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像一个地产开发商，而不像搞产业基金的。” 胡旭成点起一支雪茄，笑着说。胡的身份比较复杂，他首先是两家中国地产公司的董事长，然后是ING北京投资公司（香港上市基金HK1062）的总经理，还是ING霸凌（Baring）投资中国公司的总经理。胡必须像许多北京地产商那样为两个地产项目的营销忙个不停，其次他也得留意着ING北京投资公司的股票涨跌，然后再考虑霸凌在中国的投资策略。 事实上，胡旭成见证了ING集团（即荷兰国际集团）在中国的整个拓荒历程。这个顶级的国际金融机构以银行、保险及资产管理的混业经营享誉全球。去年的营业利润超过45亿美元。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ING就开始了在中国市场的拓荒，胡旭成是ING集团在中国开拓产业基金的直接参与者，对他来说，这种开拓就像蜘蛛织网一样，由线到网。 拓荒的代价 ING在中国创建产业基金，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可谓一举突破。 1993年下半年，ING成功说服北京市政府，双方共同发起成立了一支产业基金——ING北京投资公司（亦称ING北京基金），注册地在香港，投资范围主要在北京地区。时任北京计委主任的刘晓光（现首创集团总经理）和胡旭成分别就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立的第一支基金。次年5月，ING就成功地促成了ING北京基金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HK1062），募集资金超过5亿港元。“当时觉得真是太成功了，北京市政府很支持，主要是希望能为拉动北京外来投资作贡献。”胡旭成回忆说，甚至当时上市所需费用也是由政府掌管的国有公司出资垫付的。 初战告捷，燃起了ING北京基金的雄心壮志，在投资战略上显得大胆而粗放。起初的投资目标是加工业，投资方式则主要以新注册的众多BVI壳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为主体。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避税，同时也是为了规避单一投资主体引起的法律风险。 但没有想到的是 ING北京基金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就跌了跟头。1995年，该基金的首例投资投给了北京远东仪表厂。ING联合韩国现代集团共同出资4000多万美元获得了35%的股份。当时该厂的主要项目是试图生产一种先进的城市建设管线，结果市场却丝毫不接受这个新生产品。“持续的亏损让我们的投资颗粒无收，又没有办法退出。”胡旭成说。被投资公司既不能上市，也不能产权交易，也不能随意出售股份给外资，合资期限也非常严格。没有很好的“退出”机制使ING基金面临很大窘境。 接下来的投资项目倒是遇上了“撤退良机”，但是这个良机却是被动接受的。1996年，ING北京基金投资了北京市顺义肉联厂，该厂一度占有北京市40%的猪肉供应市场份额，后来一家即将上市的农业公司收购了该厂。由于当时外资不能持有上市公司股份，ING北京基金不得不将股权转让，算是一笔“套现”。 ING北京基金的投资范围逐渐跨出了北京地区。ING北京基金曾经投资了深圳一家最大的木材加工厂——光大木材厂。该公司一度年盈利超出1亿元人民币。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很快被一些私营和家庭作坊式的本土木材厂挑起的恶性价格战打败。木材厂的管理层决定快速扩张，收购了许多同业小公司。“我们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我们是小股东，我们无法介入公司的管理决策。”胡旭成说。结果木材厂几乎被拖垮，ING只能以极低价格将股份出售。 在接连几个项目屡遭挫折后，ING的基金经理们瞄上了当时看起来十分火爆的寻呼业。ING北京基金联合新加坡电讯公司，共同投资亚太寻呼——一个在中国45个城市拥有寻呼执照的公司。不幸的是，这个第一家外资投资的小型中国通信公司，还没有来得及分享成果，寻呼业就已经完全衰退了，投资再告失败。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经济”来临时，ING的基金经理们同样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网络公司和软件公司一度成为投资重点，但最终结局同样是无功而退。 一连串不成功的投资经历使ING吃尽了苦头，胡旭成说许多投资对象都是国有公司，通常很难退出，“套现”很困难。同时投资基金也很难参与公司的管理决策。许多国有公司的管理者经常变动，这种变动由这些公司的政府主管机构决定，而不是董事会或者投资者。诸多的投资失败，导致了接连的亏损，根据ING北京基金（HK1062）的年报显示，该公司自1999年以来年年亏损，2002年净亏损额接近2000万港元。 ING北京基金就此走过了近10年的不成功的投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