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责任感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令每个炎黄子孙都感到欣慰和自豪。同时，“非典”也暴露出来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进行深层思考，这对于规范和完善有效的政府治理模式，形成应对各种风险的科学运行机制，形成健康正常的公众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良好心态，具有重要意义。苏格拉底说过，没有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反思会使我们更加完善，更加自信，更加坚强。
反思一：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应成为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在某些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了社会发展，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失衡。从这次抗击非典斗争中，就暴露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反思二：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简政放权，不再直接经营企业，政府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职能。如义务教育、疾病防疫、社会救济等。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稳定的环境，可以避免各种危机带来的损失，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反思三：必须高度重视政府管制。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各级政府指挥有方，措施得力，及时遏制了疫情的蔓延。政府在这场战役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政府的管理水平和行政效率，是抗击“非典”取得胜利的关键。“非典”考验了政府行政效率、管制能力、职业道德以及总体素质。
反思四：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信息，有利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形成抗击危机的良好氛围。非典”让我们认识到了信息的极端重要性。“非典”危机的教训在于，初始阶段，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４月２０日之后，政府增加了关于“非典”危机程度、危机处理和控制等方面的透明度。这不仅增强了公众的防范意识，消除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而且还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度和国际形象。
反思五：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空间。非典”使我们重新审视了个体生存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加深了对公共空间重要性的认识。这一宝贵的反思，将改变我们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维护公共空间的秩序和卫生，就是维护每一个人的利益与权利；而对公共空间的秩序和卫生的破坏，将殃及我们每个人的生存质量。目前，中国人还没有很好地树立起对公共空间爱护的意识，这固然与公众素质较低有关，但是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破坏公共空间者进行有效的管制。
反思六：必须高度重视问责制度。在“入世”和十六大两大标志性事件后，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职能转变，所奉行的最高原则只能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要把视野转移到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上来。政府只有尽快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变革治理之道，才能有效承担起“执政”之责。在“非典”发生期间，中国首次在突发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这是中国政府加强和改善吏治的一项“试验”，将有助于中国推进“官员问责”制度。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毋庸置疑，这次“非典”疫情是对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一大推动，必将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建立健全机制，科学制定政策，是政府迫切而又重要的任务。
对策一：建立危机事件预警机制。应将危机事件的预警作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切实抓紧抓好。在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识别各种征兆性事件，对危机爆发的概率及后果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发生危机，应立即由国家职能部门分不同等级发出警报，同时应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以及指导意见和防治方案。
对策二：建立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美国于１９７９年就成立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危机管理体系。这套体系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将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高效的协调机构、全面的应对网络纳入其中。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常设的制度化的网络状的反危机机构，强化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保证指挥有力，协调有方，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及负面影响。
对策三：建立公共信息公开机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向社会及时、准确地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随着政府推行政策转向依靠其公信力，信息公开将成为建设“阳光政府”的重要利器。应改变某些传统管制方法，允许有关新闻媒体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及评论，并全面开放；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有关危机事件方面的知识，让公众能够迅速掌握、了解真实情况，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政府控制危机的信心，防止出现因为信息闭塞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无谓的恐慌。
对策四：建立政府官员问责机制。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危机感，真正为公众服务，提升自身的形象，提高社会公民的信任度。官员考核和任命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促进危机管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种舆论工具都要监督政府，帮助政府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通过公正严格的司法程序，惩处对危机事件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政府官员，以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
对策五：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政府要有开放的视野，开放的思路和开放的措施，应当相信和依靠社会力量，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形成全社会处理危机事件协调互动的良好氛围。建立城市社区自治制度，分担危机处理工作的社会职能。除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之外，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是解决危机的有效行为体。积极推进国际沟通与协作，主动寻求国际援助，邀请国际志愿者组织或专家为总顾问，实现国际资源和信息共享。
对策六：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在处理“非典”危机中，政府从采取隔离措施，到追究失职官员的责任，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作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也在短短的20天内出台，创下建国以来单项法规出台最快的记录，为政府采取应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转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进步。危机的危害在于其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将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应当尽快启动《危机事态法》的制定，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克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反思一：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应成为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在某些区域，在某种程度上，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了社会发展，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失衡。从这次抗击非典斗争中，就暴露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反思二：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简政放权，不再直接经营企业，政府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职能。如义务教育、疾病防疫、社会救济等。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稳定的环境，可以避免各种危机带来的损失，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反思三：必须高度重视政府管制。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各级政府指挥有方，措施得力，及时遏制了疫情的蔓延。政府在这场战役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政府的管理水平和行政效率，是抗击“非典”取得胜利的关键。“非典”考验了政府行政效率、管制能力、职业道德以及总体素质。
反思四：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信息，有利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形成抗击危机的良好氛围。非典”让我们认识到了信息的极端重要性。“非典”危机的教训在于，初始阶段，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４月２０日之后，政府增加了关于“非典”危机程度、危机处理和控制等方面的透明度。这不仅增强了公众的防范意识，消除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而且还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度和国际形象。
反思五：必须高度重视公共空间。非典”使我们重新审视了个体生存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加深了对公共空间重要性的认识。这一宝贵的反思，将改变我们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维护公共空间的秩序和卫生，就是维护每一个人的利益与权利；而对公共空间的秩序和卫生的破坏，将殃及我们每个人的生存质量。目前，中国人还没有很好地树立起对公共空间爱护的意识，这固然与公众素质较低有关，但是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破坏公共空间者进行有效的管制。
反思六：必须高度重视问责制度。在“入世”和十六大两大标志性事件后，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职能转变，所奉行的最高原则只能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要把视野转移到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上来。政府只有尽快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变革治理之道，才能有效承担起“执政”之责。在“非典”发生期间，中国首次在突发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这是中国政府加强和改善吏治的一项“试验”，将有助于中国推进“官员问责”制度。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毋庸置疑，这次“非典”疫情是对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一大推动，必将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建立健全机制，科学制定政策，是政府迫切而又重要的任务。
对策一：建立危机事件预警机制。应将危机事件的预警作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切实抓紧抓好。在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识别各种征兆性事件，对危机爆发的概率及后果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发生危机，应立即由国家职能部门分不同等级发出警报，同时应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以及指导意见和防治方案。
对策二：建立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美国于１９７９年就成立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危机管理体系。这套体系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将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高效的协调机构、全面的应对网络纳入其中。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常设的制度化的网络状的反危机机构，强化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保证指挥有力，协调有方，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及负面影响。
对策三：建立公共信息公开机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向社会及时、准确地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随着政府推行政策转向依靠其公信力，信息公开将成为建设“阳光政府”的重要利器。应改变某些传统管制方法，允许有关新闻媒体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及评论，并全面开放；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有关危机事件方面的知识，让公众能够迅速掌握、了解真实情况，提高公众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增强对政府控制危机的信心，防止出现因为信息闭塞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无谓的恐慌。
对策四：建立政府官员问责机制。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危机感，真正为公众服务，提升自身的形象，提高社会公民的信任度。官员考核和任命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促进危机管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种舆论工具都要监督政府，帮助政府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通过公正严格的司法程序，惩处对危机事件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政府官员，以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
对策五：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政府要有开放的视野，开放的思路和开放的措施，应当相信和依靠社会力量，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形成全社会处理危机事件协调互动的良好氛围。建立城市社区自治制度，分担危机处理工作的社会职能。除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之外，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是解决危机的有效行为体。积极推进国际沟通与协作，主动寻求国际援助，邀请国际志愿者组织或专家为总顾问，实现国际资源和信息共享。
对策六：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在处理“非典”危机中，政府从采取隔离措施，到追究失职官员的责任，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作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也在短短的20天内出台，创下建国以来单项法规出台最快的记录，为政府采取应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转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进步。危机的危害在于其巨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将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应当尽快启动《危机事态法》的制定，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克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