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爱平
摘自《家庭》
在中国经济学界提起厉以宁教授，几乎无人不知晓。厉以宁任教于北京大学，是研究股份制和非均衡问题的一代大家，人们送他雅号“厉股份”。
北大校园的女教师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每每钦羡不已，都说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尽在于她丈夫有名气，而在于大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她、对家一往情深；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给家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
婚后五日即离别，含泪强作“新婚别”
厉以宁可说是何玉春的半个老乡：原籍江苏仪征的厉家在抗日战争烽火中曾避居何玉春的故乡湖南沅陵，租住何家的老房子；厉以宁与何玉春的哥哥曾是初中同学。解放初期，厉以宁又到沅陵工作，１９５１年才从长沙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
何玉春当年考上的是华中工学院，学成后分配在辽宁鞍山。那年，刚刚踏入社会的何玉春到北京探望住在清华大学的母亲和哥哥，偶然见到厉以宁，两人一见钟情，从此北京、鞍山鱼雁传书，笔来墨往尽诉两地情思。用厉以宁的话来说，这就是缘分。
一天，何玉春接到一封信，信中只有１６个字，是厉以宁新赋的《十六字令》：“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或许是世间最短的情书，却把他对恋人的相思描摹得淋漓尽致。当时，厉以宁只是普通的经济系资料员，被视为“有问题的人”，工资比何玉春还少两元，然而何玉春毅然地选择了他。
１９５８年春节，厉以宁、何玉春在北京喜结连理。婚前，厉以宁在海淀租了三间简陋的、加在一起不足２０平方米的平房，将自己的外祖母、母亲及弟弟接到北京住。他们将平房布置一番，在其中一小间筑起爱巢。多年后，厉以宁的学生问师母：“厉先生当初送给您什么聘礼？”何玉春笑答：“那个年代哪有什么聘礼？他不过送给我几本他大学时期翻译出版的书而已。”
婚后第五日，厉以宁要赴京西斋堂农场劳动，何玉春得赶回辽宁鞍山上班，两人不得不含泪告别。厉以宁填了一首《鹧鸪天》“新婚初解愁滋味”，权作新时代的“新婚别”。
这年年底，他们的女儿厉放出生，由家里的老人照料。年轻的母亲每年只能利用短短的两周探亲假赴京与丈夫、女儿及亲人团聚。那时家里没有安装长途电话，他们只能靠书信互诉衷肠。那段日子里，厉以宁夫妇牛郎织女天各一方，夜阑人静惟影是伴，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她则以替全家老少编织毛衣裤来寄托无限眷恋。
６０年代，北大的青年教职工两地分居的不少，但像厉以宁夫妇这样长期天各一方的并不多见。厉以宁曾赋诗叹无奈：“当时谁料分离久，怎知别梦年年有。”
冬去春来，厉以宁夫妇又有了一个儿子——厉伟。儿女双双渐渐长大，恩爱夫妇依旧年年盼望鹊桥相会，离恨催得他们早生华发。厉以宁曾多次申请将妻子调到北京，但呈上去的申请报告如石沉大海。那一头，何玉春也使出浑身解数搞调动，１９６５年她决定先调往天津一所新组建的设计院，毕竟这样可以离丈夫、儿女和家近一点儿，岂料手续办得差不多的时候设计院又外迁，他们的团圆梦再次破灭。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漫天飞雪，华灯映照着银色世界，厉以宁再一次为妻子送行。见离发车尚有一段时间，他们从火车站步行至建国门桥头，一路相依相伴，如新婚夫妻依依难舍。结婚八年了，送行离别对他们来说虽已成家常便饭，但他们依然希望分手的时刻迟一点儿到来。深夜，厉以宁目送妻子乘坐的火车远去后，才独自骑自行车冒雪返回２０公里外在京郊的家。那情景，厉以宁刻骨铭心。
劳燕分飞十三年，相聚竟在茅屋前
１９６６年急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知识分子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厉以宁的陋室被抄了三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被损坏。当时，学校的造反派设置了两个集中营式的“监改大院”，一在校内红湖西侧，一在京郊昌平，厉以宁在两处都呆过。在被强迫接受“劳动改造”时，失去人身自由的厉以宁连那不完整的家也归不得了。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厉以宁随北大的大批教职工下放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千里之外的何玉春辗转反侧，横下一条心：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对口专业还是转行，无论如何也要夫妻团聚。好多朋友纷纷劝她：“不要调去江西农村。你去了就有可能扎根农村而返城无望。”但她执意要和丈夫在一起。然而即使如此，他们夫妇还是有相当长的时间未能团聚。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结束后，厉以宁常借着烛光给妻子写信。那时从鲤鱼洲寄信到鞍山通常需要２０多天，一来一回至少需要一个半月。他写道：“上回投信时犹见中秋月，待接来函，已是遍地枯叶黄了。”
在望眼欲穿、心力交瘁的漫长等待中，日子一天天过去。厉以宁、何玉春由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饱经沧桑的中年人。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的一天，何玉春终于接到来自鲤鱼洲的调令，高兴得泪水盈盈，慨叹不已：日月悠悠，从宴尔之喜天各一方至此已１３个年头了，人生能有几个１３年？
１９７１年初，何玉春终于以技术干部变成农场职工为代价，换取了夫妻团聚。农场分给他们一间存放工具的小茅屋。这小茅屋既漏雨又透风，但在他们夫妇的眼里胜似华屋豪宅。他们把工具堆放在一边，在另一边筑起了爱的小巢。厉以宁挥笔写道：“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好长一段时间，他们仍沉浸在劫后重逢、不再分离的欣喜中。
那段日子，他们迎着朝霞下地插秧收麦，汗水顺着脖颈流淌；踏着晚霞回家弄炊，洗涤浑身斑斑汗渍。有的下放劳动者对厉以宁夫妇说：“我们将来还有希望回北京，而你们可能要一辈子留在江西农村了。”何玉春坦然地说：“能和老厉在一起就好。”他们和女儿曾在茅草房前留影，照片中，厉以宁肤色黝黑得与当地老农无二，何玉春笑容满面。
在鲤鱼洲，厉以宁度过了他的４０岁生日。这个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毕业后不得不在经济系图书资料室当翻译、编辑，负责整理资料，一干就是２０年。如今人生过半，厉以宁仍时时不忘黍稷之忧，不曾泯灭心底的理想和追求。他坚持读书，勤于研习，“只问耕耘莫问收”，坚信“壮志须酬，大好神州”。他曾写一首《鹧鸪天》，其中有“文思未绝复何求”句，被一些同命运的北大教师悄悄传抄，不胫而走。
１９７１年９月，北大鲤鱼洲农场接到上级命令撤销，全体人马撤回北京。返京后，厉以宁夫妇继续到北大大兴农场劳动了半年才回到学校。
经世济民学说在，诗情高歌到碧霄
改革开放后，厉以宁多年的深厚积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长期被压抑的能量得以释放，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数十部专著，在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中独树一帜，不少睿智的研究成果甚至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决策。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学校、机构竞相邀请厉以宁外出讲学、考察、走访。丈夫外出时，何玉春常常伴随左右。１９８６年，香港两所大学邀请厉以宁夫妇前去讲学、研讨，这是年已５０的何玉春第一次出境，平日里衣着俭朴的她花了不少时间去选购服装，厉以宁也利用休息日多次陪妻子骑自行车进城购物。面对琳琅满目的服装，何玉春逐一试穿，兴致盎然，仿佛又回到了“先摘蔷薇红辫结”的少女时代。
厉以宁赴港讲学期间，一些香港著名经济学教授提出不少关于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刁钻古怪的问题与他探讨，何玉春暗地里为丈夫捏着一把汗。她知道，这不仅是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也是香港教授想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内地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到底知多少。后见丈夫侃侃而谈，一一从容作答她才放下心来。她为博学多才的丈夫感到骄傲。
９０年代初，厉以宁提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主张遭到某些人的批判，何玉春又为丈夫担心不已。然而，风雨如磐的岁月毕竟过去了。
结婚３０周年纪念日前夕，厉以宁夫妇相伴来到清华大学南门西侧——当年谈恋爱的约会地。斗转星移，当年的弯弯流水、绿茵草地已没了踪影，代之以林立的幢幢新楼。两人抚今追昔，回顾携手经历的风风雨雨，笑谈儿女如今长成，不禁感慨万端。
厉以宁如今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并身兼多项社会职务（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经常参加教学和社会活动，极为繁忙。他没有秘书，何玉春就义不容辞地当他的“秘书”；在收发室，学生们经常看到何师母替厉老师取邮件，那些邮件有时多得让她拿不动；在家里，她经常替丈夫接电话，接待约稿的、采访的，忙得不可开交。何玉春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就是提醒老伴休息，但结果总是徒劳。在她的眼里，厉以宁依然勤奋、执著、富有情趣。
闲暇时，他们一个挥毫吟诗，另一个研墨作画。前两年，何玉春作了一幅冬梅图，厉以宁则在上面题了一首《七绝》：“不与群芳争短长，冰清玉洁自幽香。”这当是他对妻子品格的褒扬。
２０００年年底的一天，厉以宁和学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厉以宁诗词朗诵会，为厉老７０周岁贺寿。这一天，与厉以宁相濡以沫４２年的何玉春始终陪伴在丈夫身边。当听到一位学生朗诵厉以宁写于她初去鲤鱼洲的那首《鹧鸪天》时，她不禁潸然泪下。
国运兴而家运兴，一片疼爱在儿孙
治学上，厉以宁严谨、认真；对子女，厉以宁舐犊情深。在何玉春背井离乡的那些年里，他既当爹又当妈地精心培育一对儿女，尤其着意培养孩子的进取心和注重孩子的人格塑造。他十分疼爱孩子，第一天送女儿厉放上小学，儿子厉伟蹒跚学步，他都以诗词记之，铭刻下一片至爱亲情。由于厉以宁、何玉春颠沛流离，厉放姐弟的童年动荡不定。小姐弟在鲤鱼洲农场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走过黄泥路，当过放牛娃，这一段经历对他们的成长不无裨益。
厉放生于“大跃进”年代，在经济困难时期度过童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小学，高中毕业后去京郊农村当知青。经历坎坷的她矢志不渝坚持学习，先攻读师范，毕业后仍坚持自学，于１９８２年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成为第一期硕士生，１９８５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她又远赴日本攻读另一硕士学位，然后再赴澳大利亚莫纳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不断奋进的过程中，她始终牢记父亲的谆谆教诲：“更上层楼，莫让时光似水流。”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厉放在留学期间与一位高大的澳大利亚小伙子结为伉俪，生下一个漂亮、活泼的小男孩，取名厉澳。喜讯传来，“晋升”为外公的厉以宁欣喜异常，兴致勃勃地挥毫为第三代赋诗。此后，每当有小外孙的照片寄来，厉以宁、何玉春都反复端详，怎么看也看不够。去年春，厉放经香港到北京开会，顺便把厉澳放在父母家中一个星期。厉以宁夫妇撇开其他事，带小外孙游北京动物园，看大熊猫嬉戏，听虎啸狮吼。小厉澳开心极了，乐不思归，拉着外公、外婆的手边走边看边问。对小外孙的提问，大经济学家不时弯下腰来耐心解答。老少一派天伦之乐，让旁人钦羡不已。
虎门无犬子。厉伟子承父业，获得北大经济学硕士学位。１９９１年，厉伟选择到深圳发展。在深圳创业既充满机会，也充满风险，作为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厉以宁鼓励儿子以坦荡的心胸面对生活，创出一番事业；作为父亲，他对儿子远行既有不舍也有担忧。厉伟到深圳时先在一家大型集团工作，经几年磨练后才与妻子崔京涛及一些同学成立公司，进入新的创业阶段。如今，只要有机会，厉伟就与父亲一起探讨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同事们都羡慕他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三年前，小孙女厉莎出生，给厉以宁夫妇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厉莎满月的那天，厉以宁欣然命笔：“南也由她，北也由她，小小竹笼不是家。”她对襁褓中的孙女钟爱有加，寄予厚望。厉莎会走路了，会背唐诗了，会背诵爷爷为她填的词了……厉以宁看在眼里，乐在心头。他端起相机，为小外孙、小孙女拍下一个个精彩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