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去法国学习时，专业是比较宪法和比较行政法，公共行政的老师每每引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度理论，理解了官僚制度是一架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尽管其最初的目的是服务社会，但不可避免地会趋于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本想把他的理论在回国进入行政序列后进行验证，但是阴错阳差，数年后却转为做了国际商务律师，处理外国公司在中国以及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和仲裁事务。

　　本来不想再和官僚体系问题打交道，但是，日常生活中又每每碰上。而最具新闻性的，怕是醉驾问题了。《刑法》自从把醉驾入罪并在五月一日实施之后，最高法院一位副院长指出醉驾情节轻微不入罪。之后，舆论热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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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在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宣布解体后,陶景洲加盟了DLAPiper律师事务所，成为其中国部执行合伙人。过去的10多年里，这位曾留学法国的律师不仅成功地将一批跨国公司引入中国市场，而且在帮助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他又多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把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引入国际市场。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政治法律系。1982年毕业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读研究生，二是考出国预备留学生。已经体验了4年离家生活的我憧憬着再次远行去体验异乡生活，便参加了出国预备留学生考试。很幸运，我成为出国学习比较法的三个人选之一。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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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 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

谢谢大家！今天听王教授和金律师的演讲，不知道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但是我想有几点想法，先讲一下危机前后的律师创新精神，再讲一下现在危机以后的律师业务方面的变化，最后总结一下，看看到底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到底哪一些欢喜的，哪那些发愁的。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听到，律师同行就说刚才的王教授提到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律师为什么捱骂的原因。好的时候，收购资本市场，不好的又做诉讼什么时候都有赚钱的机会，不是一般的商人，不好的时候他们就破产，就没有什么办法。律师在金融危机中，我感到这个是不是一个始作俑者，还没有提到，后面我肯定会提到的。在特别复杂金融风暴经济中都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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