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不同的是，毛泽东得到了江山，蒋介石却得而复失。毛泽东得到的江山，缺了台湾一角，为了完成统一大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蒋介石当然不甘退居台湾一角，矢志要光复大陆，重得江山。这是两位领袖人物的宿命。他们造就了历史，历史也造就了他们。

毛泽东大气蓬勃地将蒋介石追杀到台湾，但终因海峡阻碍，未遂解放全中国之志。到了打完朝鲜战争之后，再鼓起勇气和力量来解放台湾，要打的已经不仅仅是蒋介石了，而是要面对掌握着制海权、制空权的美军了。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那是出于战略上藐视敌人，美国实际上是一只真老虎，面对实际的毛泽东开始考虑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向世界透露这一信息是1955年4月在雅加达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23日对亚非政府首脑演讲时说：对于台湾问题，也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去解决，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接着在5月31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周恩来又说：“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与蒋介石有着深仇大恨的毛泽东，也已经冷静下来，“三十六计，和为上策”，表示“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

用和平的方式，既是出于无奈，也是出于谋略和智慧。

谋求国共再度和平谈判，中共可谓情切切，意绵绵。毛泽东与周恩来审时度势，看出美国与台湾之间存在着矛盾，美国有秘密倒蒋的计划和行动，美国有分裂中国的意图。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显而易见：比如，国共有过两次合作，有着和平谈判的基础；比如，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整体性搬迁到台湾，要员们存在着回归大陆的心理；比如，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因被俘或起义留在大陆，和谈合作心情迫切，愿意出面说话做工作；比如，参与过国共合作的国共两党共同的朋友，有调停合作的热情。情势所致，中共发起了和谈的攻势，谋求国共第三次合作，秘密行动也随之展开。

1956年的春，在周恩来的具体操作下，安排章士钊打通与台湾的关系。于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主张国共谈判，提出了两岸统一的4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结尾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章士钊带着信到香港，找到了许孝炎。许孝炎是国民党驻香港的宣传负责人，主持着台湾在香港的《香港时报》。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立即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将信交给了蒋介石，并详尽报告了与章士钊会谈的情况。蒋介石听完报告后，拆开信默默看了几遍，未作任何表示。

在章士钊穿针引线的时候，另有一个神秘的人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人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是浙江浦江县蒋畈村人，是一位记者、作家、学者，一生著作多达4000多万字。曹聚仁虽是做学问的，但与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有着深厚的交情。邵力子在上海主编《国民日报》时，曹聚仁为副刊《觉悟》撰稿，结下深厚友情。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采访过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领导人。蒋经国在赣南时，邀曹聚仁主编过《正气日报》，两人有过密切交往，后来曹聚仁还写过一本《蒋经国论》。大陆解放时，曹聚仁不愿去台湾，又不愿留大陆，移居香港为报纸写稿做编辑。曹聚仁与邵力子一直保持着通信。邵力子知道曹聚仁与蒋经国的关系，向周恩来建议邀请曹聚仁到北京，试图架起北京与蒋经国的桥梁。

曹聚仁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于1956年7月1日飞抵北京，邵力子到机场迎接。7月16日晚，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邵力子、张治中作陪。周恩来对曹聚仁说：“国共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进行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量，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接见曹聚仁时，谈到国共合作说了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毛泽东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和想法，增强了曹聚仁促进国共和谈的信心。

回香港后，曹聚仁即将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报告了台湾方面。不久，台湾要曹聚仁再次前往大陆，到江西庐山和浙江奉化的溪口看看，尤其看看溪口蒋氏祖坟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陪同，游览了江西庐山和浙江奉化溪口镇。曹聚仁察看了蒋母的墓园，代表蒋氏父子扫了墓，并敬香烧纸。观看了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所到之处都拍了照片。

曹聚仁将大陆之行的报告及溪口照片，寄给了蒋经国和台湾有关方面。后又写信回答了蒋氏父子提出的问题，谈了自己对国共重开和谈的看法。

蒋介石要曹聚仁看庐山与溪口，许是出于对大陆和谈合作诚意的试探和回应。中共信中说的“墓庐依然”，蒋介石是半信半疑的。如果说国共能够再度合作，蒋介石能够定居庐山，也许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蒋介石要曹聚仁察看庐山和溪口的同时，将许孝炎召回台北。在总统府，蒋介石与许孝炎密谈许久。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国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国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

蒋介石让许孝炎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后提出三个人，蒋介石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宋宜山是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后被派赴英国留学，回国后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跟随蒋介石20多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宋宜山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台湾立法委员，在香港工作。同时宋宜山是宋希濂的胞兄，宋希濂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宋宜山以探亲的名义前往北京，可以掩人耳目。宋宜山在程思远的帮助下，于1957年的4月从深圳罗湖桥入境，从广州乘火车到北京探亲。

周恩来在著名的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宋宜山直言：台湾派他来的目的，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在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当谈到宋希濂时，周恩来说了宋希濂是抗日名将，说了今年是宋希濂50岁生日，让宋宜山看看弟弟。

接下来，宋宜山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面谈，协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李维汉提出的意见还是4条，不过比信中更加明了。第一，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第二，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第三，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国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府的领导；第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这4条意见合情合理，底线清楚。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未召到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要书面报告。宋宜山立即写了一份15000字的报告，交给许孝炎转呈蒋介石。报告的结尾，宋宜山赞扬大陆政通人和，人民与中共实为鱼水相依，使蒋介石看了大为不悦，怀疑宋宜山被赤化了。随后下令宋宜山继续留港，不必回台，免得影响他人。

蒋介石最怕中共的赤化，因为吃过赤化的许多苦头。这次国共和谈合作，与前两次不同，是国民党处于下风，蒋介石更怕中了中共的统战阴谋。再说，对于争斗双方的和谈，无疑是败者为乞。要蒋介石作为台湾自治区的领导，要美军撤离台湾海峡，蒋介石能受得了吗？国共双方的领袖，想的都是一党执掌中国，都想当独一无二的领袖，合作统一谈何容易？

中共虽说和谈合作不是招降，但总难走出招降的阴影，蒋介石担心和谈统一后，国民党势力被削弱消灭，蒋氏的地位一落千丈。蒋介石久思难定。随后大陆掀起了反右派斗争，蒋介石疑虑大增，以国共谈判时机不成熟为由，中止了进一步的接触。可见蒋介石反攻大陆出于信念，和谈统一缺乏信心。

国家统一是民族大义，这一点毛泽东与蒋介石有共识。

武力统一不了，和谈总在召唤。到了1965年的夏天，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大陆，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这件事对蒋介石触动很大，蒋氏父子主动为和谈秘密行动起来。

曹聚仁这条线虽然停止了行动，但双方都没有撒手。在台湾方面，负责联络工作的是王济慈，经常来往香港与台湾。王济慈是蒋经国赣南新政时的亲信，与曹聚仁也十分熟悉。王济慈将蒋经国近期要到香港的事通知了曹聚仁，并说要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料定是国共和谈的事，便急忙兴冲冲地飞到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和谈大纲，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蒋经国到了香港后，不方便上岸。王济慈上门通知了曹聚仁，一起到码头登上小快艇驶向海上的大轮船。上了轮船，曹聚仁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蒋经国，寒暄后便关起舱门密谈。蒋经国说，台湾想和北京谈判，想知道北京的具体意向。曹聚仁谈了北京的意向，蒋经国也给曹聚仁谈了蒋介石的想法，然后一起去见蒋介石面谈。

到台湾的第3天，蒋介石在台中的官邸，极其秘密地会见了曹聚仁。会见时，只有蒋经国在场。曹聚仁先说了北京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磋商讨论，最后达成6项主要内容：第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作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第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第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第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3个师驻台湾；第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第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条件谈妥后，曹聚仁立即返回香港，将商谈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北京。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国共和谈有了眉目之际，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的风浪波及台湾，蒋介石见状改变了主意，重开和谈又一次搁浅。

之后，到了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形势对中国十分有利。毛泽东与周恩来又急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曹聚仁于1972年7月2日因癌症病逝，92岁高龄的章士钊要求再度赴港。章士钊因腿摔伤骨折，只能靠轮椅代步。毛泽东决定派专机，于1973年5月25日送章士钊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送行。章士钊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到香港后活动频繁，加之气候不适，不到一个月便一病不起。7月1日，章士钊在香港去世。

到了1975年，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这年蒋介石已经88岁，毛泽东82岁。两位伟人都受着疾病的折磨，却总想给历史有个交待，在生前完成祖国的统一。蒋介石知道毛泽东曾在两年前派章士钊赴港，为了国共重开和谈，不料出师未捷身先死，内心受到震撼。

1974年元旦，国共有过一次军事上的默契。事情起因是，南越军舰闯入西沙。蒋介石当即指示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并说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中国与南越开战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毛泽东同意后并要求不像以往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而是直接走。中共的4艘导弹护卫舰，准备通过东引岛一侧，蒋介石接到报告后说：西沙战事紧哪！于是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解放军舰艇顺利通过。

春节期间，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了蒋介石重开国共和谈的秘密使命。陈立夫曾成功地主持过国共重庆会谈，经秘密渠道向毛泽东发了访问台湾的邀请。毛泽东接到信息后，告诉复出后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可以代表他去台湾访问。陈立夫眼看蒋介石来日不多了，还没等中共回音，就急不可耐地在香港的报纸发表了《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公开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

不幸的是，蒋介石走到了生命的终点。4月5日清明节那天傍晚，蒋介石陷于昏迷，子夜前逝世。

蒋介石安厝于台北桃园县慈湖。遗体经过防腐处理，放于黑色大理石石棺中，等待台湾与大陆统一后，迁往南京钟山南麓的墓地。

来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