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历史学家看出历史的循环规律，不过是极少数。比如近代学者夏曾佑，他在190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一书中说：“中国历史有一公例：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后四五十年；从此以后，隆盛约及百年。百年之后又有乱象；又酝酿数十年，遂致大乱，复成革命之局。汉、唐、宋、明，其例一也。”为什么在大乱、革命之后会出现太平之世呢？因为“大乱之后民数减少，天然之产，养之有余。而豪杰敢乱之徒，并已前死；余者厌乱苟话，无所奢望。此即太平之原理。若为君相者，更能清静不扰，则效益者矣。”夏曾佑看到的是现象，是表层原因，超力给世俗人生规定的矛盾、循环法则，这一点他没有看到。社会、历史无常的第一规律是治乱交替。在治世阶段，有人乐于维持治，有人乐于掀起乱；在乱世阶段，有人乐于制造乱，有人乐于创建治。虽然无常的铁律是乱了治、治了乱，治乱相续永无休止，但人们并不会消减和失去制造乱世、创建治世的热情和乐趣——这就是世俗人生的内容和意义所在。
当代的鲁迅也看到了循环规律。说到鲁迅这一点，我就很佩服了。用佛家的话讲，他不仅有正见、正思，而且有正业、正命，就是他有行动。鲁迅一生有个重要的抉择，就是他决定从“经义”和“历史”中走出来，决定要从事小说创作和杂文写作，这是他的行动，而且单从创作来讲，他做得很成功。鲁迅从小接受的国学教育是非常充实的，他在十一二岁之前就熟读了十三经，有非常扎实的历史文化基础，那他为什么不从事经义和历史研究呢？因为他洞察到了中国历史结构中“一乱一治，一治一乱”、“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这个大循的秘密，他把历代学者阐发的“经义”，与历史大循环结构的逻辑关系衔接起来了，犹如醍醐灌顶一般，一下就把历史本质彻底看清楚了。
鲁迅认为，太平盛世以礼教秩序来制定奴隶与主子的规则，到了社会动荡、盛世衰败之时，人们不是去打破礼教，而是急着去寻找新主子，继续以礼教秩序去制定奴隶与新主子的规则。每一个新的盛世来临，都会埋藏下一次由治而乱的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呢？就是经义中的礼教，这轮回便是历史。所以在鲁迅看来，懂得循环就懂得了历史，懂得循环就把历史读完了，那你还去研究历史干什么呢？你要进一步去研究历史，无非是为循环多找一些例证而已。
鲁迅的观点我是非常赞赏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学里研究历史，每隔两三年就要出一部专著，他送了好几本专著给我，有年春节我们见面，他说“要请嘉珉先生多提意见啊”，言下之意是问我看过他的著作没有。我说你的专著我虽然没有阅读，但我知道你写的是什么，不过就在为循环找例证嘛。鲁迅很聪明，他不愿为那个循环的“经义”、“历史”作更多无谓的注解，即搞所谓国学研究，他决定抛弃历史，努力走出第三条路来，看看能不能把循环打破。虽然鲁迅对循环的战斗以失败而结束，但是他在出发点上是清醒的，他看清楚了一部中国历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他们看到了循环吗？我先说个例子。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当我六岁时，妈妈给我上了第一课，她告诉我，人类是来自大自然的一粒尘埃，所以最后也必消失为尘埃。”从尘埃到尘埃，这是人生的一个大循环。另一个例子，印度的湿婆文化很著名，湿婆是印度文化的核心象征，但湿婆是印度历史文化中的矛盾之神，他既是破坏者，又是修建者，既是苦心者，又是纵欲者，所以湿婆体现了印度有关集矛盾互补、循环平衡于一体的思想。我想在矛盾—循环—平衡法则上，人类一定有共通的文化思想。宇宙万事万物的矛盾表现为阴阳的矛盾，阴阳之间互相吸引、滋生、侵扰、牵制、消减、转换，二者既矛盾又统一，在其相互运转、相互交媾的循环中，衍生出了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这又是一种平衡。对这样一个普适的规律，人类最顶级的知识精英和宗教家们，是不可能不会看到的。矛盾—循环—平衡的规律，反映在人类共同的历史当中，只不过中国的历史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学者艾恺在采访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序言中，说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就是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艾恺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思想于一身的。比方程朱陆王，同为新儒家，虽然讲义理心性，歧异很大，但他们的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艾恺说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在此可以说，艾恺教授看到了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为什么能够容纳矛盾？因为他能够将矛盾循环而达至平衡啊，就是艾恺教授说的“运行不悖”。
我们看孔子，他就是代表。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认为，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在中国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他都是能够循环矛盾，而达至平衡的，这也是“运行不悖”。梁漱溟这个话是1980年8月说的，是那时大家都厌烦了斗争的状况，也是一种清醒的状况。但是就像一个人无论如何清醒，老来总会糊涂一样，整个社会也会从清醒走向糊涂，那么斗争它慢慢过去了，可是慢慢地它又会过来。毛泽东的思想，其实是矛盾—循环—平衡的缩影。梁漱溟的思想，他是佛教徒，因此是超越矛盾—循环—平衡的。
英国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J.M.罗伯茨在《世界文明通史》中说：“概而言之，决定进化主线的也许是数百万年来的天文的循环变化。因为地球位置的变化与太阳有关，气候也是如此。一个巨大的周期性的气候变化模式出现了。”他从自然的气候循环说明历史循环，很有道理。中国易经、风水、四柱产生的背景，正是认识到了这个周期性的气候变化。罗伯茨在谈到中国历史特点的时候，他也是明确看到循环的，他说：“周时盛行这样一种思想：有一个高于王朝祖先神的天神，王朝统治就受命于该神。据称，神现在已下令统治权应易手。这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进入了中国政府观念中。它将同历史循环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王朝不断崛起又不断灭亡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不可避免的是，它引起了应根据何种迹象才能接受委任者的思考。”根据什么来接受循环而来的“委任者”呢？就是根据鲁迅说的“经义”啊，当然在鲁迅看来这是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