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流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概念

虽然人力资本概念兴起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但人力资本的思想却早已有之。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 ,并认为可以通过基础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威廉·配第（Petty, Sir William,1960）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并指出“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许多工作”。第一个明确将人力看作资本的则是亚当·斯密（Smith, Adam,1980），他在《国富论》中区分了四种固定资本，其中第四种就是由“一个社会全体居民或成员所具有的有用的能力”所构成。其后，萨伊(Say, Jean Baptiste)指出，由于人的技艺和能力的形成需要花费成本，并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可以把其视为资本。穆勒(Mill, J.S.)、罗雪尔(Roscher, William)、塞德威克(Sidgwick, Henry)、W·白哥豪特（Bagehot, Walter）等人也持相同的观点。西尼尔(Senior, N. W.)则明确指出，“人的健康、体能和知识，以及其他天生和后天获得的体能与智能在我们看来也是财富。” 瓦尔拉斯(Wallace, Leon)也认为，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如律师、医生和艺术家等，他们是实际的资本，可称之为个人资本。马歇尔(Marshall, Alfred)则强调，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认为“知识是我们生产的最有力的发动机”。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List, Friedrich)在考察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把资本分为两类：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这里所指的精神资本就与人力资本概念相似。（李建民，1999）   

尽管早期的人力资本思想对人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还是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本身是资本并未做出区分，但他们强调人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增加财富成为他们的共同特点。这一点也被人力资本概念的此后发展所继承。

19世纪末20 世纪初，I·费歇尔（Fisher,Iving,1906）对资本的概念进行了拓展，他认为，任何可以带来收入流的财产都是资本，从而为人力资本概念在理论上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西奥多·舒尔茨(Schultz, Theodore W.)明确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即人力资本是指凝结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费用转化而来，表现为劳动者技能和技巧的资本。换言之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莱斯特·瑟罗（Thurow, Lester，1970）则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人的生产技术、才能和知识。与瑟罗从个体角度的定义不同，M.M.麦塔（Mehta ，M.M.，1976）从人口全体的角度给出了定义，“人力资本可以广泛地定义为：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   

无论是从个体还是从总体角度的定义，知识、技能等生产能力的强调已经成为目前人力资本概念的两个突出特点。（李建民，1999）考虑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同时又有不少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人力资本只有通过专业化才能够有效增加。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卢卡斯(Lucst, R. Jr.)在其内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而且还可以使其它投入要素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沈坤荣，1997）但是，专业化事实上意味着生产者必须更多地参与市场交易，而利用市场是有成本的，因此，交易成本决定了分工的演进水平。除非发展出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的机制，人力资本将无法通过专业化得到增进，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无法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主流理论所谓的“人力资本”仅仅是一种带来收入流的可能存量，要转化为现实的收入流，促进经济增长，其自身还应当具有便利交易的内涵，“资本”一词才能实至名归。

二、不完全契约、共同信念与职业道德

人们已经认识到，较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有着极为特殊的产权特性。比如，人力资本与所有者肉体的天然合一，其效能的发挥有赖于能动主体的主观努力。因此，人力资本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私人信息而存在，外人甄别起来往往极为困难，在人力资本日渐专业化的现在更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以交易这一时点的眼光来看，人力资本的收益只是一种有待实现的预期收益，而未来是不可预期的。所以，在人力资本的交易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合约处于极端不完全的状态。一句话，人力资本的交易成本极高。果真如此的话，不仅人力资本通过专业化进行有效地积累是不可能的，而且现有的知识和技能也无法通过交易而被有效利用。

矛盾总是同解决矛盾的手段一同出现。人类知识、技术存量不断增进并已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事实，说明降低交易成本的机制已经被发现。但是，一些学者所提出的诸如文凭之类的信号显示机制显然并没有完全地解释这一机制。因为文凭仅仅在一定情况下测定了个体的技术存量，但其技术潜能能否发挥，则不得而知，而正是后者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力资本对产出的贡献。而这正是委托-代理问题倍受人们关注的原因。更何况，系统的文凭颁发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显然，对不完全契约来讲，隐含的保证是不可少的。这种隐含的保证常常来自以概率预期的对方的行为。所以青木昌彦(Masahiko Akio, 2001)指出，对于合约的达成来讲，交易双方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是重要的。因为信念是交易主体交易经验的浓缩，是对交易对方行为方式的预期。正是共有信念的存在，才使人们可以容忍合约的不完全性，因为共有信念事实上隐含地提供了一个正常的人必然会如此行动的“保障”。当参与人的信念与其行动规则形成一致时，纳什均衡就会达成，只要参与人对别人的行动规则的信念是可维持的，偏离自己的行动规则就将是不合算的。

对人力资本的产权交易来讲，职业道德构成了参与各方的共有信念。因为，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实践中形成的为社会所认可的行为规范。比如，医生应当救死扶伤，教师应当为人师表，只有坚信这种一点，我们才敢将生病的亲人交给医生全权处置，才敢将孩子托付给教师，否则，我们谁也不愿承担这种风险。简言之，是职业道德使本来有着极高风险的交易获得了隐含的保证，使交易最终顺利达成。所以赫希指出，信任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需的美德。

根据前面的论述，正是基于知识、技能能够带来收入流的原因，经济学者才将其成为“资本”，而没有职业道德这座桥梁，不仅所谓人力资本这一存量无法转化为所期待的流量，甚至其本身的不断积累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阿罗（Arrow Keynes）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的现象可以从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所以，笔者认为，职业道德应该构成人力资本概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目前主流人力资本理论对这一点的忽略是令人遗憾的。

三、职业道德引入人力资本内涵的意义

制度完善一直是新古典主义的隐含假定，在不考虑制度的情况下，整个经济系统无疑可以被简练地处理为一个生产函数，这样，产出的增加就仅仅取决于投入要素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升和作为技术代表的对应法则的改进。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西奥多·舒尔茨、加里·S.贝克尔(Becker, Gary S.)等将要素质量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归结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一观念越来越受到现实的挑战。最近，在人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最完善的美国，作为社会公信力代表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与世界级大公司CEO勾结，出具内容不实的财富报告接连被曝光，直接导致了美国股市的萎缩，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从个人来讲巨大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并不必然带来未来社会产出的增加。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共有信念受损对交易，从而对社会未来收入增加的巨大负面影响。因此，单纯的技术和知识并不就是资本。

不仅如此，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的转轨中，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信用机制的重建构成其重要内容。在这样的经济中，常常是人们之间极低的信任度使交易难于达成，职业道德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职业道德引入人力资本的内涵，无疑会使人力资本概念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时更为全面和有力。

参考文献：

[1]威廉·配弟.政治算术[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3]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4] Fisher, Iving, 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 [M],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and London, 1906.

[5]Thurow, Lester C.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M],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C, Belmont, California, 1970.

[6] Mehta, M. M., Human Resource Developing Plann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sia and the Far East [M],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India Limited, Delhi and Bombay.

[7]沈坤荣.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持续增长[J].生产力研究.1997，（2）.

    [8]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