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就是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的过程。在去年“十五”人大上更是把如何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并确定了政府将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未来五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除关系国家安全的特殊行业外，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全面引入市场调节机制不仅是实践入世承诺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为此，中央政府在新年伊始，就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为启动新的一轮全面改革指明方向。事实上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行业的全面放开到重要行业的准入，民间资本和外资正大举进入原国有垄断行业。国家计委在去年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近期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建立公共产品的合理价格、税收机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参与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城市供水厂建设、经营属于鼓励外商投入的领域。自此，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中国水务行业已不存在政策障碍。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外水务巨头就已进入中国；即使如此，生活供水作为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仍一直是在谨慎行事。作为仅存的国家完全垄断的行业之一，政策的解禁无疑给中国水务行业带来“勃勃生机”，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有计划地参与并且布局中国水务行业，理论界和产业界也在积极谋划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水务市场；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对放开本地的水务管制就目前而言总体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是因为生活用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生活用水应该归类于商品，而不是公共品范畴。公共品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国防，它是无法定价的，你根本不可能去买“一斤”国防，或者富人用更多的钱去享受更多的国防。公共品的供给需求关系更多是取决于公众的政治选择。而任何来自大自然的水资源只要经过运输、处理、配送等任何处理过程，如果想使用它都是可以收费的。因此，生活用水首先具有商品属性，其次才是公共品属性——政府有责任向每个公民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用水。与此同时，供水行业也存在自然垄断性，每个制水商都铺设一套管网向各用户供水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无论从经济效率还是从地下空间考虑共用一套管网都是必然选择。这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关的监管难题，即：如何在共用一套管网的前提下向用户提供公正而富有竞争性的水商品。
市场经济的理想在于实现在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公平交易；无数买家和无数卖家在市场中公开交易，谁也不能在实质上操纵价格，则最终的形成的价格才可能是公平的，以此促使整个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化。但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垄断竞争、寡头竞争甚至是完全垄断。实证证明在有效监管下的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也是有效率的，这应该更符合自然垄断行业的理想行业结构。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绝大部分供排水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仍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分散而且模糊的产权以及无效率的政府专营决定了中国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完善的、有效竞争的水务市场并非易事。而一个完整的、正常运行的水务市场则是中国现存脆弱的水务产业得以生存和壮大的必要条件。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水务市场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安排才是当前水务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基于金融法规的限制，各级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融资的权利。苦于缺乏巨额资金用于老网改造、新网、水厂建设以及污水处理以适应城市的迅猛发展，各地政府开始纷纷把目光投注于民营资本和外资身上。为了满足资本的利益驱动，水价上涨便成为政府吸引资金的隐形承诺。一下子水价成为撬动水务体制改革的利器，却忽略了形成公平水价的制度安排。这无疑会构成对千千万万普通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同时政府形象和信用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水价监管将是未来政府对私营水务公司的监管重点。
水作为稀缺资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其水价的构成应该考虑环境成本的影响。水价的合理构成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环境成本+运输、处理、配送成本+合理利润，如果污水处理费是由供水商代收的，那还应包括污水运输、处理、排放成本加相应合理利润。环境成本应该是由政府以法令的形式强制征收归政府所有而水务公司无权占有，并且应专款专用于本区域水环境的治理；其具体定价是水价构成中最难的，最好的方式是应该根据整个流域水资源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可接纳的排放标准向领域内的各地政府施行拍卖，这不仅需要精通经济的水利专家们精确计算整个流域可分配的水资源，更需要整个社会及政府在对待水资源使用态度的根本转变。运输、处理、配送成本和合理利润归供水商所有，但也是现在最值得商榷的定价部分。企业好比“黑盒子”，谁也不知道企业内部成本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因此，公众需要的是竞争中产生的成本，而不是现在一些政府与供水商签订的协议成本。水务公司作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垄断经营的公司应该在当地接受比上市公司更严厉的公众监管。首先要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财务信息；其次在政府内部应当设立专职的监管机构——水务管理委员会，专职于与各水务公司谈判、代表居民与水务公司签订水务合同以及日常监管。组成人员应包括政府水利官员、专家学者、居民代表，其中居民代表人数应达到过半，以更好代表居民（消费者）与水务公司达成普遍接受的供水合同。从法律角度来看，现在一些政府与水务公司签订的长达二十、五十年的供水合同其未来的法律地位都是不确定的，因为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政府是没有很好的代表性的，事实上它是在没有经所有消费者授权情况下而自行与一个垄断供应商议定了所有合同内容。另外在这里还存在一个认识上误区，即：拿国内现在的水价与发达国家做比较；就单纯认为水价应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首先是供水的水质差得太远，其次是根据国内大多数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些支付能力差的居民很可能选择接受水质较差的生活用水。即使政府出于社会公平考虑，而向所有居民提供高质量用水并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补贴；这就涉及到一个转移支付的公共财政问题，而不仅仅是供水价格问题。最后在考虑水务公司供水成本时，千万不要忘了中国现在低廉的人力和原材料成本。同样的经济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污水处理费用的分析以及对污水处理企业监管措施的制定上。与此相对应，政府应尽快建立起污水排放许可证制度，就具体流域内的环境接纳容量做出评估，确定污水排放许可证发放的数量和范围，为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水务市场中的定价问题还有一块重要部分是水务资产定价问题，即：现存庞大的供排水基础设施的定价问题。基于以往的教训，国有资产在改制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流失问题。因此，现存国有水务资产在交易过程中一定要确保交易完全透明、信息充分公开；无论是出售还是合资，都必须在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内经过严格的交易程序后方能实施，特别是确保资产评估程序中的独立、客观、公正。资本很大部分是具有投机性的，当前有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涌入中国水务行业，除了看到水务行业稳定的回报率，现存国有水务资产的产权不清也给私有资本带来足够的利润想象空间。有报道称国外水务巨头在中国的投资其年综合回报率可达23%。如果真是如此，当前的水务行业就是一个具有稳定回报的暴利行业，很难想象民众能够接受一个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垄断企业长期具有如此高的利润的现实。水务作为传统行业，无论是给水还是排水，其处理技术都是成熟的；作为基础产业其利润回报应该是处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外资水务巨头能够在中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凭借的就是其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的垄断优势。因此，中国水务行业除了要对外资开放，更要对内资开放，扶植民营水务企业做强做大，彻底打破外资水务巨头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就资金而言，国内有大量的资本寻求出路；就技术而言，成熟的技术就意味着不存在很大的技术壁垒，一些关键技术也完全可以通过引进得以解决；就人才而言，中国有大量的人才储备等待一个迅速成长的水务市场唤起他们的研发热情。中国有庞大的水务资产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水务企业，关键在于缺乏水务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成长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就在于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并且促使国有资本退出竞争领域，从而明晰了产权，提高了竞争效率，获得自身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同样国内民营水务企业要想做强做大，就要立足于自身比较优势——国内潜在的庞大水务市场，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通过资本运作迅速抢占市场，获得与国外水务巨头的竞争优势从而展开有效竞争。政府也要着力于水务市场中合理行业竞争结构的产生，在政策上引导国内两到三家大型水务集团的建立，通过股份制改造、产权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明晰产权，并以此集中资金、技术、人才资源，获得规模效应。通过这种途径一个合理行业竞争结构才有可能产生，一个完善的、有效竞争的水务市场才能真正形成。而一个完整的、正常运行的水务市场才会给所有消费者带来他们所真正需要的水商品。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外水务巨头就已进入中国；即使如此，生活供水作为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仍一直是在谨慎行事。作为仅存的国家完全垄断的行业之一，政策的解禁无疑给中国水务行业带来“勃勃生机”，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有计划地参与并且布局中国水务行业，理论界和产业界也在积极谋划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水务市场；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对放开本地的水务管制就目前而言总体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是因为生活用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生活用水应该归类于商品，而不是公共品范畴。公共品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国防，它是无法定价的，你根本不可能去买“一斤”国防，或者富人用更多的钱去享受更多的国防。公共品的供给需求关系更多是取决于公众的政治选择。而任何来自大自然的水资源只要经过运输、处理、配送等任何处理过程，如果想使用它都是可以收费的。因此，生活用水首先具有商品属性，其次才是公共品属性——政府有责任向每个公民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用水。与此同时，供水行业也存在自然垄断性，每个制水商都铺设一套管网向各用户供水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无论从经济效率还是从地下空间考虑共用一套管网都是必然选择。这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关的监管难题，即：如何在共用一套管网的前提下向用户提供公正而富有竞争性的水商品。
市场经济的理想在于实现在自由竞争环境下的公平交易；无数买家和无数卖家在市场中公开交易，谁也不能在实质上操纵价格，则最终的形成的价格才可能是公平的，以此促使整个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化。但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垄断竞争、寡头竞争甚至是完全垄断。实证证明在有效监管下的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也是有效率的，这应该更符合自然垄断行业的理想行业结构。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绝大部分供排水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仍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分散而且模糊的产权以及无效率的政府专营决定了中国要想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完善的、有效竞争的水务市场并非易事。而一个完整的、正常运行的水务市场则是中国现存脆弱的水务产业得以生存和壮大的必要条件。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水务市场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安排才是当前水务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基于金融法规的限制，各级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融资的权利。苦于缺乏巨额资金用于老网改造、新网、水厂建设以及污水处理以适应城市的迅猛发展，各地政府开始纷纷把目光投注于民营资本和外资身上。为了满足资本的利益驱动，水价上涨便成为政府吸引资金的隐形承诺。一下子水价成为撬动水务体制改革的利器，却忽略了形成公平水价的制度安排。这无疑会构成对千千万万普通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同时政府形象和信用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水价监管将是未来政府对私营水务公司的监管重点。
水作为稀缺资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其水价的构成应该考虑环境成本的影响。水价的合理构成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环境成本+运输、处理、配送成本+合理利润，如果污水处理费是由供水商代收的，那还应包括污水运输、处理、排放成本加相应合理利润。环境成本应该是由政府以法令的形式强制征收归政府所有而水务公司无权占有，并且应专款专用于本区域水环境的治理；其具体定价是水价构成中最难的，最好的方式是应该根据整个流域水资源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可接纳的排放标准向领域内的各地政府施行拍卖，这不仅需要精通经济的水利专家们精确计算整个流域可分配的水资源，更需要整个社会及政府在对待水资源使用态度的根本转变。运输、处理、配送成本和合理利润归供水商所有，但也是现在最值得商榷的定价部分。企业好比“黑盒子”，谁也不知道企业内部成本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因此，公众需要的是竞争中产生的成本，而不是现在一些政府与供水商签订的协议成本。水务公司作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垄断经营的公司应该在当地接受比上市公司更严厉的公众监管。首先要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财务信息；其次在政府内部应当设立专职的监管机构——水务管理委员会，专职于与各水务公司谈判、代表居民与水务公司签订水务合同以及日常监管。组成人员应包括政府水利官员、专家学者、居民代表，其中居民代表人数应达到过半，以更好代表居民（消费者）与水务公司达成普遍接受的供水合同。从法律角度来看，现在一些政府与水务公司签订的长达二十、五十年的供水合同其未来的法律地位都是不确定的，因为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政府是没有很好的代表性的，事实上它是在没有经所有消费者授权情况下而自行与一个垄断供应商议定了所有合同内容。另外在这里还存在一个认识上误区，即：拿国内现在的水价与发达国家做比较；就单纯认为水价应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首先是供水的水质差得太远，其次是根据国内大多数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些支付能力差的居民很可能选择接受水质较差的生活用水。即使政府出于社会公平考虑，而向所有居民提供高质量用水并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补贴；这就涉及到一个转移支付的公共财政问题，而不仅仅是供水价格问题。最后在考虑水务公司供水成本时，千万不要忘了中国现在低廉的人力和原材料成本。同样的经济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污水处理费用的分析以及对污水处理企业监管措施的制定上。与此相对应，政府应尽快建立起污水排放许可证制度，就具体流域内的环境接纳容量做出评估，确定污水排放许可证发放的数量和范围，为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水务市场中的定价问题还有一块重要部分是水务资产定价问题，即：现存庞大的供排水基础设施的定价问题。基于以往的教训，国有资产在改制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流失问题。因此，现存国有水务资产在交易过程中一定要确保交易完全透明、信息充分公开；无论是出售还是合资，都必须在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内经过严格的交易程序后方能实施，特别是确保资产评估程序中的独立、客观、公正。资本很大部分是具有投机性的，当前有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涌入中国水务行业，除了看到水务行业稳定的回报率，现存国有水务资产的产权不清也给私有资本带来足够的利润想象空间。有报道称国外水务巨头在中国的投资其年综合回报率可达23%。如果真是如此，当前的水务行业就是一个具有稳定回报的暴利行业，很难想象民众能够接受一个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垄断企业长期具有如此高的利润的现实。水务作为传统行业，无论是给水还是排水，其处理技术都是成熟的；作为基础产业其利润回报应该是处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外资水务巨头能够在中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凭借的就是其在资金、技术、人才上的垄断优势。因此，中国水务行业除了要对外资开放，更要对内资开放，扶植民营水务企业做强做大，彻底打破外资水务巨头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就资金而言，国内有大量的资本寻求出路；就技术而言，成熟的技术就意味着不存在很大的技术壁垒，一些关键技术也完全可以通过引进得以解决；就人才而言，中国有大量的人才储备等待一个迅速成长的水务市场唤起他们的研发热情。中国有庞大的水务资产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水务企业，关键在于缺乏水务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成长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就在于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并且促使国有资本退出竞争领域，从而明晰了产权，提高了竞争效率，获得自身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同样国内民营水务企业要想做强做大，就要立足于自身比较优势——国内潜在的庞大水务市场，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通过资本运作迅速抢占市场，获得与国外水务巨头的竞争优势从而展开有效竞争。政府也要着力于水务市场中合理行业竞争结构的产生，在政策上引导国内两到三家大型水务集团的建立，通过股份制改造、产权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明晰产权，并以此集中资金、技术、人才资源，获得规模效应。通过这种途径一个合理行业竞争结构才有可能产生，一个完善的、有效竞争的水务市场才能真正形成。而一个完整的、正常运行的水务市场才会给所有消费者带来他们所真正需要的水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