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文
北大，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摇篮，莘莘学子心向往之的学术圣地。贺卫方先生发表的一封《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以及接受博客中国古川的电话专访《我为什么要停招硕士生（修订稿）》，揭开了北大教书、育人、治学中的一些制度弊病，同时也揭开了我们对学术、权力、制度、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思考之幕。
学术霸权还是行政霸权
从贺卫方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其与“北大法学院及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主要分歧主要在于对现行研究生“招收、培养制度”以及“保送制度”的认识分歧。贺卫方认为，必须坚持学术研究型而不是考试型的人才选拔、培养路线，必须坚持人才选拔中的平等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是让占三分之一的名额被保送生占据。
对于这样的分歧，必须认识其本质上是从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良好动机出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培养选拔路线的分歧，理论上讲，校行政方与贺教授及其同事在培养社会有用人才方面不存在分歧，因此这只是一种技术性的、策略性的、方法性的分歧，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分歧上升一个高度，把他看成教育者、教育大师在培养得意门生的方法论上面产生的学术分歧，那么这样的分歧解决之道只有通过学术方式，通过研讨、对话、争鸣、摆事实、讲道理等方式予以解决。
在解决这样的分歧的主体方面，如果是贺教授和另外一位某教授产生了分歧，那么他们的育人之道的“道不同”，一旦脱离了上面所讲的合理的学术分歧的解决方式的轨道，而陷入权威说了算的阴影中，那么我们可以认定其中出现了学术霸权，无论是贺教授还是某教授，以自己的学术影响、学术威信去压制不同的声音，都是话语霸权在学术中的体现。
但是与贺卫方在育人路线方面产生分歧的，并不是另外的“某某教授”，而是学校的行政管理者，不由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还要远远超过学术霸权，因为其中出现了行政霸权的影子。
中国自古知识不值钱，官僚的权力最值钱。古有秦始皇坑儒，知识分子不听话干脆活埋了事；近有文化大革命和反右，知识分子不分左右，有点文化的全部接受接受官僚们的再教育。所以，中国行政霸权以远超学术霸权的霸道，一直徘徊在中国的上空——即使“学霸”遇见“官霸”，也只有低头。
贺卫方和他的同事们，是教书育人的主体；我们什么时候听说，教育的主力军不是教师教授，反而是那批不正常的把持着学校大权的行政人员了？所以笔者乍看了贺教授的公开信，还真的奇怪莫名——怎么教书、怎么选才、怎么授课这样很具体的事情，在中国什么时候就成了教务处长、学生处长、办公室主任们的事情了呢？
贺卫方说：“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是教师们的态度都非常一致，但是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我们只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愤怒吧。”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如何教书、如何育人上，什么时候堂堂教授在面对学校官僚的时候，竟然成为拧不过大腿的胳膊了呢？
贺卫方的公开信，反映出中国学术领域、科研领域、教学领域等众多领域的行政霸权的阴影，是典型的外行指挥内行的悲剧。
新官僚主义和新形式主义
最近中央和政府高度重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相信北大“北大法学院及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写就的学习心得、讲话发言稿、读书笔记不在爱少数吧？可是在教书育人的路线和制度设计中，他们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吗？
如果不能够体会中国高等学府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栋梁之才的神圣职责，如果不能够尊重贺卫方等战斗在教书育人第一线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知识的力量，如果不能够倾听群众呼声、虚心接受意见建议，如果不能够从育人的大局出发摈弃一己偏见广纳众言，如果处处依仗手中的行政权力而忘记了在学术方面自己还是个学生却俨然自命为师，那么再多的高调言论，再多的心得笔记，又能够说明什么？难道这一切只不过仅是新时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个生动注脚吗？
官僚主义总是和形式主义作伴，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管理主义和形式主义仍然在很多领域肆虐横行，在新的历史时期，其共同特征是：
权力至上，个人利益至上，工作、群众、人民、国家至下；
唯心而不维实，主观而不客观，个人代表了集体，权力代表了真理；
权力膨胀自我的虚荣，为了满足虚荣，藐视事实、真理和知识，自高自大；
在权力撑腰下，外行指挥内行，其结果便是瞎指挥、乱指挥；
经济利益与权力相互交叉，权力寻租、权力资本化；
注重形式，讲求高调，忽视实效，庸碌无为。。。。。。
贺卫方说：“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在前不久开过一次教师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的主题就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的问题，我的同事和我的观点非常一致，都认为目前这种制度是错误的。但是有关的部门似乎是已经有结论，再来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座谈会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东西。这样的决策者，包括大学的有关管理机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偶然的。其实我在自己的公开信里边，明确的表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教育部，他们对研究生考试制度，按照他们的意图去设计，这种做法损害了大学的自治。研究生考试制度如何设计是应当由教授们来决定的。长期以来，这类制度都被行政管理人员、官员们玩弄于掌股之间，从而严重违反大学自治、独立的准则。”
从中，我们看见了一个视知识为奴隶、视自我为上帝的官僚阶层，罔顾贺卫方和他的同事们“非常一致”的观点，“已经有结论，再来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形式主义的走走“民主”过场，然后继续坚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教育部”以及其他“行政管理人员、官员们”的设计意图。
知识的“廉价”、“卑贱”，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淫威下，凸显无疑。
制度在利益面前的异化
贺卫方在公开信中说：“根据我校官方网公布的2005年度录取情况，免试生的数额已达到47名（其中本校30名！），远超过法学硕士生招生总数（110名）的三分之一了。保送生多，意味着通过平等竞争进入者机会的减少。保送生选拔的标准是本科阶段的考试成绩要名列前茅。”“我觉得已经达到相当不合理的程度。保送生太多了。有两种保送生，一种是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保送，就是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各门的课程，尤其是主要的课程，考分都比较高，名列前茅。实际上，我们的经验表明，有许多优秀的学者，当年在本科阶段成绩却并非门门优异。保送生过分偏向于应试型，就是说考试非常厉害，但做学问不一定很好。还有一种保送生就是学生干部、特长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保送是更不合理的保送。这样出身的人很少有人能成为好的学者，所以我认为保送制度不合理。”
可见，贺卫方公开信中的另外一个焦点问题是保送生制度，尤其是“学生干部、特长生”，贺卫方觉得“这样的保送是更不合理的保送。这样出身的人很少有人能成为好的学者 ”
但是为什么每年还是有大量的学生干部通过保送进入北大研究生学习呢？联系到学校行政人员按照级别掌握减分录取的特殊名额以及校长掌握关系录取名额的报道，我们可以豪不怀疑的指出，其中有利益的因素在作祟。
很难说，在为数众多的占“三分之一”的保送生中，尤其在其中大量因为是所谓的“学生干部”而被保送进北大的保送生中，全部能与通过考试渠道录取的研究生相媲美。
校园当然不是天堂，校长、处长们也要吃饭穿衣，但是强硬的把持着不通过正常考试渠道进入北大读研的名额，如果只是为了那么一点点个人私利和寻租的方便，那么又置国家和民族教育事业的根本利益于何地？又置贺卫方等带着高度的学术良知和责任感的辛勤育人者和严谨治学者于何地？
相对考试录取的统一渠道而言，保送制度通道给各种肮脏的交易提供了渊薮，在满足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同时，付出的却是高等教育环境和秩序的崩坏，以及教书育人者面对的“人才不得入、庸才却要培”的痛楚之心。我们从保送生的制度设计中，看见两种完全不同的责任心。
提高执政能力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重要性
目前，全国励精图治，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但是，通过贺卫方教授的公开信，我们在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设计中看见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我们通过这些不和谐音符，还可以听见中国当代社会中的更多不和谐音。正视而不是回避我们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政府责任重大、责无旁贷。但是，贺卫方、陈丹青以及范良藻们的痛苦的呐喊，却给我们指出目前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科研、学术、教育领域如何更好的尊重知识、减少行政干预。
无论是外行指挥内行，还是行政权力压制学术争鸣，还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还是官本位思想及其导致的轻视知识、轻视群众呼声的痼疾，都已经构成当前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所需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和谐社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蓝图，我们相信政府转型将为和谐社会建设增加新的动力，我们也希望贺卫方教授的公开信，不仅仅为什么带来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新思考，更给我们带来如何更好科学、民族、依法执政，以及如何更好的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路线的新思考。(反微软垄断博客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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