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没有证据的无奈
案件发生后，林二孬逃跑。
当地派出所干警迅速去抓捕，无果，迅速向公安分局上报。凌晨4时左右，分局刑警大队接报后立即出现场，组织侦破此案。
经对现场搜查，没有发现作案工具。经对林守道及有关人员询问，录下了相关笔录。对可能落脚的地点进行搜捕，也没有抓获林二孬。调查中有人反映，林二孬去过本乡泉水村，但侦察人员去抓捕时，林二孬已经逃跑。之后，刑警大队集中力量抓捕林二孬，仍没有抓获。
时隔10个多月，直至
22日下午6时，林守道及其家人在迅县与“线人”见面时，侦察员就对他们进行了秘密监视。8时多，侦察员从林守道口中得知，通过电话已与林二孬联系上，从口音确认是林二孬。为确保抓捕林二孬万无一失，侦察员经请示领导，让林守道继续与迅县线人联系。
23日上午，分局派人赴迅县查询出22日8时联系时所用电话，是宁阳长途电话。刑警大队于23日下午赶赴宁阳，查出打出的宁阳长途电话为IC卡公用电话。考虑林守道家人与迅县联系时，对方曾说过要给林二孬买传呼，林不要的情况，推断林二孬很可能会再用这个电话联系。于是，刑警大队侦察员便对该IC卡公用电话进行布控，于8时发现正在打电话中的林二孬，并立即将其抓捕。
经审讯，林二孬交待，2001年元月1日夜，他确实去了林守道家门口，让林守道给他接电。发生争吵后，林守道先拿木棍打他，没打住。他顺手把木棍从林守道手中夺过，拿木棍照林守道头部及身上各打一下，将林守道打倒。打过后，其把木棍扔到现场，就往泉水村去了。但是，他不承认打伤林文静的犯罪事实。
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二者的口供出入较大。受害人说，犯罪嫌疑人埋伏其家门口，蓄意打死了自己的孩子，属于故意杀人。而犯罪嫌疑人却说，受害人为了打他，误伤了自己的孩子。
没有月光的深夜，没有现场目击证人，没有找到凶器，两人各执一词，其他旁证提供的都是间接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单薄。虽然检察院于2002年6月就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因证据问题，法院迟迟不能判决。终于到了2003年10月，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驳回起诉。如果败诉了，就必须释放犯罪嫌疑人。检察院就适时地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要求撤回起诉。然后向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个小孩葬生于棍棒之下，却不知谁应该对此负责。受害方的怒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农村人看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审判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法院在审判时，必须先作无罪推论，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杀人犯，即使他真的杀了人，或以合理的推测能够说明他是罪犯，也得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法律与百姓的传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矛盾的，这怪不得法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能给受害人寄予同情，乡政府还能有什么作为？
3、就是要上访
熟悉了案情之后，我主动到受害人家做思想工作。这是我上任后第一周必须做的事。
当时，我代表付峪乡党委政府看望了受害人家属，问了家庭生活情况，需要什么帮助。同时，谈了几点意见：一是上级党委很重视这个案件的处理。要相信司法部门会依法处理好这件事的，给你们一个说法。二是悲剧已经发生了，应该从痛苦中走出来，把精力用到致富上。不能因为家里出了事，生活越过越坏。三是乡镇党委政府会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使案件能够尽快得到处理。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及时给乡里说。当时，谈的效果还不错。春节前一直太平无事。
可是，2003年春节刚过，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省高院批复，重新审理此案。这起涉法案件被移交给县法院审理，激怒了受害人。在他们看来，基层法院判决的最高权限15年，移交到基层法院审理，就判不了犯罪嫌疑人死刑。这与他们的期望值相差太远。满足不了他们的愿望，就要进京上访。我不明白，当事人是认死理，还是故意用上访要挟党委政府。无论你好说歹说，回复就一句话：我要上访！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我乡负责稳控工作，“死盯硬守”上访人，决不让其上访。“死盯硬守”，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十分困难。乡政府没有司法权，又不能违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盯住一大堆活人，谈何容易？！但是，为了完成任务，只有严密控制了。我们设置了三层信息网络：第一层是村干部，要及时关注和提供信息；第二层是乡机关的包村干部，必须吃住在村；第三层秘密内线，随时单线联系，提供上访人的动态。这三层信息网还真管用，确实达到了上级提出的“人动我知，人未动我先知”的要求。但是，牵涉乡里精力太大。整天提心吊胆的，哪还有心思去思考经济发展问题。
不到1个小时，其中到长途汽车站拦截的人员，在市区的一个路口发现了上访人正在集结，立即向我作了汇报。我告诉他们，开车跟着，但不要正面接触，但要跟紧盯好。我把有关情况向县政法委作了汇报后，要求在火车站等候的乡机关人员，赶紧向火车站方向赶。
路上，机关干部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与上访人相遇，并进行了劝说，但劝说无效。上访人情绪很激烈，大闹大骂，无法控制。上访人声称，如果谁拦他们，就由谁处理问题，要为其死亡的家人报仇。处理问题，已超越了乡党委政府的职权，但又必须阻止其上访。机关干部不知如何是好，请示下步如何处理。
我告诉他们，要耐住性子，决不能发生正面冲突。真是拦截不住，任他们去北京。同时，又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县政法委，要求派公安增援。
可是，等我赶到火车站的时候，机关人员告诉我，上访人不见了，有可能乘车走了。
这时，我拨通了县委书记的电话，把有关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明确指示，由我、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和公安局长组成工作组，立即到火车站汇合，开车往北京赶。一定要在上访人进京前赶到北京，并做好劝返工作。
说心里话，那时，我心里很高兴。我愿意让上访人进京，以出其内心的“毒气”，乡里就会平静一段时间。应该让上访人通过事实明白，涉法案件，必须依靠司法部门解决，到国家信访局也没有用。在我们去北京前，我安排机关干部要继续掌握信息，以防上访人没有进京，劳民伤财。
我们刚开车往北京赶的时候，接到乡干部的电话称，发现了上访人还在火车站。我们立即调头回到火车站。最后，在多方的劝说下，上访人同意返回。据我个人分析，这次上访人本无意上访，只是想造个声势，给党委政府一定的压力。如果这次他们要真的想去北京，完全能够走了。但是，对我来说，听到他们没有去的消息很失望。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次没有走成，还会继续上访，我得继续监控，太耗费精力了；二是这次消息掌握得很准，既使去了北京，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会追究乡里的责任。我深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路还很长。上访人这次没有去北京，等待我的将是更严峻的考验。
这次上访之后，我又与上访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当我开始约受害人家属谈话的时候，他们情绪很激烈，不愿意与我谈。他们很清楚，涉法案件，乡镇党委政府无权解决，谈也没用。但是，为了摸清上访人的心态，便于监控，还是硬着头皮、苦心相劝，才把上访人的家属叫到一起，进行了一次朋友般的谈话。
谈话前，我确定了谈话的主题：上访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受害人，想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判处死刑，从心情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走司法程序，依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理念，是我到乡里后一直坚持的。处理涉法案件，必须依法解决。党委、政府和领导人都取代不了法律。我想通过这次谈话，让信访人息访，走上诉之路。
刚坐下，受害人家属很激动，持抵触情绪。这时我想，要想取得成效，就不能以官方的名义进行这次谈话。因此，我告诉他们，我不以乡镇党委书记的身份与你们谈，我是以个人的身份，或者是朋友的身份与你们谈，共同探讨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们一见我就气势汹汹：“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
我说：“有什么想法可以说一说，或许我能帮上忙。”
“你们和公安部门一样，都黑暗。谁会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气愤地说。
我忙解释道：“乡里为你们的事向上级反映了多次，能说不管你们死活？公安部门已经抓住了犯罪嫌疑人，能说不尽职尽责？这话说得太偏激了吧。”
他们立即把话改了口：“你们乡里还可以。公安部门不行。他们取证不及时，才造成今天的局面。”
我听到语气缓了下来，有了做工作的机会。于是，就劝说：“你们想把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那是终点。现在我们站在法院门口，这是起点。从起点走到终点，需要的不是气愤、上访、哭闹，而是证据。”
经过一阵交谈，共同认为目前这个案件进展不顺利的主要原因是，证据不足。要想依法解决，实现个人的目的，必须从证据上下功夫。这算达成了共识。
其实，之前他们已经多次上访、多次找律师、上法院咨询，对这个案件的结果比谁都清楚。听乡干部说，乡政府陪他们去省到北京，已经花了4万多元。我们不能说乡政府花这些钱有多冤，谁让咱是人民政府呢？
接着，我给他们说了一句不软不硬的话：“你们的目的是上访，还是解决问题。如果为了上访而上访，今天咱就不用谈话了。如果为了解决问题，咱就平心静气地把事说透。你们上访了多少次了，问题解决了？”
这话还真管用。对方情绪完全平静下来了。我开始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
接着我们就如何获取新的证据进行了探索。
最后，他们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法院延期审理，为补充证据留下时间；二是请求公安部门成立专案组，继续搜集证据。
我答复道：“这些要求是合理的，但不属于乡镇党委政府的职责范围，我竭尽全力为你们协调，最大限度地满足你们的要求。”
之后，不敢迟疑。当天就协调县法院、县公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与受害人见面，共同协商解决有关问题。
县法院当天（星期天）就与受害人家属见了面，就有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法院认为，效果还不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基本满足了受害人的要求。
第二天（
在星期天(
时隔仅一周，就在
当得知汤阳火车站没有进京的车次后，立即将人员调往宁阳。果真，在晚上11点左右，发现上访人在宁阳火车站。我一边往宁阳赶，一边调集公安干警支援。
当人员集结完后，就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劝返？说实在，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做了无数次，确实没有任何效果了。他们已走进了一个误区：上访才能解决问题。越往高层越能解决问题。只要满足不了个人愿望，就要上访。
强制劝返，或是任其赴京，只有请示县委了。
县委的意思是，进京上访了，最后还得到北京领人，花费太大，牵涉精力太多。无论到哪，都必须把人领走。与其到北京，还不如在宁阳劝返。如果思想工作做不通，必须强行劝返。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强行劝返的办法。我和公安局、法院的同志协商，趁旅客尚未进站前，必须把人员劝返回来。因这次是在外市劝返，必须取得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于是，与宁阳车站公安派出所进行了联系，说明了意图，请求配合。宁阳车站公安派出所答应，他们负责其他乘客不要起哄，我们负责强行劝返。一切工作准备好后，由两个干警负责一个人，把他们拉上车。
强行劝返工作并不顺利。上访人大哭大闹，并动手打了干警。好不容易把两个人拉上了车，声称突然有病，就地送到了宁阳市医院。其实，他们压根就没有病。想通过住院，让乡政府多花点儿钱。不过，我的态度很明确，医疗费依法解决，乡里不能给。果然，第二天，他们家里有十几个人围堵住我的办公室门，要求解决医疗费问题。我问：“为什么由乡里出医疗费？”他们说：“我们是被打有病的，乡里应该负责治疗。”我又问：“乡机关人员打你们了？”他们回答：“没有。但是，公安局的人打了。”我这时表明了态度：“既然乡机关人员没有人打你，乡里就不会为你们出医疗费。谁打你们，应该让谁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法院审理解决。责任归谁，由谁付医疗费。”他们已经明白，不可能再从乡里拿到医疗费，怕多花钱，赶紧通知在宁阳住院的人，立即办出院手续。我觉得很庆幸，如果乡里答应出了医疗费，他们会住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
另外四名女同志在火车站广场，死活不愿上车，还大声哭骂：“鹤仙警察打人了！”“谷书记，公安打人你跑哪了？”等等。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劝返工作受阻。不知谁又打了110报警，当地的巡警来了。我把事情的经过与巡警谈了，取得了支持。最后，采取的措施是，任你哭、任你骂，不上车就不上车，但盯住不能上火车，等列车启动了再劝返。这样持续了近3个小时，上访者才陆续同意回村，只剩下一个老太太坚持不走。没有办法，只有继续耗着。
等看热闹的人都走了，我才到跟前。老太太见了我质问：“刚才公安打人，你跑哪儿了？你为啥不管？”
我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答道：“你上访通知乡里了？我为了你们家的事，跑前跑后，托人协调，就是我们家的事，我也只能做到这样。我算对得起你们吧。可你们呢，原来说好的，如果上访，通知乡里一声，我可以保证让你去北京。可是，你们失信在先。等到这时候，你想起我是书记了？我告诉你，你们伤透了我的心，你们家的事我真的不管了。”
老太太听了我的话，也感到自己有点理屈，就转移话题：“我头痛，先看了病再给你说。”我知道她又想让乡里出医疗费，便扭头走了。最后，她看实在熬不住了，才同意回乡里。
第二天，又开了个座谈会。县政法委、法院、公安、信访等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但我知道，无论怎么讲道理，都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我必须随时等待着再一次的上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法律的判决与个人的愿望相差太远的时候，百姓首先想到的是找最高的部门去反映。上访是百姓反映意见的有效途径。但是，党委政府为了减少北京的压力，规定必须及时把矛盾化解到基层，如果出现越级集体上访，就一票否决。群众知道各级党委政府怕上访，就用上访相要挟，迫使你做出无原则地让步。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不让群众上访，花钱买稳定，使部分群众把上访作为取得不当利益的途径。
上访真的那么灵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