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盲从，所以需要打倒权威
我们过于习惯权威的教导和宣传，有意或者无意地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利，这个是我国目前出现很多问题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在思维方面而言是最重要的一个缺陷。
自古以来，我们强调圣人与君子之概念，实际上就是为权威的树立埋下了伏笔。老子言必称圣人如何如何，而孔子则言必是君子怎样怎样，这应该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思想共有的毒瘤，尤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有益的观点和主张都被遗弃了，而尊贤重德这个陋习却发展到了极致（我这里不是反对尊贤重德，我反对的是发展到极致后放弃了自己思考的盲从）。我们现在为文，如果不抬出几个重要人物来为自己的观点垫底，不说几句“子曰”、“诗言”，就会感觉底气不足；我们现在判断问题，没有权威人士的观点，自己总不敢相信自己也可以有明确的判断。甚至于凡是权威支持的，我们就坚定地支持，凡是权威反对的，我们也一定要反对，我们现在相信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主张是错误的，甚至是可笑的，却忘了按照这个思维模式在思考的人到现在都比比皆是。
树立权威而盲从权威是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而没有权威，所以换得了我国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主动的大发展。但自汉以来，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导致我国民众的思维长期受到钳制，社会的发展陷入被动，除了唐朝因其开明而不施行威权的时候取得短暂辉煌的百来年之外，我们几十个封建王朝都在盲从权威中越来越落后。我们现在都很痛心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浩劫，但分析原因的时候却从来不找思维上的原因。我们将责任归咎于领袖的头脑发昏，却忘了领袖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乃是全国民众对于领袖的绝对盲从（本来有很多坏事是权威思想指导下的在专制制度进行的，而我国的文革则恰好是盲从权威这一思维直接推动的，没有依靠任何制度，要打倒的反倒是权威的思想指导下建设起来的官僚制度）。我们现在看起来如此荒谬，但回首那段蹉跎岁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绝对多数的民众的脑袋从来就没有思考过，我们讲思考的权利拱手全给了领袖，独立思考的人被看成是另类。
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乃是儒家思想在自己成为权威之后，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畸形发展而慢慢形成的；而共和国的十年浩劫错失大好发展时机，也是我们把毛主席思想树立为最最最正确的指导思想后，“说一句顶万句”的情况下蔓延的。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的悲剧中吸取教训，那么这段历史也是自有其价值的，然而我们目前仍然在习惯思维的定势中不断地树立权威，盲从权威，甚至达到了“没有权威，我将怎么生活”的程度。
就拿最近都在探讨经济学家来说吧。本来出于一己之私而被批评的经济学家纯属活该，沉默也是理所当然，可我们就有好事者非要找出中国那五个有良心的真正能够算得上是经济学家的是哪五个，这个有什么必要？甚至有人发出了“经济学家，叫我如何相信你”的论调，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相信经济学家呢？
我们如此热衷于奥林匹克的金牌，而不关心我国民众的身体素质是否提高，体育设施是否足够；我们如此热衷于何时得到诺贝尔奖，而不深究我国的科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科研教学体制有大问题；我们如此热衷于中国电视电影在国际影展披金戴银，而不深思如何让国产电视的收视率高起来，如何让我国电影的票房赶超美国大片；我们如此热衷于与国际惯例接轨到国际舞台作秀，而不好生推敲我们到底从中得到了什么又将从中失去什么；这一切荒唐看起来是提升民族自信的需要，实则是整个民族极没有自信的表现；看起来是融入国际大家庭的努力，而实则是主动设立权威与圈套，把自己束缚起来的表现。我们不知道独立地去思考，没有权威那是活不下去的。
正因为我国的体制是追捧权威，需要威严的，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自己的思维中，别去盲信那些所谓权威。无论名头有多大，没有货真价实的东西就是要坚决的不卖帐；无论说得有多么动听，只要不能解决切实的问题就坚决不理会；无论与你的观点相差了多远，只要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就要勇敢地质疑。
中国的未来，首先取决的不是制度上的革新，而是思维模式的转变，在改革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期，打倒对权威的盲从而独立思考则更加关乎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更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
敬请关注思维观察之二：中国人需要自信
（叶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