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即抑农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五）
周其仁
话说90年代中期，无论粮价大涨还是大跌，粮食市场总是难逃行政干预、调控和垄断。无巧不成书，农民收入伴随这一系列事件而呈现停滞趋势。我在上两文已经解释，粮食的高价管制和保护收购，怎样直接抑制农民收入的增长。本文集中说明，政府在粮食供求之间插了一杠子，抑制企业自由介入粮食生意，从而对粮农收入的增长，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
普遍趋势里的各个不同
差不多二百几十年前，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通过分析当时家庭开支的记录，发现食品开支占家庭总开支的比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二百多年以来，恩格尔定律经过各种验证，至今屹立不倒。
不过，在每一个真实经济里，收入增加究竟引起食品开支多大比例的下降，还没有发现定则。就是说，从人均收入300美元到1000美元，食品开支的比例一定呈下降趋势，但究竟降为25%，30%，还是35%，那就不一定。我看过一项收集全世界107个国家数据做的研究，结果是同样的收入水平之下，不同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相差5到10个百分点。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呢？
哈耶克论及农业的时候，有过一个论点。他说：一旦收入的普遍增加超过了一定水平，“那么除非市场向人们提供了他们所喜爱的新的食品，否则他们不可能在食物上增加开支”（见《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本，下卷，第139页）。我认为，哈氏此说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在普遍的恩格尔趋势里，不同的经济还是各个不同。
可不是吗，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费需求的自由度就增加了。除了那些维生的“必须开支”，人们开始有更多的余钱来购买“非必须”用品。既然“非必须”，那么多吃美餐少买时装，或者多买时装少上餐馆，都是可以的。不过这个变化一来，各种原本毫不相干的产品和服务，都要挤到一起来竞争买家的那部分“自由购买力”。哈耶克的见解高人一着：如果市场提供了人们所喜爱的新食品，食物开支是可能增加的。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种新食品具有如此“致命吸引力”，以至不但把居民的食品开支拉上去，而且还随收入增加而提升恩格尔系数。但是，用新食品相对竞争力的差异，来部分地解释同等收入条件下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不会太离谱吧？
“生意眼”至关重要
看看我们的餐桌、食品购物单和大街小巷里的餐饮业吧，市场上冒出来的新食品何其多也！在北京城里满街招摇的“加州牛肉面大王”，我在洛衫矶读书6年可是闻所未闻。“康师傅”据说是一家台湾的“乡镇企业”，到了大陆市场，一年的方便面生意就做上百亿。四川刘氏兄弟在饲料市场上直追泰国正大集团的故事，不是改革开放怕永远不能听到。还有那把大城市团团围住的“白色革命”（塑料大棚），所谓的“反季节菜果”赚去了多少钱？
没有看到谁做过计算，所有这些“新食品”总共增加了多少对初级农产品的需求。我只能提供一个自信不容易被推翻的判断：倘若这些新食品一样也没有出现，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一定比现在还要不济。“新食品”对增加农产品需求的意义，不容质疑。
提供新食品，要靠企业家的“生意眼”。我每次看麦当劳的红火生意，都会增加一点对“企业家创造市场”命题的信心。试想那些从来没有尝过汉包的孩子们，怎么就是喜欢那种滋味、那种“吃法”以及那些个颜色和摆设呢？要说是需求刺激供给，本土的饮食习惯不知汉包为何物，谁能够凭空提出如此的“需求”来？
事情似乎是反过来的。不是由消费者下单，然后生产者照单生产，而是由“生意眼”先“猜”（或者叫“科学的市场调查和预测”）消费者将欢迎哪种产品和服务，然后不断地“试”，不断地改，直到形成投资、生产和供给。市场的本质，也许从来就是这样的。离开了“生意眼们”前仆后继的“猜”和“试”，哪里会有什么需求的创造和市场的扩展？我们要记住的重点，是粮食、农业和食品，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例外。
抑商即抑农
政府在粮食的供销之间插上一杠子，“生意眼”只好敬而远之。1998年秋冬时节，我听北京“红磨房”的创办人讲他的面粉和面包生意。这位温州出生、在法国打工并进修了一些工商管理课程的人士，对大都市中高档食品市场情有独锺。不料，千难万难生意上了轨道，粮市政策忽然收紧，除了政府的顺价粮，“红磨房”不得自行到市场上收购麦子！
有了这个故事垫底，我对后来四川刘氏饲料公司不断向房地产、高科技“转型”之类的报道，就有了新的一层理解。放眼看去，涉足农业和食品的公司，分布的规则清晰可寻：行政干预越频繁、开关越没准的市场（比如粮食和棉花），象模象样的公司越少；有点看头的公司，比方大连、上海的远洋捕鱼、内蒙的奶制品和毛纺品，个个远离“顺价粮”那样的咄咄怪事。
是的，对经济行为的解释，有时可以象万有引力定理一样可靠。在一个时而开放时而关闭的市场上，谁会打长期算盘呢？既然如此，“生意眼”只好到别处下注。结果，越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产品”如粮食棉花，企业家生意眼的投入越发不足。
没有企业家的帮助，农民要在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趋势中，靠食品品种和品质来博取收入增加，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由此，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大错特错。正确的经济观是：重农必重商，抑商必抑农。政府真的要重农吗？请尽快从粮食市场脱身，放手让生意眼在粮食市场、棉花市场和一切农产品市场上大展拳脚。
放弃农地的代价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六）
周其仁
农地一旦转成工业用地或城镇用地，其市值上升数倍甚至百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地的产权主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农地转为他用引起的增值，是由农地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权利的转让制度——决定的。
“地价增值归公”大错特错
差不多一百年来，有一个起源于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乔治.亨利的理论流传甚广。这个理论说，土地从农业转为工业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会因素使然，与土地的主人没有关系。因此，如果地主从地价增值中获利，是不公平的。
当年孙中山先生受乔治.亨利学说的影响很深。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而且认定必须禁止或限制地权的自由买卖，否则“富者田连纤佰，穷者无立锥之地”将卷土重来。在中华民国的政策传统上，“土地涨价要归公”一直是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不论“土地涨价归公” 多么振振有辞，其背后的经济学却是错的。这种经济学认为，世间各种资源的市值是由其成本决定的。难道真有“成本定价”这回事？举我桌上的茶杯为例，如果它从1000公里外运来，难道就比它从1公里外运来要卖得贵？倘若“成本定价”的理论对头，生产者不断提高成本就纷纷获利，人类的福利一定低得不值一提。
权利本身有价
现在我们遇到的，不过是一个特例：生产成本为零之物，市值突然飙升。一幅农地对于工业、城市的意义，不是肥沃程度，而是——现在房地产商经常讲的——位置、位置、位置。农地因“位置”突然身价百倍，而农地之主对于“位置的生产”显然没有下过任何本钱。他们可以从土地溢价中取利吗？
可以的。因为农地主人对土地增值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放弃”农地的使用权。想想看吧，要是地主不放弃土地使用权，工业家、地产开发商、城市规划官员们相中的“位置”，增值从何谈起？
放弃一项权利，要有代价。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农地的主人本来可以通过使用农地而获得收入，要他放弃使用，他就没有了那笔收入。因此，“由自己使用农地的所得”，就构成了放弃使用权的代价。你不出一个合适的价钱，他横竖不会放弃本来可以有所得的农地使用权的。
“值”字三讲
比较不容易明白的，是产权的主人只有在他认为“值”的条件下，才接受别人的出价而同意放弃使用权。在真实世界里，“值”还是“不值”，是头等的大事，不可以不讲清楚。
抛砖引玉，我先讲三点。第一点，面对同一个出价，张三说值，李四说不值，他们两个都对。这就是说，“值”还是“不值”，是非常个体的、主观的判断。不明白这一点，经济学没法入门，因为象边际、比较优势这类概念，都以个体的、主观的判断为基础。这是经济世界不同于物理世界的地方，值得讲究“科学”者特别当心。以为掌握了经济学，就可以替别人、替“社会”做判断，是走入歧途。
第二点，一支铅笔5毛钱，买者认为“值”，是他认为得到的铅笔对他而言，高于他所付出的5毛。对于卖者呢？“值”就是他所得的5毛，高于他为生产这支铅笔的全部所付。一笔生意成交，双方都认为“值”。这是市场经济最令人着迷的“戏法”。
第三点，按照各方认为“值”的原则成交，所谓“资源配制”才有效率。这是因为，卖者放弃使用、换取收益对卖者更“值”，而买者放弃收益、换取使用对买者更值。普遍照此办理，那就不论资源归谁所有，非落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者手里不可。商业世界，熙熙攘攘，“倒买倒卖”，不亦乐乎，讲到底，就是不断在发现谁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香港土地制度不高明
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要占用农地，仅仅“补偿”农民失去土地的代价是不够的。要证明土地被工业和城市用更有效，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就是占地者的出价，要高于农民自己种地的收益。各位切记，惟有这样一条简单的准则，才能普遍有效利用土地。
人们也许疑问，“补偿”要高到农地的主人认为“值”的程度，不会损害工业化城市化吗？看看历史吧。西欧、北美、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领先全球，土地制度都是清楚的私人所有、自由买卖、按值成交。难道1700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25%，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结果？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工业化城市化大有苗头，难道与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法律保障土地交易无关？
被叫做“资本主义”的经济里面，香港是一个例外。因为是殖民地，香港的土地曾经全部归英国女王所有。为了在国王的土地上发展经济，香港发明了一个“土地批租”制，由政府主事，让工业家、地产批发商竞标购买一个时期内的土地使用权。政府“批”出土地，得到收入；业界得到清楚的、可以再度交易的土地使用权。
不料政府当“地主”，也可以别出心裁。为了更多一点财政收入，香港政府特意控制土地的供应数量，旨在“少批多得”。香港政府常常“规划”出一块土地，因为市场竞价“不理想”而收回，待来日再批。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楼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为香港的土地资源已经耗尽。事实上，港九岛上未开发的土地还有70%强！
如此一来，我们东方之珠的地价就在全球称王。是的，香港的税法简明而所得税率很低，连弗里德曼都说过值得美国学习。但是，香港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而征得的“暗税”，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举世无双。香港要不是具有区域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的竞争优势，那样天价的土地市场无论如何是撑不住的。
好在香港没有多少农民，无论土地制度如何，与农民收入没有大的关系。中国大陆挟9亿农民之众，农地转非农的制度在国民党的“土地涨价归公”、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人民公社集体制等等传统之上，又“引进”一套香港批租制，实在兹事体大。要知究竟，听我下周道来。
“国土制”剥夺农民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七）
周其仁
按照现行土地制度，农地一旦转为工业或城市用地，就由“民土（农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变为“国土”。在工业化城市化急速推进时期，这一事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可不察。
三连环：民土变国土
兴高采烈搬进商品房的城镇“房地产主”们也许并不清楚，他们物业的基础——土地——是怎样从农用转为非农用、同时又从民土转为国土的。简单作一个描述吧，那是一个三连环的过程。
第一环，农地征用。政府根据发展规划，按照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将农地征用为工业或城市用地。这里最画龙点睛的，是“征用” 两个字。你道何谓“征用”？就是政府占民间财产为己用，“剥夺、充公、没收”的同义词也。试想，农地不是敌产，工业化城市化也不是战争或救灾，为什么非征用不可？这一问，就问到了问题的老根上。我以为，要害就是土地不能交易和“土地涨价要归公”。在征用制之下，土地并没有被买卖，当然更无涨价之虑。
第二环，向集体支付补偿。政府征用了农民的土地，一点补偿也不付，总是交代不过去。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征地1亩的补偿金，也就等于种植1亩土地三几年所得的净收益！这分明是斯大林式的国家工业化剥夺农民的一个侧面了。不过，那时的人民公社可以“集体地”分摊土地被征的后果，犹如乡下人家添丁加口，“桌上加双筷，锅里添瓢水”就对付过去了。现在，农户算是拥有了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只要涉及到征地，农民还是只好“退下”，要由“集体”（也就是几位乡村权力人物）出面，协调政府征地、领取并分配征地补偿。
第三环，土地批租。政府向集体支付了征地补偿金之后，就可以放手批租土地了。当然，这里批租的是土地在50-70年间的使用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这一点很要紧，不但维系了“土地不准买卖”理论的面子，也使得对农民的征地制，看起来不怎么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权力租金替代权利租金
这样一套土地制度，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农地，混合了“土地不得买卖和涨价归公”（征地制），“国家工业化”（超低补偿），人民公社制（惟有“集体”成为农民合法代表）和“香港经验”（土地批租制），实在自成一家。这再次表明，在迫切的经济需要面前，任何强大的传统总免不了要发生变异。
这套组合起来的土地制度，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征。（1）决定工业和城市用地供给的，既不是农地的所有权，也不是农地的使用权。就是说，农地产权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加讨价还价。（2）政府对工业和城市用地需要做出判断，运用行政权力（包括规划、审批、征地）决定土地的供给。（3）权力租金——而不是土地产权的权利租金——成为目前农地转向工业城市用地过程里基本的经济刺激。在如此约束之下，各相关方将如何行为呢？
两不经济
以权力租金驱动土地流动，效果如何还需要长期追踪观察和研究。目前我看这套土地制度，逻辑的一致性还在其次，实际效果上“两不经济”的端倪已现，值得注意。
这里所称“两不经济”现象，是指目前大都市因为行政控制过严，所以土地供给普遍不足，结果地价过高，可能步香港经济之后尘；而许多小地方，却同时因为行政控制松弛，使得那些没有什么效益的工业和城镇建设项目，大量滥占了农地。简单概括，一头严重浪费城市化的机会，一头大量浪费农地。
不是吗，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地的“市场地价”，已经高得令一般产业界人士侧目，而红火的房地产市场，看来看去还是不能完全脱去“丹顶鹤”特色——由境外和境内高收入人士的购买力主导——离“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还差得远。其实，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怎么会不知道，客户没钱赚的生意是做不长的。但是要让房地产价格降下来，就要把地价降下来，把政府附加在土地上的种种取费降下来。为此，首先必须大量增加商业中心城市的土地供给。问题是，土地供给控制在政府手里，而大都市的政府，差不多一股脑儿在学香港——不但学土地政策，更学政府开支模式。
如此下去，内地很快会出现若干个香港。那可是所得税率比现在香港高一倍、而地价拿收入平均所得水平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香港”。果然如斯，这些“新香港”的经济靠什么撑？每周放5天假，还是天天办运动会？
产权租金，不可小视
其实，“两不经济”源于一个祸根，那就是农民的土地权利被屏除在“土地城市化”之外。要知道，农民根据“出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斤斤计较，与国与民大为有利。我在上周的专栏文章指出，产权交易的规则是，农民决定是否放弃农地使用权，要考虑是否比他自用农地更“值”。大都会城市（包括有苗头的中小城市）可以为获得农地出更高的价，直到农民觉得“值”而放弃更多的农地。至于那些“国小民寡”、经济没有起色的地方，办“城镇化”还不如农民种地，地权交易机制就可以抑制地方长官们的瞎折腾。
产权租金在农地转用的制度中占据中心位置，农民的收入立码会大幅度增加。比较可靠的国际经验是，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的条件下，土地产权租金为产权的主人带来大量收入。算算我们这里征地补偿金与土地市价之间的差额，可以知道“流失的土地权利租金”数目惊人。真的为农民收入问题发愁吗？那就把“征地+补偿+批租”制度废了吧。
资产不是资本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八）
周其仁
改革以来，农民家庭包地、盖房、办厂、经商，积累了不少固定资产。单单全国农民所盖房屋数目的增加，当有数千万间之多。连同农民房产之下的“地产”，拿东亚的经验来看，其潜在的市值无疑是万亿天价。本文提出问题，这些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资产，为什么没有构成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资产的学问
“资产”最浅白的意思，是可用的经济资源。房屋可以住，田地可以种，机器可以开，因为它们都有经济用途，所以都是资产。你拾起一根木棍袭击猎物，这根木棍就是你的资产。
善用资产的学问极大。现在人们一般可以接受，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好好利用。是的，无主之物，谁也不爱惜，大家争相滥用的结果，总是一塌糊涂。哈丁曾经断言，权利划分不清不楚的“公地”，一定难逃“过度放牧”之类的“悲剧”。这个推测如此斩钉截铁，就可以拿经验来反复检验了。
比较不容易理解的，是所谓“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如果“所有者自用资产”成为全部经济活动的戒条，那么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我们可以预言，即便是“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也还是要大打折扣。
这两点理由是：（1）资产的所有者与他拥有资产的数量，在技术上的比例不对头；（2）所有者并不是利用他拥有资产的行家里手，或者别人——非所有者——比他更在行。关于这两点，可观察的现象数之不尽。你到农村走一走，张三家的劳力多、地太少；李四家的劳力少、地又太多；王五家呢，高高兴兴买了小拖拉机，但是怎么也使不好。放眼看去，闲置的或没有得到最佳利用的土地、房屋、设备和种种其他资产，比比皆是。就是我自己，买来翻翻就再也没有去碰过的“藏书”，少说也有1000本，“闲置的资产”委实不少。
要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可以让张三选用“劳力密集型技术”，李四用“土地密集技术”，培训王五驾驶拖拉机，然后限制我乱买书的冲动。但是，只要还缺一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就一定还大有余地。这一招不是什么别的法宝，而是人类自发发明、二百年来好的经济学咬住不放的“资产经交易而转手”。
一鱼两吃，并行不悖
“资产转让”的一般好处，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罢。在我家的“藏书”里，有一则老上海的故事，与本题有关，让我拿来与读者共享。故事出自锦江饭店创业人董竹君女士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话说1930年代，董先生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公司益群纱管厂在日本飞机轰炸、逃难、市场骗局的重重打击下近乎瘫痪，山穷水尽之际，一位叫张云卿的人“慷慨借给我一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我凭此向一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友人郑素因女医师抵押三百元”度过了难关。
商场上，一分钱难倒英雄豪杰。董先生靠什么度过这一劫？故事里的张云卿，看来对董的为人有基本的信任，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出钱相助，而是“借”出地契一张（回忆录没有交代是否为此取费）；董先生凭契向郑姓医师抵押出三百元，就可以周转她的生活和生意了。抵押这回事我们是知道的，如果董先生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归还郑医师的三百大洋（连同约定的利息），那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连同其权利就归这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医师了。郑并非没有“风险”，因为落到她手里的地契，市值可能抵不上三百大洋，或者没有任何“下家”愿意买进，上海的郑医师就不得不沦为绍兴的地主。事实上，抵押的利息和其他条款，就是对付这些风险的安排。
这个故事最可圈可点的，是资产转手可以千变万化，妙不可言。绍兴的那200亩沙田（江南薄地，不是好田），农民照样耕耘其上；同时关于这200亩地的“所有权”，却可以借一纸契书，独立流转于上海，为企业家融资充当“过手”的工具。倘若问，董先生度过了难关，在上海继续她创办企业的事业，对于农民进城就业，是不是大有帮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我所说的“一鱼两吃”了。200亩沙田，在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可以种植，在另外一个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契约市场）可以转手融资，并行不悖，难道不是奇事？
“资产”变“资本”
当然，我们不是在西湖边上一鱼两吃，那样的轻松和浪漫。资产转手，要伴随冷冰冰的利害计较，还有世俗的讨价还价。张三家要种已经分给李四家的地吗？那就请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对李四而言，当然就是一笔收入。但是这笔收入，不是来自李四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来自李四放弃利用自己承包地的权利。
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度，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为“资本”。资产（asset）和资本（capital）在中文里只有一字之差，但是经济含义上可要差一大截。
不少读者可能知道，我在费雪（I. Fisher）的意义上定义“资本”，就是说，资本是构成未来收入流的资产。按此定义，李四放弃自种土地的权利、收取一点“代价”后而转让给张三家种（不论张三家是劳力过多还是种田能手），这部分被放弃自种的土地，就不再仅仅是可用的资源——资产，而且成为资本——可以源源不断生产出租金收入流。在理解上，我倾向于在“未来收入流”之前，加上“独立的”限制词。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方为资本。
可惜的是，今日我国农村虽然“资产密集”的程度大为增加，但“资本密集”的程度还是太低。这不是说农民的资产已经太多，而是说可以独立提供收入流的资产，在全部土地、房屋、设备的农民资产总量里，比例微不足道。进一步探察究竟之前，我要拿一个判断放在这里打擂台：除非在扩大农民资产“资本化”的方向上大做文章，任你“调节需求”的高手如云，要显著增加农民收入，门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