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张丛义 

　　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汪丁丁曾做过如下引证和表述： “经济学，如周其仁正确地指出过的，有两种似乎出自同一学派但实质不同的方法：（1）佛里德曼的被西蒙戏称为‘轮椅里的经济学’方法论，即他著名的‘只要预测准确，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在这一立场上，杰文思的太阳黑子经济周期理论，如果预测准确的话，也应当叫做‘经济学’；（2）科斯的被我称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即悬置一切既有理论，以真实现象为出发点重新构建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哪怕这重新构建的理论与既有的理论相重合从而显得‘多此一举’。在这一立场看来，每一次对需求的分析都只能从直面特定的需求行为出发，决不承认任何先验的需求规律。” 
　　关于这段话里的第一种“方法论”，我觉得似乎论题前后不一致。“在这一立场上，杰文思的太阳黑子经济周期理论，如果预测准确的话，也应当叫做‘经济学’”，我以为已经是在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我说这和“经济学的方法论”已经不是一个论题。 
　　回到本文引述这段话的原意上来。研究者给定一个前提是无可非议的，只要他前后一致，自圆其说。在各种学科的研究中，这是大量存在的事实，也是研究的重要方法。我们不能强求他的那个前提一定真实。然而同时，他的那个结论也就未必正确。 
　　再说第二种，即科斯的被汪丁丁称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是指：悬置一切既有理论，以现实存在的真实为出发点（当然这个“真实”就很难确定，或者说是谁眼中的真实？但这并不影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重新求证出能够解释现存现象的新的理论。 
　　我引述汪的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以为，目前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我赞成多使用第二种“方法论”，不用或少用第一种“方法论”。倚重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者，其隐含的前提是“我们这里也和他们（西方）那里一样”，所以可以直接照用这些理论。然而，事实上是大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虽然这些理论对我们的经济改革有指导作用，但在对“国企改革”上我们却不能直接套用。我们国有资产的形成，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前途的重要作用，等等，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只能从这些现实出发，用‘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来研究我们的国企改革。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确实到了最重要的关口－－ 
　　我国目前大约十万亿的国有资产，既面对着贪婪者的重重包围――寻租腐败令人吃惊的贪得无厌，规则混乱引发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也寄托着无助者的殷殷期盼――国企职工的欠帐补偿，社会保障的急待完善…… 。还有社会结构变动引起的躁动不安，就业问题的日益严峻，靠政策托起的低迷股市，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国有资产这块“最后的蛋糕”、“免费的午餐”，都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与得失之上，这就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国有企业下一步怎么改？改革的脚步到底迈向哪里？不管是如“新左派”说的“这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特色，还要不要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像新制度学派说的“管理别人的财产总不会像管理自己财产那样精心，变革国有制才能提高效率”，这一切都说明：国企改革已不仅关系到“效率”，也关系到“公平”和“公正”；不仅关系到长远发展，而且关系到当前稳定。因此可以说，国企改革是我国社会当前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 
      作为研究者，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和怎样做呢？个人以为：除了要以“匹夫有责”的态度关注国企改革，同时也有必要在研究的“方法论”上再多下一番功夫，多用一些“直面现象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然这绝不是说，既有的理论完全不要用了，中国改革25年以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基本的、共同的认识，还是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再回到汪丁丁的话上来：“理论或理论模型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澄清思想，而不是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目的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怎样的过程可以澄清我们的思想？我认为每一次思想的澄清都只能从所思考的现象逐渐理解其形成机制最后达成概念性的解释。如果经济学家习惯了直接从先验概念出发来建构现象，就难免"六经注我"，把成熟市场社会里的经济模式看作我们自己社会里的经济模式，把完全竞争看作当然成立，从而把利润最大化当成分析企业经济行为的当然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