在职期间，王小石利用工作性质的便利，向众多企业出售了这样的名单，获利总额近千万元。贪官污吏们获取利益的渠道和方式都是难以想象的，就如同谁也不会知道出售名单都可以成为千万富翁，那还有什么手段不能发财呢？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这用于贪污腐败简直是再适合不过了。王小石所在的证监会号称“清水衙门，而王小石所在的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更非实权部门，却能收入上千万，中国的权力收入可真深邃，敛财手段让人无法想象，真实目眩神迷。监管部门也腐败，清水衙门竟有这么大的收入，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正因为这样，才使得这些年大量的不符合证券市场条件、有经济问题的公司上市圈钱，啃食了小投资者手里的血汗钱。怪不得有人说中国股市不具备投资价值，原来价值都被贪官污吏们啃食光了。
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说，官位是花钱买来的，提升也要买。当官如同做生意，既然有投资就要追求收益，可收益从哪里来呢？比如当了县长或乡长，就把土地以低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自己可以从中收取巨额回扣；还可以大搞建筑，美其名曰“形象工程”，钱从银行借，让老百姓还，自己从建筑中收取回扣；还可以联系默许一些污染性强的小企业来生产或开矿，自己则收取回扣。于是官吏们吃饱了，而老百姓失去了土地、背负了债务、损坏了健康。
放权不是错误，错误的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制约那些下放的权力。
中国老百姓替领导背债不是一次两次了。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中欠西方列强的2亿两白银就让中国人还了49年，后来的袁世凯避开国会签定的善后大借款也如此。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未经国会讨论通过，擅自与英、法、德、俄、日5国银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5%，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期限47年；偿还已到期的各种赔偿、借款、垫款后，实际到手的仅760万英镑，而规定47年还清之本息竟达到6789万英镑。而袁世凯之女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披露袁世凯在法国竟然有200万法郎的存款。（《83天皇帝梦》P87 ）
三国时期的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中国历代官吏们则是“挟信息以骗君主，挟君主以欺黎民”。
美国经济学者科斯提出了产权理论，被人赞誉为‘科斯定理’，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们仅抓住其中‘产权清晰’四个字，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建议改革要国退民进，私有化、股份制，逼着中央进行产权改革。在得到中央的允许后，官吏们开始行动。
2004年7月份，新华社报道，2003年河南省长葛市发电厂进行改制，然而就是这个资产评估值1.01亿元、国有净资产3200多万元的发电厂，却被由原发电厂厂长等人以1500多万元的底价，一次性付款买走。这个厂长并没有损害到发电厂职工的利益，但却损害到长葛市、甚至河南省，乃至全国人民的利益，因为发电厂原本是国有资产，属于人民所有，却被低价卖给了私人，人民的利益自然受到了损失。
大官们开始疯狂鲸吞国家财富，小贼们如何闲得住？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河北省某大型化肥厂工作，做龙门吊（一种吊车）的电路维护。他告诉我他们厂龙门吊的电缆一年要更换三次，而正常应该是三年才换一次，而他们厂有一根上世纪60年代生产的电缆在1996年他离开的时候还在使用。明明有质量好的电缆，可每次更换的时候采购人员都不买，总买那些电缆胶皮含橡胶少、含碳黑高的，因为易开裂，才要经常更换，而采购人员也就能不断收到回扣。因为电缆质量差，导致开裂后火线和地线容易相碰，经常把电机烧坏，于是采购人员又可以买新的电机。那个朋友说所谓电机烧坏其实是里面的一个线圈被烧坏，以前都是电工重新缠好就可以使用了，极为便宜，花不了十几块钱。如今一坏就整个买新的电机，要花上三、四千元，旧电机搁置一旁，然后内部人员以废铁的价格买走，再维修一新，以原电机一半的价格转手卖给附近的私营企业，如小煤矿等。那些采购人员总是买许多价格低、质量差的非名牌产品，一方面以价格低来糊弄领导，另一方面又频繁的购买收取巨额回扣，本来易损件如皮带、防爆电器等应该三年更换一次，可现在无时不在更换。一更换新零件，采购人员又发了，这就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贪污方法。而工人们看到领导这样，也不闲着，也小偷小摸，每天用随身包拿工厂的化工焦，铁等，有啥拿啥，这就是以厂为家。然而这些费用都要加入产品的成本，一吨尿素他们的出厂价是1000元左右，而俄罗斯生产出来的同标号化肥才500余元，到天津港价格也仅有700余元，怎么和市场竞争，能不亏损吗？而那些贪官污吏们对这个厂跟本没有感情，干几年把钱包装满后，或升迁、或调动离开这家化工厂，可新来的官员又要狠捞一笔，总是没个尽头，如今这家企业实际已经破产了，而工作在那里的职工每年只能开出几个月的工资。
“窃钩者盗，窃国者侯。”（《庄子 胠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死后的遗产高达3亿美金，如此贫穷的巴勒斯坦竟然出现这样一个富翁，他的钱是哪里来的？我开始怀疑这些革命斗士究竟在为谁奋斗，奋斗的动机是什么。
对于腐败，皇帝们善良的意志根本无法合上贪官污吏的血盆大口。因为官吏们啃食老百姓的方法多种多样，比起盗贼般的直接哄抢，还有更高明的。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郭桓与各地官员串通贪污舞弊。于是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赃款，顺藤摸瓜，杀人成千上万。而一些聪明的赃官是如何对付他的呢？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手中也有赃款，可他却发了一个通知，向农民收费。通知说“如果百姓不以朝廷的追赃工作为重，拒绝缴费，就要关押起来严肃处理。这样就等于赃官借此机会在所辖范围内又加征了一道税。而其中的1%就足以弥补赃款，其余的99%又可以落入自己的腰包，而原来贪污的赃款还是自己的。（《血酬定律》 P77）
曲解政策，然后啃食百姓的事例如今也有。前几年中国政府提出的“教育产业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真正的“教育产业化”来源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坦福大学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专门开辟了一个以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为核心的斯坦福工业园，使自己的教学、科研成就与工业园的发展互相促进，同时，也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更解决了教育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精心打造，逐渐建成了一个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硅谷。今天的硅谷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研究机构，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还因其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全美国尖端技术人员的五分之一。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实践，被誉为“硅谷奇迹”，促进了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硅谷也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
我国也效法美国做教育产业化，却走型了。中国的各个教育机构，不仅没有为学生创造就业机会，反而大幅度地提高学费，导致贫穷的学生上不起学。美国的教育产业的结果给学生创造了发展的机会，不仅迅速提高了美国的科技水平，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我们的教育产业改革的结果竟是大赚学生的钱，依然是财富的转移，而不是创造。如同东施效颦，中国官吏们再次篡改了改革的立意，严重伤害了教育，不仅伤害到了下一代，而且使许多刚刚摆脱贫困的家庭因为供养孩子上学而重新陷入贫穷。贪官污吏又一次啃食了老百姓的教育，“科教兴国”也退变为一个口号。
2003年9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时说：“在与报告员的座谈中，中国教育部高层官员和有关专家曾多次向报告员详细介绍了中国教育经费情况，包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已达到了3.41%，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特别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向媒体公布材料时，没有采用中方提供的正确数据，却使用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数据，宣称‘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2%’。我们希望报告员采用正确的数据，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如实介绍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情况。”
我依稀记得“九五”计划曾规定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到20世纪末要达到4％（世界平均水平是5.1％），可是都到2003年了，怎么才3.41%，离原定的目标还有好大的距离，中国政府官员却还在理直气壮地申辩。
改革的立意总是要被官吏们篡改的，《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县政法委书记到乡里检查工作，看到县里印发的《行政诉讼法》宣传材料全部放在乡办公室，上面布满了灰尘。书记就问乡党委副书记为什么不把它发给农民，乡党委副书记的回答颇具意味，他说：“现在的农民越来越难管了，让他们知道《行政诉讼法》后，我们就有吃不完的官司，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中国的官吏们真是聪明，把来自上面的压力轻而易举地就转移到了下面，如同打太极拳一样，借力使力，自己则岿然不动。由此可见，最上层的统治者做出的政策越多，最下层的老百姓所受到的压力就越大。因为中层的官吏们在中间曲解政策，偷换概念，阳奉阴违，使得老百姓无法掌握来自上面的正确信息。这样一来，上层的政策都成为了“豆腐渣条例”，七折八扣地到了老百姓手里已经面目全非了。
比如债转股，本来是帮助国有企业减少债务，早日脱困的好政策，按照政策的初衷，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如产品品种适销对路、工艺领先、企业管理水平较高，只因资金不足难以发展，一时陷入困境的企业。可是实施起来许多官吏手腕一转，债转股后把企业资产转移，然后宣布破产；还有些地方连合资企业都实行债转股，然后再逃废债，于是银行所持有的由债务转来的股份立刻成为呆坏帐，而银行的钱都是老百姓的存款，其实还是老百姓承担了损失和风险。官吏们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掩盖错误。国有企业原本就是老百姓的资产，管理者把国企赔光，然后让国有银行把老百姓的存款贷给国有企业后再赔光，再用债转股的方式让国有银行用老百姓的钱买回原本属于老百姓的企业，或让老百姓花钱买回原本属于他们的并且已经一文不值的企业。这应该属于《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 ，真不知道这是官吏们在啃食百姓，还是骗得百姓自己啃食自己。
饕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很凶恶并且能吃的怪兽，古代铜器上多刻它的头部形状做装饰，后人用饕餮之徒来形容一个人的凶恶和贪婪。东汉时期，当有人说齐州刺史元诞贪时，他竟说：“齐州三万家，吾每家未得三缵钱，何得言贪？”元诞平均从每家拿走的不到三吊钱，谁能说他贪污？腐败分子竟然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这个世界还存在公理和正义吗？
上面说的还是官吏们有意啃食，还有无意啃食百姓，这样的啃食更可怕。
最主要的就是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中国吃皇粮的政府官员太多了，大的难以统计，保守估计大概有3000万人。这么多人需要百姓供养，导致许多地方连政府官员的薪水都无法全额发放，使得官员不得不自己找食吃，这样就形成了无意的啃食现象。
任不寐在《中国乡村政权是怎样破产的 》一文中说：“如果一个进城的农民要开个“食杂店”，他至少要缴纳以下税费（K县标准）：1、地税：每月60元。2、国税，每月75元。3、工商管理费，每月60元。4、酒类商品零售许可证年检15元。5、烟草专卖许可证年检10元。6、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每年60元。7、环保费每月10元。8、卫生许可证年检30元。9、物价调节费每月10元……如果你要是从事特种行业，还有治安、防火等费用。K县是生活水平较底的地区，在加上房租费，水电费，任何想进城从事点小生意的人（包括下岗工人）都会望洋兴叹。这一切说明，‘政府经济’不仅是城市化的障碍，也是失业问题的第一原因。”
还记得我在《勤劳和制度》一章写的关于超载的故事吧，其实那也是个啃食百姓的典型。行业管理部门费用多，公路收费站多，导致货运商贩不得不超载，原本拉五吨的车要拉十五吨，这样一些老百姓还可以把压力转给道路，却导致道路损毁，减少了道路的寿命。可等到交通管理部门又来惩罚超载车辆的时候，老百姓无法转移压力，就只能用懒惰来对抗。
谁都会打太极拳，人类的本能是“趋利避害”，把压在身上的负担向下转移，官吏转给商人，商人转给老百姓，老百姓是最底层，转不下去，就只能自己扛，用汗水、鲜血、甚至用生命扛。
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描写官吏比毒蛇还狠，横征暴敛将村民逼死，尸体成堆，导致那个蒋姓人宁可一年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捕捉毒蛇也不愿意面对天天到家里搜刮物资的差役。
老百姓的财富是有数的，供养能力总会到极限，当三乱收到人民群众钱袋见底的时候，几千万国家干部还能吃什么？
2004年4月初，在洪泽湖大堤上，记者看到很多养殖户对着淮河祈祷，他们祈祷今年不要再发生污染事故。可3个月之后，一场1994年大规模治理淮河污染以来最大的污水下泄事故让他们的希望破灭：5.4亿吨污水顺流而下，形成150多公里长的污水带，以每小时4公里的速度缓慢通过淮河中下游。进入洪泽湖，40多亿立方米湖水稀释之后，湖中的野鸭、岸边的南瓜被毒死了。污染事故发生后，记者来到洪泽湖上，死鱼虾的腥臭令人窒息，一夜间倾家荡产的渔家女抽泣声不绝于耳，一个个负债累累的汉子绝望的神情如同木刻一般印入我们的脑海中：“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败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拉稀生癌……”黄孟营村全村2400多口人，80%的青壮年常年患肠炎，大多数育龄夫妇丧失生育能力，人口出现负增长；畸形儿，痴呆儿屡见不鲜，十多年来没有送出一个合格兵；已有80多人死于肿瘤病，该村最小的肿瘤病患者仅一周岁，有两户人家因患肿瘤病死成绝户。（《南方周末》）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百姓穷苦得供养不起数量巨大的官吏，导致许多地方官吏工资发放困难，为了保证收入，官吏们不得不利用权力寻找一些“灰色收入”，比如默许一些污染非常严重的小造纸厂、小化工厂、小矿厂等在自己管辖的地区违法生产。可正因为违法，那些厂长们才会央求官员的保护，以摆脱法律的追究。既然有求，就必然会用金钱开路，于是官吏们获得了大笔的金钱，而违法的厂长们也不用买进昂贵的治污设施，大大降低了成本，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于是“你好我也好”，官、商双方都得利，可污染导致河流变黑，空气含毒；私开乱采导致森林消失，植被破坏，只有那些淳朴的老百姓却还在纳闷：“国家治理污染这么多年，怎么污染却越来越严重呀？”谁也看不到污染背后的那张血盆大嘴，啃食完百姓的财富，还要啃食百姓的健康，
环境被污染，食品也不干净。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做假冒伪劣食品的据点，生产假大米、毒奶粉等。我不用调查就知道，当地税赋轻不了，官员也少贪不了。当地税赋压力大，于是小商贩们就必须降低成本，以坚持自己的价格优势，就只能采取牺牲质量了。可质量不好，当地官员必然会来检查（质量好的时候官员都要来挑刺），于是又要交上一笔“买路钱”费用又增加了，又要把质量降下去。于是又要“粉饰”一下食品，一来二去，好食品就变成毒食品了。
沉重的官僚供养负担会被一层层向下转移，最终导致道路损毁、江河污染、环境破坏、资源匮乏，人民吃劣质的食品、持续的低水平生活质量，农民失去土地，工人遭遇下岗，农民工被欠薪，老百姓卖血求存，结果还被传染了爱滋病。官吏们压榨完百姓的钱袋和劳力后，还要榨取百姓的健康，导致中国人可能将再次成为“东亚病夫”，而那些健康的有钱人则飞到了国外。
明朝邹缉上疏永乐皇帝说：“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百姓)骨髓”（《明史 卷一百六十四》）有些地方的官吏不仅要吸尽老百姓的骨髓，甚至还贪婪到直接取其性命。他们和矿主合伙开煤矿，为了多赚钱他们不按规定给矿工配备防护工具，导致大量矿工患上矽肺病而死亡。还有不按安全规程操作，直接导致发生矿难，罹难矿工动辄死亡几十、甚至上百人，许多官吏为了逃避责任还毁尸灭迹，隐瞒不报。
中国老百姓常把官吏比喻成：蛇、老鼠、虎、狼、狗、鹰犬、马蜂等，明朝的刘基在《卖橘者言》中还把官吏形容为外强中干的橘子。而让我想起的却是蝗虫，贪官污吏们就如同蝗虫，在一个地方吃完后，飞到另一个地方，而它们所留下的是破败与毁灭。当它们把中国啃食精光后，就会飞离中国，带着大笔的财富移民到其它国家，最终留在中国的却是十几亿经济破产、疾病缠身的中国老百姓。一旦国家没有足够的积累，过多的官员数量导致财富被吃光、耗光，当有灾害来临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应付，国家危机就会产生。
可怜的清官
中国官吏如此凶狠，上欺瞒皇帝，下压榨黎民，有人会问，那些清官在做什么？
1069年，宋朝皇帝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史称熙宁新政，也叫王安石变法，包括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王安石颁布的所有政策均从良好愿望出发，许多他还在鄞县做官的时候就试验过，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却南辕而北辙，效果不明显，甚至开始侵害了百姓利益。为什么改革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
姜穆先生写《王安石大传》中就讲过这样的故事：欧阳修和司马光等家族在各地甚至京城都放高利贷，而王安石的新法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财路，于是各地反对变法的官吏们联手，寻找新法的漏洞。比如新法中的“青苗法”立意是用政府财政在春耕时借给农民所需的粮食和种子钱，等秋收时农民再以20%的利息归还，利息要比地主、官吏们借贷的60%甚至100%低得多。用现在的话来讲王安石让宋朝政府介入了资本市场的竞争，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然而那些司马光等既得利益者的损失就大了，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法的漏洞，故意歪曲新法。在“青苗法”上，他们让下面的政府官员对不愿借贷的农民强行借贷，急需借贷的不给多贷，或先借贷给那些地主大户，再由地主大户提高利息贷给穷人等等。
还比如“方田均税法”立意是土地所有者按丈量土地面积大小、肥瘦交相应的税收，防止少报、瞒报土地，从而杜绝偷逃国家税款的现象。于是丈量土地的人就出了问题，那些地主大户向其行贿，土地就可以大变小，肥变瘦，就可以少交税；穷苦的老百姓没钱行贿就小变大，瘦变肥，反而要多交税。
贪官污吏们其实聪明之极，他们面对改革并不硬顶，而更多使用“软”方法，迫使老百姓无法向政府借贷。比如不识字的农民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官吏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官吏们利用改革开始与民争利。
诸多新法就这样被篡改，官吏们又得到了一次盘剥百姓的机会，老百姓对新法当然不满意，于是司马光等人就上奏皇帝说新法与民争利，祸国殃民，“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宋史王安石传》），以此大力阻挠新法的实施。
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员，如苏轼也认为改革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利益，反而更加深了负担，苏轼开始走上漫长的、近十年的反对变法之路。熙宁二年(1069)，苏轼写《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两次对新法进行批评,认为变法不能求急功锐进，其主张与变法主旨相悖。王安石为了铲除苏轼这个阻碍，使变法顺利进行，下令调查传言中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的问题。虽然后来查明此为子虚乌有，但是让苏轼感到无法同王安石同朝共事，于是请求外放，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辗转而密州、徐州和湖州。苏东坡在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还在抨击新法，又被王安石的继任者吕惠卿等人用文字狱的形式，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官职相当于民间自卫队副队长。
当了黄州的草根官吏后，苏轼才能够真正地深入百姓生活，体会了民间疾苦，触摸到实质问题，他逐渐认识到新法本意是好的，问题是实施不当所造成的，是官僚豪门的剥削所造成的，改革的善意被人为地篡改，苏轼开始赞成新法。可就在此时宋神宗驾崩，宋哲宗赵煦九岁即位，祖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倾向于保守派，反对变法。于是王安石彻底下台，改革派全面溃败，保守派重新掌权。当苏轼被重新起用的时候，他又“不识时务”地站在了改革派一边，维护了许多改革措施，更被喻为王安石第二。因主张对新法区别对待而与昔日同党、此时重登相位的司马光发生严重冲突，即而被保守派大加排斥，苏轼的处境又一次步入艰难，不得不再次请求外调，于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宣布继承神宗的未竟事业，革新派重新执政。可新改革派并不认同苏轼这个“两面派”，可怜的苏轼成为两派的共同敌人，注定了其在劫难逃的命运。不久，苏轼被撤掉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被贬往英州，后被贬为建昌军司马，安置惠州（今广东惠阳），后又被贬为琼州别驾，安置于海南西北部岛的昌化军（今海南岛儋州），苏轼来到了大宋帝国的天涯海角。
王安石和苏轼两大清官为了同一个目标而相互争斗，皆因没看清下面腐败官吏的手段，让那些真正的贪官污吏躲在一边偷笑，坐山观虎斗。清官相斗，贪官得利，而这些清官还浑然不觉，可见清官也未必能够聪明地施展才华，拯救万民于水火中。
后传闻苏轼与王安石晚年曾见过一面，二人共游蒋山，谈诗论禅，冰释前嫌，只可惜此二人于国再也无用矣。公元1086年，王安石和苏轼二人同时去世。31年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跃马黄河，攻陷汴京，掳走宋徽宗和宋钦宗，即“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贪官污吏们曲解改革，篡改政策为己牟利的行为历朝历代都有，今日的中国也如此。我国有《土地法》，对于保护农田都有严格的规定，于是那些贪官污吏先把可耕地用沙石填埋，过一两年以废地上报，然后暗箱操作卖出，从中牟利。而农民失去了土地这种生产资料，却得不到什么补偿，以后靠什么生活则不再被官吏们所关心。又如，中央允许破产，于是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假破产，地方政府、法院、企业勾结在一起，给有支付能力的企业做假破产案，借破产之机逃废银行债务，转移资金，中饱私囊。
善意的政策到了下边就成为了恶意地盘剥百姓，被人民所病垢。而这些“豆腐渣”政策往往都是由清官们颁布的，所以我认为清官的道德水平和执政能力并无绝对的比例。美国总统克林顿有与女秘书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可其却在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把美国的经济带上了新一个高峰。他一上台就颁布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美国的网络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道德并不高尚的克林顿却能为人民“开资财之道”，让美国老百姓最大化地获取财富。崇祯皇帝守财奴式的做法没有守住明朝的江山，而亚历山大大帝却散尽财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不同的人对财富有不同的认识，造就国家的结果也就不同。
清官本身能力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力无法放到老百姓身上，都消耗在与贪官的斗争中了。海瑞曾说过：“日与群小较量是非，感到窝蜂难犯。”（《启阁部李石麓诸公》）电影《九品芝麻官》中的徐九经为了平衡两大高官的利益，自己的良心和黑心整天交战，痛苦得几乎自杀，哪还有更多精力为老百姓服务。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意思是说，君子可以包容、欣赏差异，而不强求一致；小人则强求一致，容不下差异。还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 为政第二》）。意思是说：君子与人团结，不相互勾结，结党营私；小人是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而不讲团结。
从王安石和苏轼的例子可以看出，现实世界对这些话的否定，君子未必能相互包容，小人也未必容不下差异。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划分上过于简单，也未免太轻视那些小人了。他并不了解人性的复杂，也不知道“没有永远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
同样，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认为：“小人没有结党，君子才结党。小人虽因利益勾结成为朋党，但这是假的，等好处抢完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互伤害，即使是兄弟亲人也不能保全。君子因为道义上的一致而相互帮助，共同提高，自始至终都一样，这就是君子的朋党。”这也把结党的原因想得太简单了，因为孔子还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君子庄重自尊而不与人争斗，合群但并不结成帮派。这说得到是正确，君子、清官们不抱团，往往单打独斗，与“蜂窝”相抗衡。用今天一个时髦的词来说，他们没有“团队精神”，独善其身却未必能给老百姓带来财富。而贪官因利益能结合在一起，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从而拥有死扛到底的“团队精神”。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君子、小人、结党等认识上的混乱，致使贪官污吏可以混水摸鱼，而清官却要躲避朋党的嫌疑，无法光明正大地团结在一起。
还有清官处理的都是别人的事，往往与己无关，所以缺乏执着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有决心却无恒心，遇到困难容易气馁和退缩，王安石和苏轼都曾经几次请求外放，以避党争。贪官因为追逐利益反而能有坚毅的精神，特别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身躯不干净，失败就意味着死路一条，所以在与清官的斗争中反而能把身家性命、仕途名誉等尽数押上，至之于死地而后生，与清官死拼到底。
更重要的是，清官无钱，“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这句诗描写了明朝的大清官海瑞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的凄惨景象。清官往往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顾忌道义，做事循规蹈矩，往往不屑于使用卑鄙的手段。
而那些赃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加之所有的贪官都有钱，可用资源和手段都要比清官多得多。比如暗杀、造谣、诽谤等卑鄙的、无耻的手段都能无所顾忌地使用，令清官防不胜防。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闹灾，人民流散，朝廷下诏放赈。江苏山阳县当年领得赈银九万余两，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了二万五千两。这时，两江总督铁保派新科进士李毓昌到山阳县检查赈灾工作。李毓昌到到县里调集户册核对后，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况。王伸汉让自己的长随传话，愿意拿出一万两银子贿赂李毓昌。没想到李毓昌是个清官，当即严词拒绝，还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情向两江总督汇报。王伸汉被逼急了，派手下人包祥出面和李毓昌的下人李祥等三人谈判，只要他们下手害死主人，便重金酬谢。于是李祥等人在茶水中投毒，然后又用绳子将李毓昌勒死，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最后王伸汉拿了二千两银票找淮安知府王毂活动，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里，大事先化小。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接受了自杀的结论，两江总督铁保也点头同意，小事又进一步化无，一个清官就这样白白被害死了。
清官在人数、毅力、气势、资源、斗争方法等诸多方面与贪官相比都处于劣势，导致斗争总处于陷入极度的被动中，焉能不败？所以和贪官的斗争中就处于下风。
2004年8月8日，中共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致信人民网《为何防弹衣随我6年》中说：“在查处‘猪案’期间，我曾26次接到过恐吓信件和电话，对我进行生命威胁。几年时间，由公安部门派出保卫人员护送我上下班，最多时我的家庭有9个保卫人员。我整天穿、带防弹衣上下班。”面对重重阻力黄金高写到“当时我心情十分矛盾，经历了几年惊涛骇浪般艰险的生活，我实在不想再卷入到此类案件中。”
黄金高的故事说明清官的意志坚强度也是有限的，在多种压力下也会动摇，因为清官也是人，也要考虑诸如“人活着为了什么，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这样的人生哲学问题，也要面临“生存与发展”的矛盾。所以当清官意志消沉的时候，贪官们就可张牙舞爪、无所顾忌地啃食百姓了。
“贪盛清衰”造成国家管理层的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清官越来越少，贪官越来越多，君主们没有了正确的信息就变得更昏庸，而国家衰败的就更快，越来越腐朽不堪。
贪官们如此摧残老百姓，清官又斗不过，难道不会禀告皇帝，皇帝们难道不为清官和百姓做主？有一本书叫《帝王家训》,主要讲的是康熙皇帝246则告诫后人的话，其中都是加强自我修养，尊敬父母，尊敬鬼神等，没有一条是皇帝们应该如何善待老百姓，只有第112条谈到了老百姓，却还是“民生本务在勤，勤则不匮……”意思是说：老百姓的根本任务是劳动，勤劳就不会发生物资匮乏的事。这话并没错，却让我感到皇帝们还是把老百姓当作伺候他们的工具--老百姓多干活，皇室的吃穿用就不缺乏了。可见老百姓在这些帝王的心里毫无分量，那又如何谈得上关心和保护呢？
我曾经以为帝王们对老百姓是关心的，只不过因为官吏们在中间兴风作浪才使得老百姓生活艰难，看过《帝王家训》后，我才恍然大悟：官吏们关心皇帝所关心的，皇帝都不关心老百姓，那官吏们（清官和贪官）为什么要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呢？
2004年11月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坐客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节目，检讨足球改革失误时，痛心疾首地说：“中国足球最大的失误是没有考虑球迷的利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的利益不被考虑，那么阎世铎等官员在任这些年一直考虑谁的利益？
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王安石变法被诟病后，神宗皇帝产生了疑惑，就询问大臣文彦博，文彦博回答：“陛下与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意思是说，皇帝是要依靠官吏来治理国家的，而不是依靠老百姓治理国家。王安石变法初衷是希望皇帝的利益能和百姓直接结合，以排除官吏们的干扰，可皇帝却有另一番心思，毕竟还要依靠官吏来治理百姓。清官和皇帝的立场竟然不一样，清官考虑的是老百姓的利益，而皇帝为了自己统治的稳固考虑的竟是官吏们的利益，那清官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所以不仅是王安石变法，中国历代的变法都基本以失败告终，即使偶有成功的，变法者也基本上没有好下场，皆源于没弄明白皇帝们的思想立场。
明太祖朱元璋在称帝前是弥勒教的信徒，利用传播弥勒教来吸引百姓加入起义军，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而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然而就在为皇帝的第一年，朱元璋下诏书禁止一切邪教，特别包括弥勒教和大明教。没取得政权前是一回事，取得政权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消灭了以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取消丞相制，自己以皇帝身份兼行丞相职权，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明朝的官、乡绅、学校生员都能够豁免差役，一些权贵还有办法逃避租税，于是对于完粮当差的义务老百姓不但要出自己的一份，还要承担官僚、地主等不交的一份。
朱元璋等人都来自最贫贱的农民集团，然而当他们获得的政权后，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有产者，成为地主阶级，那如何还对地主阶级进行打击呢？难道要自己打自己吗？洪武四年统计，六个国公和二十八侯拥有大量田地，仅佃户就有38194户。这些昔日的贫民、今日的国家统治者比他们所推翻的地主强权还富有，也开始奴役明朝的老百姓，忘记了曾经的誓言和理想。
朱元璋当皇帝后说：“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意思是说：当差、服役、缴赋税等伺候统治者的事情，是老百姓应尽的义务。朱元璋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赋税过重，不愿意伺候地主阶级才出家当了和尚，继而参加起义军的，然而当他当了皇帝就立刻站到了自己曾经所反对并推翻的人一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元璋当年不愿意做的事情，在其地位转变成为统治者后，立刻改变了立场，逼迫老百姓继续供养统治阶级。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所统计的皇族人数近十万，许多地方存留的粮食都不够养活当地皇族势力。于是皇族再加上数量庞大的官吏，又不得不开始啃食百姓。老百姓推翻了一座大山，迎来的却是另一座大山。
不仅是穷人出身的朱元璋这样，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最贤明的君主唐太宗也如此。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臣子们说：“人都说天子是至尊，无所畏惧。我认为不是这样，我往上害怕苍天神明的监视，往下忌惮群臣的瞻仰，我做什么都兢兢业业，可依然担心不合天意，让大家失望。”（《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唐太宗的治国理念中，上怕神明，下怕群臣，就是不怕老百姓，可见老百姓在帝王心目中的分量，如何不被统治者轻视。
我不禁想到了一首打油诗：“脸黑如漆背如弓，背朝火轮脸朝土。 自古农民是贱民，任压任捏任鱼肉。 革命成功多少年，何曾当家真作主。 农村改革多少年，依然苛政猛如虎。可怜农民好欺负！”
倒霉的改革者
王安石改革最终失败，原因多种，其中一种就是他没搞清楚皇帝治国到底是为百姓还是为自己，而这也历来是个难有答案的问题。改革者总以为自己的做法和皇帝的一致，都是为了拯救黎民百姓，使国家富强。然而这只能是改革者的一相情愿，遇到像秦孝公那样的皇帝是改革者商鞅的幸运，而大多数的皇帝却没有这样的想法，往往是因为国家受到外敌威胁，才被动地改革。比如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为了自己权力的稳固，可以割让香港、台湾等地给列强，然而三元里起义，竟然是没有国家主权的中国农民抵抗外敌的入侵。有国家产权的皇室不在乎国家的危亡，反到是没有产权的最底层人民在乎国家的领土，这样的本末倒置令人费解，却可以给中国今天的产权改革提供一个很好的警示。
皇帝们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关心只是表面现象，其骨子里还是为了自身的统治安全和物质利益享受。慈禧太后割让香港、台湾，自己每天的食谱还是不减一汤一菜，这些地方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只是偏远地方，如同身上的毛发一样，而对于老百姓来说一寸土地也是身上的血肉。所以皇帝改革最终目的还是如何保住政权，一旦改革出现对国家有益而损害当权者利益的时候，皇帝们就对此不满了，所以改革者就要进行妥协或变通。然而改革的核心之一就是利益的再分配，直白地说就是让权，人民得益，当权者就要失益，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往往半途而废，而这也是改革者下场悲惨的原因。
清官有理想，却不见得能采用正确的治理方法，同时还受到眼光的限制。比如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上奏朝廷说：外国人的膝盖不会弯曲，用竹竿就可以打败他们。如此见识怎能不轻敌，如何不败？崇祯皇帝也能意识到帝国的危险，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
比如戊戌变法，其人物如康有为、谭嗣同等对改革的热情豪情万丈。徐致靖上书光绪皇帝，夸康有为“其所论变法，皆有下手处，某事宜急，某事宜缓，先后次第，条理粲然，按日程功，确有把握。”然而在变法的103天中，颁发的谕旨有280余件，其中明确具体办法批准实行的175件，众多条令不分主次先后，轻重缓急，令人无所适从，导致这些律令没有一条能扎实地贯彻下去。
急切不仅表现在条令的颁布上，更表现在康有为曾对光绪皇帝说，西方各国经历了三百年才富强起来，日本搞维新三十年就成了强国。中国地大人多，条件更好，变法三年就可自立，再加努力，就会和西方强国并驾齐驱。
变法派对改革的态度不仅急切，还有些暴戾。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彼君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就反映出过于血腥的改革思想，而这与康有为不无关系。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在颐和园东宫门内朝房召见的时候，碰见了死对头荣禄，荣禄说：“我知道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可一旦骤变乎？”康有为不客气地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吓得荣禄“深怒其狂悖”，坚定了其“即使亡国尚不劳他（康有为）保国也”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变法派不懂得争取盟友。在康有为的强学会建立之初，李鸿章愿捐两千金资助，却被强学会诸子粗暴地拒绝，使得李鸿章颜面尽失，站到了变法派的对立面。随后变法派又在“孔子改制”问题上与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产生矛盾。原本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在兴办兵器厂、钢厂等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在实业兴国的背后，还有一套经济规律和政治规律起作用，而变法派正是掌握此规律的一种新兴力量，两者如能结合在一起，将可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整体实力。只可惜志同道异的双方都没有掌握好契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又犯了类似于苏轼和王安石的老毛病。变法派未能团结握有实权的洋务派，反而使他们站到了后党一边，因而慈禧太后在镇压变法派的时候才能肆无忌惮。两大中流砥柱就这样让历史匆匆而过，中国也未能抓住十多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千载良机。
变法派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废除八股取仕，更是遭到全国读书人的反对，这和太平天国“废儒”的情况有些相似。而且变法派虽然极力宣扬民权，把帝王斥为民贼，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却不知道民众原本是一团散沙，只有法权才能把民众团结在一起。
维新派的行动过于急切和暴力，因此有外国人赫德亦说：“维新派不顾中国的吸收力量，三个月所想改革的事情，足够中国九年消化。”正因为改革的力度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也就失去了诸多支持力量。这些都说明变法派缺少谋略、包容性差，看来要取得改革的成功仅有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派的失败大多来自外面的阻力，然而有些却是内部的分裂造成的，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末东林党了。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一时聚集在他们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时任明朝首辅的叶向高与人称“三君”的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均为东林领袖。东林书院脍炎人口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流传至今。
东林党主张“散权”，削弱君权，“公天下以选举”，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初现明朝政治的民主要求，这些都得到了社会广泛的支持。那个时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思想与欧洲同步。
叶向高和赵南星均为朝廷重臣，他们“搜举遗佚，布之庶位”，起用一大批在前朝失势的东林党人，使得“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同时他们也提拔清流，因此才出现“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的现象。当魏忠贤刚刚冒头的时候，首辅叶向高就提醒过大家对魏忠贤党“其渐当防”，这让魏忠贤对叶向高及东林党恨之入骨。
当一切尽在东林党掌握，眼看东林群贤就能实施政治抱负的时候，其内部却发生了矛盾。东林党内部一直因理想并不统一而分裂成许多小派别而相互争吵，最要命的是，叶向高和韩爌的矛盾直接导致了魏忠贤的专政。当时叶向高是首辅，韩爌次之。后来叶向高被罢免，韩爌出任首辅之职。这时候东林党成员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使得魏忠贤感到害怕，请韩爌手下留情，韩爌不理他。可此时叶向高为了对付韩爌，竟联合魏忠贤，“乃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叶向高上奏皇帝说魏忠贤勤劳，因为朝廷对其优厚导致了一些人的嫉恨，最好解除其权力，留魏忠贤一条活路。随后叶向高“笼络群奄”与韩爌对抗，而韩爌“势不能敌”。东林党对魏忠贤的斗争马上就要一击决胜时，叶向高却倒戈投敌，这给了“阉党”以喘息之机，魏忠贤很快便东山再起。
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与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被逮捕下狱。随后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以红丸、梃击、移宫三案为借口，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在危难时刻，东林党竟然怯懦、软弱、退缩了，赵南星、高攀龙等人先后吓得辞职，以图息事宁人，这又使得东林著名人士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自此“小人竞进，天下大柄尽归忠贤矣。”（《明史列传一百三十一、一百二十八》）
改革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不仅在中国，外国的改革一样会遇到重重阻力。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新执政官梭伦开始改革。其中一项是废除债务。可在颁布前梭伦对一些亲信朋友谈起，不想朋友们利用这个机密从富人那里借来巨额金钱。法令颁布后，他们便拒绝还债，享用这些财产。这件事使得梭伦饱受责难，给改革增加了难度。可不久责难消除了，因为梭伦在法令颁布前也曾借出去一大笔钱，而他遵照法令取消了这笔债权，雅典的改革才得以进行下去。
改革者不仅需要有廉洁的品格，博大的胸怀、舍身的勇气，更要有超凡的智慧。四者有一，已是不易，四者均备，几乎等同圣人，这更是百年难遇，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以失败告终，与改革者本身不无关系。然而更重要的却还是改革本质上的残酷性， 因为改革的最基本目的是激发人民的创造性，而前提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财富分配比例和财产保护措施。于是改革就变成了老百姓和国家当权者的拔河比赛，操作不好就要出现血腥暴力。相对来说，多数改革是自上而下，主体往往是当权者，他们掌握着国家机器，有完善的制度使内部团结在一起，而老百姓多为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合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当代大改革家邓小平在1986年就说过：“我们的所有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可政治改革历来都是无比艰难，为此邓小平还说过“杀出一条血路来”，谭嗣同也说过：“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可见改革的道路是多么的难走，竟需要鲜血铺路。
变法需要流血，而流的多为改革者的鲜血，他们难逃悲惨的结局。
在王安石死后，宋钦宗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后来的南宋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号。
明朝张居正死后也没落个好下场。万历皇帝下诏将张居正削官夺爵，并抄家，将其家人关在屋中，饿死十余人。其长子张敬修上吊自缢，弟弟张居易等人被发配到边疆烟瘴之地，而张居正本人也差点被剖棺戮尸。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打破了权贵对国家的垄断，官吏按能力任职，贫民取得战功便能进入贵族阶层，而贵族也可被废为平民。改革激发了秦国国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国家的发展，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算是成功了，可本人却被被五马分尸。
古代如此，今日如是。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李昌平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实施了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随后在年3月给朱总理写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了政府高层及全社会对农村的关注。然而不久，引发这场“改革”的李昌平却被迫辞职离乡、南下打工。其工作一直不顺心，甚至一度全国没有单位敢聘用他。
1994年，广东省揭阳市牛墟村的干部利用出让宅基地之机，以权谋私。揭阳市的全国人大代表陈妙珍得知情况后，要求有关部门查处。没几天，村里就有人把一口空棺材抬到了陈妙珍家门口，扬言要把她装在里面，这就是“牛墟事件”。随后，陈妙珍先后数十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都没有结果。直到她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来后，拖了两年的问题才得到处理。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华网进行民意调查得出结论：76%的人担心审记属属长李金华的人身安全。审记属勇敢地揭露了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门，人民担心他被报复。
现代要比古代文明，反腐人士、改革者不必面对像五马分尸那样的酷刑，却依然无法得到正常的人身保护，无法摆脱打击报复。他们是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挑战的却是一个阶层。改革的核心内容恰恰是限制权力——给百姓以更广的生活空间，惩罚权力——给百姓更大的安全保障，而这些势必会得罪权贵和既得利益阶层，遭到各种各样的刁难和反对，所以改革往往以失败告终，改革者更难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