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新论(九):
三级共有、劳资合营的优越性
前 文 目 录
《新论(一):商品价值三源泉论》
政治经济学新论前言
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二、商品价值的三大源泉
三、 天然潜在价值
四、 人类集体智慧
《新论(二):资本对于三大来源价值的霸权》
一、资本作为劳动
二、三大来源价值的不可分离性和不可量化性
三、劳动作为资本
四、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为何不是平等合作
五、劳动的不可分离性
六、 “自由”旗帜下的不自由交易
《新论(三):不合理资本的由来》
一、 原始资本和再生资本:合理资本和不合理资本
二、一次性简单商品生产
三、 多企业、多过程商品生产
四、 技术性商品生产
五、 不合理利润与资本的恶性循环
《新论(四):不合理资本无节制扩胀的严重恶果》
一、 贫富两极加速分化的源头
二、 世界大资本的初始由来
三、 当代世界被重新殖民化
四、 贫富悬殊的双重放大复制
五、 世界乱象的总根子
六、 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根本矛盾
《新论(五):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论:理论上的合理性》
一、全人类共同体所有权
二、企业劳动者共同体所有权
三、 地域共同体所有权
四、 摈弃原子论式的“公”“私“观
《新论(六):人类共同体所有权的可操作性》
一、已有的共同体意识和实践
二、勇敢自主、忍辱负重,抵制狭隘民族主义
《新论(七):劳资合营的企业制度》
一、 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先行模式及其局限性
二、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下的劳资合营
三、劳资合营制下的来源不合理资本
四、联合所有制下的银行和企业保险
《新论(八):联合所有制下的市场与政府》
一、不同市场,不同对待
二、民族国家政府与人类共同体
三、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企业民主与社会民主
本 文 目 录
《新论(九):三级共有、劳资合营的优越性》
一、有利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既有理想的彻底性,又有现实的可行性
后文预告
《新论(十):后语:政治经济学和特制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新论前言
(见作者05年10月17日刊出的《政治经济学新论(一):商品价值三源泉论》。)
一、 有利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1。 在大社会共同体支持下的劳资合营、民主管理的企业有利于发扬全体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在资本主义力图全球化的今天,虽然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金融股市热闹非凡,但在资本统治劳动的体制下,高科技所带来的信息快速流通等种种方便,主要是给占世界人口极少数的富人带来了私人财富的不断翻倍增长,而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却非常有限(Petras etc. 2001, P. 49-50)。相比之下,广大劳动者成为企业和社会的主人以后所具有的尊严、责任感和热情,才是企业和社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持续增长的根本前提和保证。人的解放才是生产力获得解放的核心内容和核心条件。
2·三级共管、劳资平等既有利于企业收益和社会财富的更公平的分配、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又无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只是以劳资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代替了私人资本之间的竞争)。而且,由于分配的更加公平,这种竞争也更公平、更有效。
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新制度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不是单单从抽象的、纯粹道德哲学的概念出发的,而是扎根于对于价值源泉客观事实的认识基础之上的,符合科学理性的精神(道德哲学与科学理性本应是一致的),因此具有更大的说服力,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3。 大社会共同体对企业的必要监督管理和企业内部的民主监督相结合,有利于克服企业本位主义、消除违法乱纪、损人利己的腐败现象,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增进企业对社会的贡献。
尤其是对于现有的国有制企业而言,如果实行劳资合营,全体员工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就可以有助于遏制官商勾结、借公营私、压榨劳工、陷害消费者等各种腐败现象,防止国有企业的实质私有化。国有企业同时又接受社会各级共同体的宏观管理、监督和支持。这样,下有广大基层劳动者的广泛民主基础,上有逐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全球性的管理机构的有力保护和支持(关于“民主”,以后将另撰专文讨论),原有的公有制经济才能真正站稳脚跟,顶住国内外私有资本的包围、排挤、腐蚀而立于不败之地,并逐步壮大起来,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强大主干。
4。由于社会财富和权力(包括投资即资源配置的权力)在共同体和公民个人之间、各级共同体之间、以及各类劳动者之间得到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资本的投入(即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消费,在市场对于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配合下,将比较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相对平衡,不会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那样,因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造成资本的盲目投入、而多数消费者购买力相对低下、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必然地导致周期性生产“过剩”、然后经济被迫收缩的萧条危机和社会动荡。因此,在三级所有制下,经济和社会将能长期安定地持续发展。
5。如前面第1点所述,新制度将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因此至少不会削弱社会资本的总体积累,而由于三级联合所有制使资本配置更加合理,所以在总体上更有利于经济本身与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化教育、全民福利等)的全面同步发展。
6。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有利于促进他们身心的平衡、健康与全面发展。
关于这一点,需要多说几句。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劳动不仅是求得温饱富足、获取物质福利的手段,而且还应是求得自我实现、获取精神满足的途径。人类在温饱尚未得到初步保障的情况下,物质需求可能显得较为迫切。但即使在物质比较贫乏时,也不是就不存在起码的精神需求。在某种情况下,精神需求可能更强烈,这是因为精神的某种满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物质的不足。当然,精神永远不能完全替代物质的起码需求。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精神的需求肯定会越发显得重要。一个物质丰富、精神贫乏的社会决不会是真正文明的社会、持久文明的社会。
在劳资合营的企业里,劳动者不仅是以劳动换取物质需要,而且还可以以主人翁的身份、姿态和心态自觉培养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人际活动才能、监督管理才能、各种技术才能。与被动地出卖劳力、接受管理相比,主人翁的尊严,个人潜力的额外发挥、对企业和社会的额外贡献,肯定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这可以弥补劳动的分工造成的人的异化。员工的身心平衡、健康与全面发展,不但对他们自己,而且对企业、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在这一点上,三级所有、劳资合营就优越于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社会民主”经济方案。所谓“社会民主”就是由政府征收较高额的税收、然后为社会提供较广泛的福利,来实现较大程度上的社会分配平等(Bardhan and Roemer 1993, PP. 219-235),但没有实现劳动者在企业里的经济、政治平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于资本的依附地位,所以只能在大资本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见《新论(四):不合理资本无节制扩胀的严重恶果》)。
(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社会民主”经济政策,虽讲求社会公正,但仍未超脱资本主义的范畴。但由于其影响甚广,所以放在本文中加以比较。)
7。企业民主不但为社会民主政治的建立打下扎实的草根基础,民主管理的企业又是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实践能力的最好的学校。
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建立在人们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基础上的,追求的是在不同个人或集团相互对立的利益中间进行机械的选择或掺和,结果往往是让外在的量,如拥有的金钱之多,压倒内在的质,如道义,使弱肉强食的丛林行径合法化。三级共同体、各类劳动者联合所有制下的企业员工则必须以利害相关、命运与共的伙伴感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设身处地的心态去理解和对待利益相左的各方,倡导各人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共同体利益的统筹平衡、协调一致。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中庸精神。在面对面相处的企业中是如此,在共同体的大社会也应是如此。这才是真正健全有效的社会民主应该具有的灵魂。而劳资合营、民主管理的企业才是培育这种灵魂的理想学校。相比之下,没有企业的劳资合营为基础的“社会民主”,无论是经济的民主、还是政治的民主,都是不牢靠的(请期待参见笔者将于不久以后在本网站“政治政务”栏内发表的《试论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暂名)系列论文)。
8。三级共同体联合所有制,为提倡通过共同开发、和平解决邻国之间在领土、领海接壤之处的天然资源开发权纠纷,为抵制大小霸权主义、和平民主平等地解决其它国际纠纷,以及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介入调停纠纷、以促成世界各国的长期共同和平发展,提供了充分有力的道义理据,名正而言顺。
综合上述各点,总而言之,三级共有、劳资合营的制度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和人(人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世界各国的长期共同和平发展。(笔者将于《试论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暂名)系列论文中,详细阐发与当今流行西方的个体本位相对的关系本位社会观,为上述设想和理论提供社会哲学基础。)
二、既有理想的彻底性,又有现实的可行性
三级共有、劳资合营的设想,与其他非传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相比,既具有较理想的彻底性,又具有较现实的可行性。那是因为:
1。该设想不必强求整个体系一气呵成,一下子全部实行。可以从较易实行的环节开始试行。如劳资合营的企业管理,已有上文提到的、虽不完全相同、但却相当近似的实践先例可资借鉴,与实现全人类共同体对人类共同财富的所有权相比,则比较容易做到。既有的工人参加管理的实践之所以不能推广或不能持久,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大社会共同体与各类劳动者相联合这样一个必要后盾的强力支持。但是我们不必等到全人类共同体所有权的实现,再来推行劳资合营的企业制度。在具有多年的公有制强大传统的地方,如中国,虽然无论是集体所有、或全民所有,都还没有包含全人类的大公,而只是小公,但其规模已足以成为支撑新企业制度的后盾。所以,在具有这种传统的国家里,可以先从企业制度这个环节入手,打开缺口,推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改革。
2。即使在企业制度这个环节上,改革也不必一下子全面铺开。可以先在较有条件的企业、行业、或地区试行。那些私人资本较弱或较分散,或者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危机较尖锐、严重,或者民主意识已有明显觉醒的企业、行业、地区,应该最有条件率先试行。待积累了一些经验,再逐步推广。但始终不必强求“满地开花一片红”,而要允许传统雇佣劳动制度的长期存在,让不同的企业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竞争,或互相补充。
关于非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学术界提出了不少模式。其中有些模式虽然在某些方面比较彻底,如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建议将国家所有公司的全部股票平等地分给每一个公民(段忠桥2001, PP. 341-343),但此种模式难于分阶段渐进推行,而必须整个国家一下子全部到位,因此现实的可行性就不大;而有些模式虽较易推行,但缺乏远程理想目标的彻底性、明确性,因此其长远意义就比较有限,而短期改良也不能持久或推广,如上文提到的没有社会共同体联合所有制作后盾的企业工人参加管理,或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没有企业民主的“社会民主”经济制度。而本文提出的设想则具有理想性和现实性两者兼具的优点。
当然,任何比较宏大的蓝图,从纸面到地面,它的实现过程必然包含着众多复杂的细节(见之于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但只要关键部位的设计是合理的,可行的,那么细节就可以在实现的过程中逐步地加以充实,或者甚至需要改变部分关键的设计也无妨。
后文预告:
《政治经济学新论(十):后语:政治经济学和“特制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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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书 目
段忠桥(编写),2001, 《当代国外社会思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ardhan, Pranab K. and John E. Roemer, eds., 1993,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etras, James, etc., 2001, Globalization unmasked: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Fernwood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