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何帆 王世华
最近两三个月以来，来自国内外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猜测和压力一浪高过一浪。随着“5·18传言”的破灭，关于汇率改革的猜测可能会暂时平静，但这并不表明政府和市场之间关于汇率调整的博弈已经结束。
人民币升值预期难以消除
政府在不同的场合已经提到，在适当的条件和时机下将推行汇率政策调整。虽然投机资本在“5·18传言”破灭之后会稍为消停，但是，如果政府只是“成功”地推迟了改革的时机，这并不能算作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汇率政策调整的成本会逐渐增加，汇率调整的概率不是在逐渐减少，而是在不断增大。考虑到这一点，市场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单边”预期人民币升值。
即使政府不再谈论汇率政策调整，而是转为守势，强烈警告投机资本，力图维持汇率的稳定，同样难以消除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为政府如果没有任何的行动，带来升值压力的各种因素就不会得到消解。而比较消解升值压力的各种政策选择，其实直接调整汇率政策相对而言可能最为简单易行。比如，如果试图减少中国目前的“双顺差”，就必须对过去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而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其难度更大，需要的时间更为长久。
从政府和市场的博弈来看，政府最关心的是热钱流入。据有关估计，2003年流入的热钱为600亿美元左右，2004年又流入1000多亿美元。资金大量流入是因为:套利(美元利率低于人民币利率时)，套汇(预期人民币升值)，以及进入房地产套取房地产本身升值的利益。单就2003年、2004年流入的热钱来说，即使投机得逞，“饱食远遁”，再加上外商直接投资利润汇出，初步估算最多与2004年增加的外汇储备持平，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应对得起。但政府之所以慎之又慎，主要是担心汇率调整会引起进一步的升值预期。没有人能够明确地知道汇率的水平究竟定在何处为适宜，短期内汇率的决定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可能是“多重均衡”。如果政府能够让市场相信调整已经到位，一次性的适度升值便足以打消升值预期，但是如果政府无法改变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升值之后反而会刺激进一步的升值预期。
消除预期需要多管齐下
消除预期需要多管齐下。首先，适度的升值有助于市场预期的分化。即使不可能使得100％的市场参与者均相信升值已经到位，但是至少应该使得市场对汇率的预期出现看多和看空的对抗；其次，政府可以在适度升值之后宣布在一段时间之内不再调整汇率水平，这种有所行动之后的宣布是可以致信的。这样政府可以获得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进行汇率政策调整的各项准备。
当然，除了上述建议，为了消除升值预期，哪些事情是需要做的，这仍然要有更缜密的考虑。还必须注意，哪些事情是不适宜做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在汇率问题上表态过于频繁，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在汇率问题上口径不一，是导致汇率问题不断升温的一个原因。这也表明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尚未学会灵活掌握和市场博弈的诀窍。
政策的效果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设计的优劣，同时取决于能否在市场上确立政府的“公信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政策均是政府和公众博弈的结果，这次的汇率博弈对于政府而言恰好是一次考验和学习的机会。其一，市场和政府的地位是平等的，政府无法命令市场如何行动，只能引导市场如何行动。其二，市场和政府的智慧也是平等的，政府只能试图去理解市场的反应，而不能去一厢情愿地“设计”市场的反应。其三，政府的规则和市场的规则也是平等的，政府需要学会去适应市场的游戏规则。
汇率博弈可能长期化政治化
随着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大，美元贬值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性的趋势，中国和外国关于汇率的博弈也可能会更加长期化和政治化。
中国出口市场的集中和巨额贸易盈余易引起贸易摩擦，造成与巨额逆差国关系紧张。美国的某些利益集团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低估人民币的货币操纵行为，加之劳动力成本低廉，使得美国的制造业失去竞争优势，带来企业倒闭，经济下滑，失业增多，要求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压，强迫人民币升值。
对此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反驳。美国出现的制造业失业问题更多的是其国内的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的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这才导致了制造业部门的相对萎缩。过去美国的舆论认为机器替代了工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崛起后，他们又把这种趋势归罪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这是发达国家舆论有意引导的结果。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出口至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很可能较小，即便把中国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美国仍然会从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进口相似的产品，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美国消费者还将不得不为此每年多付出几百亿美元。从宏观平衡上看，只要美国储蓄少于投资并保持政府赤字，经常账户的赤字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更多是出于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政治上的压力。
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时，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这就是美国能够迫使其他国家就范的基础。美国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均曾经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
各国应该承担各自合理责任
改变当今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国际间加强协调和合作，各国应该承担合理的责任。
美国应该首当其冲承担主要的责任，并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等国内政策调整，逐渐减少其经常账户逆差；欧洲应该加速结构性改革，以改善因劳动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等导致的欧洲增长乏力的困境；日本应该更多地刺激内需，并改革长期以来表现为低经济增长和需求转换迟滞为特征的经济弊病，包括金融部门改革、企业重组、财政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建立失业保险和社会安全网等；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反思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在条件具备后适当地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
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时也要注意轻易答应承担汇率调整责任的风险:一是这种替人背黑锅的办法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可能越来越政治化；二是国内利益集团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两者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调控做出自主、客观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