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早已成为研究农村问题专家学者和中央高层领导极为关注和亟需解决的一道难题。自中央在十六大上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后，有关专家学者明确指出：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要看“三农”问题是否得到真正解决。“农村真穷，农民真辛苦，农业真危险”是我们“三农”问题现状的真实写照。为了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必须摒弃战术性的思维转向战略性的思维，从本质上透入到“三农”问题的核心里面去。从以往国家制定扶持农业的政策来看，笔者认为是战术性的政策而非战略性的，自建国以来，中央一共颁布了六个“一号”文件来支持农业的发展，效果不佳，“三农”问题的根本性症结依然没有解开。尽管有些政策在农业的发展史上出现过发展高潮，但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历史不会忘记安徽小岗生产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范围内推广所带来的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跳跃，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把农民、农业、农村三者之间的潜能极大地挖掘了出来，在以往这种无法激励人性的制度的压抑下的能量象火山爆发似的冲天而起，农民干劲十足，农业大丰收，农村开始出现繁荣景象的苗头。在此之前，所有的农民都是在村干部的统一领导下集体下地干活，庄稼的收成好坏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无关，同样个人的收益多寡完全由生产大队来决定。这种没有任何激励的制度安排的劣质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磨洋工”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效率极其低下，人心散涣，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使得可以在其它领域做出更大贡献的人只好呆在这个刚性很强的制度安排下（在那个时代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人去发展其它行业，只能老老实实地在田里呆着，如果违反了这样的规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后来有些松动）做着与自己能力或兴趣无关的农活，更加槽糕的是这种制度安排无法推进农业的技术创新或技术进步，甚至是在起着拖延农业发展的反作用。如此一来，国家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平台去让人民搞活商业或提供非农途径让老百姓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均贫富”在当时是一个再普遍不过的事实了。简单地回顾我国农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片段，根据国际农业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前景应该是在高度计划统一、逐渐放开、市场化、完全农庄规模经济的方向演进。
“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需要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减少农民，增加城镇居民，使其成为有自己正当职业和收入并享有一定社会保障的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而非只有一纸贴有城市居民标签的证明，推行城镇一体化，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障碍，为进城人员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增加他们的社会财富，创造一个和谐、安乐、活力的社会。从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农业的成功经验来看，实行工业化、产业集约化、城市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核心战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鼓励农民进城寻找非农就业机会，为其创造条件使他们成为城市居民，把农民的数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政府又支持他们自主创业，而自主创业的资金缺口可以通过土地产权证到商业银行抵押得到交易成本很低的一笔资金来实现自己的创业计划或者把土地卖给有意在农业上大规模发展的农庄主。由于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就使得有一技之长的人们可以出卖自己的土地产权，寻找其它的更好的个人发展，这样的一种土地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对农庄的规模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激励措施一方面激发了农民自主创业的热情，另一方面又减轻了政府提供的工作岗位不足的压力。自主创业与政府创造就业并举的制度保证了农民转变成城市居民的实质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农民自主创业失败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他们可以从商业银行领回土地产权证，农民自主创业失败或没有合适工作岗位所产生的额外成本由政府补贴给商业银行，然后让他们放心去种地保证必要的生存条件，很好地解决了部分农民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后顾之忧。欧美发达国家的农民在政府制定有效的私人产权和政府补贴的双重的刺激下纷纷洗脚上岸向城市迈进。因此，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很快，城市化程度一般在平均在70%-80%之间。实际上，由于我们国家土地产权仍然是集体或国有的制约不利于形成大规模农庄式的农业发展模式，对高程度的城市化的推进存在制度性的障碍。事实也表明了我国低程度的城市化成为农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的一道很高的门槛，因为低程度的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带的辐射能力弱，无法吸收周围的城乡俱乐部加盟到城市核心圈来，则对城市圈的进一步扩张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低程度的城市化也很难满足人力资本大规模的合理流动，那么就有一部分农民由于人力资本流动信息的滞后和不对称而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引发“摩擦性失业”从而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一方面每年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在城市里找一份工作，另一方面有很多的农村青壮劳动力也在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低程度的城市化显然不能迎合他们各自的需要和心理预期。政府面临扩招后大学生巨大的就业压力的高峰时期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提高城市化的程度和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今后政府必修的功课。
“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且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三农”问题的改革需要配套服务，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户籍制度、农民的社会保障、农民的公共福利、提供公平公正的法律援助以及塑造“小政府、大社会”的和谐人文环境等都需要政府和公民一起努力。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我们任重而道远。
历史不会忘记安徽小岗生产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范围内推广所带来的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跳跃，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把农民、农业、农村三者之间的潜能极大地挖掘了出来，在以往这种无法激励人性的制度的压抑下的能量象火山爆发似的冲天而起，农民干劲十足，农业大丰收，农村开始出现繁荣景象的苗头。在此之前，所有的农民都是在村干部的统一领导下集体下地干活，庄稼的收成好坏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无关，同样个人的收益多寡完全由生产大队来决定。这种没有任何激励的制度安排的劣质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磨洋工”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效率极其低下，人心散涣，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使得可以在其它领域做出更大贡献的人只好呆在这个刚性很强的制度安排下（在那个时代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人去发展其它行业，只能老老实实地在田里呆着，如果违反了这样的规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后来有些松动）做着与自己能力或兴趣无关的农活，更加槽糕的是这种制度安排无法推进农业的技术创新或技术进步，甚至是在起着拖延农业发展的反作用。如此一来，国家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平台去让人民搞活商业或提供非农途径让老百姓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均贫富”在当时是一个再普遍不过的事实了。简单地回顾我国农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片段，根据国际农业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前景应该是在高度计划统一、逐渐放开、市场化、完全农庄规模经济的方向演进。
“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需要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减少农民，增加城镇居民，使其成为有自己正当职业和收入并享有一定社会保障的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而非只有一纸贴有城市居民标签的证明，推行城镇一体化，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障碍，为进城人员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增加他们的社会财富，创造一个和谐、安乐、活力的社会。从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农业的成功经验来看，实行工业化、产业集约化、城市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核心战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鼓励农民进城寻找非农就业机会，为其创造条件使他们成为城市居民，把农民的数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政府又支持他们自主创业，而自主创业的资金缺口可以通过土地产权证到商业银行抵押得到交易成本很低的一笔资金来实现自己的创业计划或者把土地卖给有意在农业上大规模发展的农庄主。由于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就使得有一技之长的人们可以出卖自己的土地产权，寻找其它的更好的个人发展，这样的一种土地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对农庄的规模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激励措施一方面激发了农民自主创业的热情，另一方面又减轻了政府提供的工作岗位不足的压力。自主创业与政府创造就业并举的制度保证了农民转变成城市居民的实质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农民自主创业失败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他们可以从商业银行领回土地产权证，农民自主创业失败或没有合适工作岗位所产生的额外成本由政府补贴给商业银行，然后让他们放心去种地保证必要的生存条件，很好地解决了部分农民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后顾之忧。欧美发达国家的农民在政府制定有效的私人产权和政府补贴的双重的刺激下纷纷洗脚上岸向城市迈进。因此，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很快，城市化程度一般在平均在70%-80%之间。实际上，由于我们国家土地产权仍然是集体或国有的制约不利于形成大规模农庄式的农业发展模式，对高程度的城市化的推进存在制度性的障碍。事实也表明了我国低程度的城市化成为农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的一道很高的门槛，因为低程度的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带的辐射能力弱，无法吸收周围的城乡俱乐部加盟到城市核心圈来，则对城市圈的进一步扩张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低程度的城市化也很难满足人力资本大规模的合理流动，那么就有一部分农民由于人力资本流动信息的滞后和不对称而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引发“摩擦性失业”从而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一方面每年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在城市里找一份工作，另一方面有很多的农村青壮劳动力也在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低程度的城市化显然不能迎合他们各自的需要和心理预期。政府面临扩招后大学生巨大的就业压力的高峰时期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提高城市化的程度和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今后政府必修的功课。
“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且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三农”问题的改革需要配套服务，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户籍制度、农民的社会保障、农民的公共福利、提供公平公正的法律援助以及塑造“小政府、大社会”的和谐人文环境等都需要政府和公民一起努力。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我们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