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新写实小说：非常十年（236）
林正德著：《非常十年》（连载236）
《非常十年》第二十八章（8）
毛主席啊，毛主席，你可曾知道，我为了能够见到您一面，亲眼目睹一番您的真容，我是付出多大的代价呀！这一次，我想方设法第二次来到北京，谁料到就在举国欢庆国庆佳节的今天，我为了能够挤进天安门广场见上您一面，竟被扒手扒走了钱包，里面有320多元钱和40多斤全国粮票，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呀。我是做梦也没想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飙扫荡全国之际，在毛泽东思想所向披靡的年代，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就在毛主席的身边，我的钱包竟被可恶的“钳工”钳去了，我的天哪，这多可恨多可恼呀，我不明白北京的小偷为什么这么多，在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如此之紧的时候，他们的气焰居然还这样猖獗，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一切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也是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绝妙讽刺么？
我没有心事再往前挤去，就像从云端一下子跌到了深渊之中一般，我的心如同寒灰似地冷极了，我感到痛苦、悲哀、惆怅和失望，好像脚下一片虚空，原来的好心情和勃勃兴致一下子全飞到马达加斯加岛去了，刚刚我还有股非挤进广场里面见毛主席不可的强烈愿望，而此时此际，这种愿望变得无所谓了。当我旁边的人都纷纷挤到前面去的时候，只有我仍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不动，好像被磁场吸住了一般，场上的群众骚动着、汹涌着、欢呼着，而我却显得有些麻木不仁，我的心境实在是太坏了，因此。在该激动的时候却一丁点儿也激动不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断地向群众挥手致意，而场上三呼“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仿佛卷来了“危涛万马奔”的钱江潮，人们载歌载舞着，那时代最神圣、最庄严的乐曲像奔流一样涌过了每个人的脚下，淹没了每个人的心房，整个广场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腾之中。
后来，广场上的秩序稍为好了一点，我们又重新就地坐了下来。不久，一连串的红绿信号弹划破夜空，开始施放焰火了。
我们抬头仰望，那一束束绚丽多姿的礼花凌空竞放，犹如千芭万卉相争开放在湛蓝色的天幕上，一束比一束艳丽夺目。那礼花如钢花四溅，那炽亮的飞溅的火花好像就要溅落到了我们的头上似的；那礼花如秋菊怒放，“顾影怜倾国，流香忆浣纱”；那礼花如孔雀开屏，把中天点缀得如锦缎一般；那礼花若同金蛇狂舞，令人眼花缭乱，又如若流星雨一般纷纷扬扬，接连不断；还有那焰火大花篮，就好像天女在天上散花，一路歌来一路撒……
我翘首仰望着夜空中五彩缤纷的焰火，可是，在心里头却还是老牵挂着我的钱包问题，我的钱包被扒，使我万念俱灰，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看焰火，尽管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焰火比起F市放焰火的规模要大得多，壮观得不知多少倍。而我却显得心猿意马，神思不定，屁股也就坐不住了，况且，清华园又远离市区，我担心若太晚回去，会没有了车子，因此，未等全部焰火都放完，我便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准备搭车回去。
我已经离开天安门广场很远了，回首举目，依然可以看见在那墨色的天鹅绒般的天宇上不时地闪耀着五光十色的焰火，瑰丽璀璨，斑斓夺目，把节日的夜空打扮得像新娘子一样漂漂亮亮的，国庆之夜的首都是一座不夜城。然而，今宵良辰我却一点儿也打不起精神来，显得萎靡不振。鲁迅有诗曰：“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看来，我今天是交了华盖运，早上搭车未买票被查了出来，被那个胖母猪的女售票员搞得狼狈不堪，而下午我为了能够挤进天安门广场里去看毛主席，又被扒手扒走了钱包，天哪！今天我的运气为什么糟糕，什么倒霉的事情都碰上了，真是姜子牙卖石灰遇着大风——倒霉极了。这一次我上北京来，我父亲给我五百元，我分三处藏放，那裤表袋里藏了50元，以及上衣口袋里的一些零用钱，都没有被人扒去，偏偏就是那只藏有最大一笔款子的钱包被人扒走了，叫我怎能不感到伤心痛楚，犹如身上被剜了一块肉似的，我懊丧极了，心如冰块一般冷，整个人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子，像太空人一样在不着边际的以太空间里飘荡着。
晚上9点多，我回到了清华园27号教工宿舍楼，黄树希今天到他的一位表叔家里做客，这时候，他也回来了。
我把今天丢钱一事告诉他，他听罢我的话，便道：“唉呀，你怎么竟把钱包藏在裤后袋里呢？那屁股脂肪层最厚，神经最不敏感，是扎针的好部位，我看，十个丢钱包的有九个人都是把钱包藏在裤后袋里而出毛病的。”
“是啊，我也后悔莫及，竟把钱包藏在裤后袋，当时，我只顾一个劲儿地拼命往前挤，什么也顾不得，连皮包究竟是什么时候丢失的也不知道，我以后是再也不会把皮包藏在裤后袋里了。”
“其实，你根本就不必把钱随身带，如果你把钱藏在宿舍里，就藏在你的旅行包里，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说的也是，只是现在再说这些话都是马后炮，我的钱包已经丢失了，说什么也是天亮公鸡叫——白提（啼）。”
在以后的几天，我们勒紧裤带游玩了北海、天坛、景山公园、动物园等地方，中午，在饭馆里午餐，我们也是买最便宜的菜，有时黄树希去买散庄黑啤喝，但我却不敢也买一杯，因为我现在是尽量要节省开支，能省一个子儿是一个子儿，剩下的一些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在北京该玩的地方都玩了之后，10月5日，我们准备离开北京。由于我的钱包被扒，身上只剩下几十块钱，这几十块钱虽然也够买一张回F市的车票，但我却不高兴这样做，而宁愿冒风险扒车回去。
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有好几趟，上午8、9点，我们买了两张去丰台的短程车票，混进了火车站的站台里去。8点半，那些去丰台的旅客都纷纷上了火车，不久，火车便开走了，原来人流如梭、喧闹拥挤的站台一下子变得空荡荡了，只有寥寥落落几个人在走动着，我俩也是其中之二。在那车站上停靠着几列还没有挂上车头的空列车，其中有一列是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即使是在中苏关系极端僵化的情况下，国际列车的陈设也比国内列车要豪华许多。
过了会儿，一列空列车鸣响着刺耳的汽笛声驶进了车站，我们在旁观察了一阵子，黄树希说：“这列车可能是开往上海的13次特快列车，咱们过去看看。”
于是，我俩从1号站台跑到了3号站台，又在这列车的周围俳徊了一小阵子，黄树希又对我道：“不错，是这列车，咱们上去看看。”
我们擅自登上了车厢，车厢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们闲逛了几节车厢之后，黄树希向我建议说：“我看咱们两个人待在一起目标太大了，不如分散开得好，这样好躲过列车员的检查，等快到了上海时再汇合在一起，你以为如何？”
“那也好，分开就分开吧，两个人最好别待在同一车厢里。”我点头表示同意。
这样，我们两人便分开了，他往车厢东头走去，而我则走向西头的另一节车厢。
我独自一人待在无人的车厢里，心里头有些忐忑不安。我想，我一个人手里拎着旅行袋待在这车厢里，目标实在太大了，如果被那些铁路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眼就会识破我是扒车的，最好还是在什么地方先躲起来再说，等旅客进站后，再出来混水摸鱼。我眉头一皱，主意上来了，对了，我先到厕所里躲起来，把门关上，那外面的人就进不来了，这再安全也不过的了。
这时，我便拎着旅行袋躲进了一间厕所，拴上了门，自以为万无一失了。
其实，我躲进厕所里去是极端愚蠢的，是作茧自缚，木匠挑枷——自作自受。
在我躲进厕所里没多久，这列特快列车当班的列车员便登上了车厢，他们开始发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打扫车厢里的卫生，又开始冲洗厕所。
我人在厕所里，但却提心吊胆地留心着外面的动静，我想，这下子糟了，我待在厕所里出不去了，肯定要被他们发现的，那我就会被他们抓住——大难临头了。怎么办呢？我想不出办法来，心里头扑通扑通直乱跳，我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这场面，一种即将被逮住的恐惧感袭击着我，一切想象中的恐怖全都挤到我的脑海中，有如事实一般，我只觉得浑身冷彻骨髓，惶恐万分。我把门拴得紧紧的，一切听天由命了，能躲多久便躲多久吧。
果然，没过多会儿，厄运之神在开门了，那些列车员试图打开我躲藏的那间厕所的门，可是，她们怎么摆弄门把子，却无法将门打开。
“怎么搞的，这厕所的门打不开！”一位女列车员一边左右旋转着门把，一边说。
“这门没坏，可能是里面有人吧。”又一位女列车员道。
我躲在厕所里面，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声，一点儿声响也没有，两耳像警犬的耳朵一样竖了起来，静听着外面的动静。她们千方百计想把门打开，而我却死死顶住门，进行负隅顽抗，做孤注一掷。
她们打不开门，只听见她们中的一位说：“咱们到下面去看看，看看能不能看得见里面有没有人。”
可是，我早已把那扇毛玻璃窗关紧了，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她们无可奈何地又上了车厢，在合计着如何打开这扇门。
以后，她们又去搬兵驰援，叫来了几个男的，并且，还去拿钥匙、准备强行把门打开，只听见外面有人粗声粗气地吆喝着：“你开不开门，再不开门，我们就不客气了！”
“快把门打开，不然，要给你颜色看，听见没有！”那声调一声比一声高，还不断用力推搡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