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的题目包括土地产权和承包合约、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

1989年至1991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秋季进入UCLA研究生项目,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至2005年,每年春季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全球竞争像“三明治”,中国夹在中间,怎么办?


  8月30日,由新华社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2017中国未来经济论坛在杭州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表了主旨演讲。以下为本次的演讲内容,有删减。

  新经济这个“新”,它不会从天而来,它是创出来的。中文中的“创新”,有行动的意思。中国创新这个口号已经非常响了,但还需要我们实业界、产业界、投资界,真正把创新当一回事!中国的内外部遇到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

  创新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创新使中国经济走到今天。我讲过很多次,中国的经济并不是在封闭当中完成了高速增长,而是在开放当中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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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的逻辑与续写奇迹的关键


 

  本文提要:

  体制由一系列制度构成,运行于由社会强制执行的产权与合约的基础之上。举凡体制确立、运行和改变所耗费的资源,就是体制成本。

  与狭义的“交易成本”或“纯商业费用”相比,体制成本不但可以扩展到对形形色色非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而且可以深化对市场及非市场行为的一般理解。

  与“制度成本”相比,体制成本更强调成体系的制度而非单一的、个别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把重点放到约束着自发自愿行为的社会强制力本身的约束条件。

  狭义的交易成本和单一的制度成本,可以看作是体制成本的局部或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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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


 

  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处境:拼高科技,暂时干不过欧美;论劳动力成本,东南亚国家优势凸显。

  夹在中间,中国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01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以及为什么

  首先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

  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

  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

  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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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研究方法过时了吗?


 

科斯方法论简评
 
科斯有一个迷人的特点:他的研究成果总也造不成“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读者一定知道,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被经济学人刮目相看。后来大行其道的“交易费用”概念,据科斯自己回忆,形成于1932年。其时,科斯还是一个中国人所讲的“小年轻”,在英国一家经济和商业学院里担任“担心备课达不到水平”的助理讲师。五年后,论文发表,师友学长中有人前来道贺,但竟无一人讨论科斯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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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士就是要问“为什么”、选“好问题”


 

  “你为什么要读博士?”

  ——无论是在面试环节,还是在北大国发院管理博士的“桥梁课程”上,每一位学术大咖都在用自己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向申请人提出这样一个貌似简单而实则深刻、严肃的问题。

  而每一个对读管理博士项目心向往之的学员,则同样抛出了世纪之问:教授们作为过来人,如何看待博士生涯?管理博士的社会使命到底是什么?

  与往昔同EMBA学员探讨“铅笔的故事”不同,这次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周其仁教授,在管理博士项目的桥梁课上反复提醒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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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学人眼中的未来


一、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

经济学常常被看作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着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验证。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的是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了忧郁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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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改革的双向穿透力


  改革是全球潮流,现在很多国家都举改革的旗帜。但是不同国家的改革很不一样,其中大国改革有其特殊性,那就是大国层次多、发展不平衡,形成改革共识很不容易,贯彻改革决定也更困难。但是另外一面,大国改革一旦得到落实,改革红利极为可观。研究大国改革,重要的是研究如何形成共识,并让改革真正落地。这中间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穿透力。好不容易形成改革共识,也做出了改革决策,但能不能穿透上上下下多个层次?这种穿透是双向的,不单单是顶层决定穿透到底层,还包括底层的实际情况、底层创造的改革经验穿透到上层。穿透力如何,对大国改革具有决定意义。那么,如何增强中国改革的穿透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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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本系列评论开篇的时候,是2012年2月。当时不知写多少篇收场,也全然没有一个写作计划。不过觉得这个题材有意思,诺大一个中国,非城即乡,以人口分布看,城乡各一半,城重乡轻的趋势,却日趋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人口与经济资源在流动中的集聚,欲罢而不能。多少精彩刺激的现象发生其间,激起思考无限。于是再也不顾深浅,写一篇是一篇,也算对得起赶上了的这个时代。

  回想刚到杜老门下研究农村发展不久,恰逢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于1984年重版。那是费老1947年的作品,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教义,后应《世纪评论》之约,分14期连载后,积集出版。记得我们人手一册,读得津津有味。题外话是费老阐释为什么当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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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摆脱平庸的经济增长?


  熊彼特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一个创新理论。在他看来,多数经济增长都是周而复始的,即人口增加,经济总量也增加,但人均水平没有太大提高。那是一种很平庸的经济。冲破平庸的、周而复始的经济,才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即人均产出和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为什么人均收入极其重要?因为只有人均水平提高了,经济结构才会发生重大变化。人均收入低水平徘徊,满足温饱还有困难,那些附加价值较高的经济、技术活动以及文化享受,根本就不会有空间。

  那么,如何突破周而复始的平庸经济增长呢?

  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到今天还非常有影响力的概念,就是创新。他认为,如果没有创新,很难突破经济增长,仅仅随人口增加而增长,就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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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了北上广,却逃不了城市化


  从“逃离北上广”到“离开北上广,我生活得怎么样”,持续了许久的“逃离北上广”话题还在持续升温。北上广也并没有一点挽留的意思,反而是不断减少入户指标。再反观离开北上广的人,有几个是去回归乡村的呢?不过是逃离到了另一个经济水平也不差,环境相对更好的城市。

  城市化让许多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不禁让人深思,如今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在“逃离北上广”和“重回北上广”后我们又该何去何从?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对经济与城市关系的看法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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