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新写实小说：非常十年（232）
林正德著：《非常十年》（连载232）
《非常十年》第二十八章（4）
这个孙虹个子的确很矮，只有一米五几，她剪着短发，相貌一般，小眼睛，扁鼻子，外貌与风度都比桑丽丽差多了，只是她的皮肤还比较白。
这当儿，服务员走到我们的桌前，我哥哥便开始点菜，点了炸牛排、炒猪肝、罗宋汤、炒蛋、面包、奶油蛋糕等菜。
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我哥哥向我介绍这饭店说：“这家饭店以前叫复兴饭店，是一家欧美式西菜馆，上海的西菜以前分欧美式和俄式两大类，欧美式以浓香见长，而俄式则突出甜、酸、辣味。这家复兴饭店过去搞的丽娜鸡、罗尔腓利、海立克猪排、花旗鱼饼等都是非常出名的名菜。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海啸把一切都冲了，连西菜也成了‘四旧’被取缔了，这里现在也不卖西餐了，只卖个别西菜，我今天特地拉你到这家饭店来吃饭，就是让你尝尝这些西式菜肴，也算是尝到了部分西餐风味吧。”
我环视了一下这餐馆里的陈设，这里面的顾客不多，好些位子都是空着的，便问道：“嗯，这饭馆怎么这么空呀？”
“这家饭店卖的东西比别家饭店要贵不少，所以，一般人贪便宜便都不到这里来吃饭，再加上这里供应的菜多是西式的。那些小市民们只爱吃生煎馒头、阳春面和混饨，却不喜欢吃奶油泡夫、白脱忌思酥和西餐，这些人俗不可耐，会为剪掉头上的辫子而号啕大哭，中国的社会就像一潭死水一样还停留在中世纪封建时代，连一点气泡也冒不出来。”我哥哥又滔滔不绝地发起议论来。
“看你这人嘴巴没遮挡的，嘴里不说，也会从鼻孔里冒出来，也不看在什么场合，尽发牢骚怪话，真没治的。”孙虹不满地白了我哥哥一眼。
“我说的话又没出格，现反的帽子扣不到阿拉的头上，而且，我说的都是事实，掌磅秤的报数儿——句句实话。别看那些人也生着一张小白脸，说起话来也是‘白相’、‘写意’、‘掉枪花’上海话满天飞，可实际上他们乃是庸人俗子，就跟高尔基笔下的小市民们差不多。”我哥哥又在发着议论。
这当儿，一个老年服务员端来了我们点的菜，我哥哥才暂时闭上了嘴巴。我哥哥忙着开啤酒、倒啤酒，接着，我们便动筷子吃起来。
我哥哥乘着酒兴话又来了：“这里的几个老服务员都是F市人，上海许多著名的饭店、餐馆里的老年服务员、厨师等有好些是我们的同乡，我们F市人会搞食的是全国有名的。”
本来，吃炸牛排是用刀叉，可是，现在西餐成了“四旧”，刀、叉、钢匙等西餐餐具也被判处死刑，取而代之的是中式筷子。我是个左撇子，不过，我右手也会使用筷子，只是用的不好罢了，今天我不愿意在“小台湾”的面前暴露自己是左撇子，便用右手拿筷子，那有巴掌大的炸牛排，我夹了老半天才夹住，谁知刚往嘴里送，不小心牛排竟滑落到桌面上，如果不是我反应快，牛排险些儿还要掉到地上去。
见此情景，孙虹赶忙关切地问：“弄脏了没有？”
“没有，没事。”我一边回答，一边又把牛排夹回盘子上去。
我哥哥见状又不自禁地发起议论来：“如今，西餐居然也成了‘四旧’，刀、叉、匙也都成了‘四旧’，什么都是‘四旧’，可是，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却都是用刀、叉、匙吃西餐的，我们那个敬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也是用刀、叉、匙吃西餐的，我们的同志加兄弟的英雄的阿尔巴利亚人民也都是用刀、叉、匙吃西餐的。难道拿了筷子就会变成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筷子是‘四新’吗？那个慈禧太后、满清皇帝们、蒋介石之流也是用筷子的呀。而我们的老祖宗马老、恩老、列老、斯老恐怕一辈子也没有使用过筷子，要是叫马老用筷子夹牛排，恐怕会夹到鼻子上去。唉——现在，不可理解的事情太多了，我看我们所有的工厂最好都转轨成了漆筷厂，向全世界出口筷子，输送革命，支援世界革命。”
“李冕，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满肚子尽是牢骚怪话，也不看在什么场合尽发谬论，话藏在肚子里，就像棉花塞住了鼻孔一样憋得难受。若是在57年的话，你这人保准要被打成右派，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你哭也不及。”孙虹又用责备的目光扫视了我大哥一眼。
“可是现在是67年，并不是57年，历史是不会反时针倒转的，57年谁要是说了党委书记一个不是，那就要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而如今那些原先趾高气扬的官老爷们一个个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历史真会捉弄人，既捉弄了小鬼，也捉弄了大鬼。现在的人比57年时候不知道要敢说多少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呗。我说的这些话算得了什么呢？只不过议论了刀叉和筷子罢了。”我哥哥显得不以为然。
“哼，看你说得像吹口哨一样轻松，有谁像你这样议论刀叉和筷子的呀？不论是57年的反右斗争，还是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秋后算账是一个历史的规律，我看你牢骚怪话还是少说为佳，不然，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孙虹又劝说道。
“知道知道，我心里有数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哥哥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他又大口地喝起啤酒来。
饭后，我和我哥哥先送“小台湾”上了公共汽车，然后，我们再去搭另一路车子。
在回去的路上，我哥哥问我道：“诶，你对这个‘小台湾’的印象如何呀？”
“这个怎么说呢？”我搔搔脑袋说，“我觉得她似乎顶会管你的，现在都这样子，以后更会管你了。”
“是啊，这个‘小台湾’人太厉害了一点，大概，十个矮子九个厉害吧。我也不知道今后吃得消她还是吃不消，唉——”我哥哥不由地叹了一口气。“结婚实际上就是用一条缰绳把自己给无形地捆绑住，一结婚人就失去了自由，可是，这又是没法子的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好像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谁也无法抗拒这一自然规律，如果男的过了30岁还不结婚，将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年龄和压力是成正比的，所以，大家也都只好作茧自缚了。”
“不过，我觉得‘小台湾’这人心地还是很善良的，是个好人。”我又为孙虹说了句好话。
“好人？”我大哥瞪大眼睛望了我一眼。“当然她是好人，世界上大多数女人都是好人，即使有些年青女郎看上去顶风流轻佻的，她们一旦结了婚，大都能改邪归正，还是忠实于丈夫的。因此，光是好人是不够的，还应当具备其他的因素，譬如外貌、风度、气质、性格、性情、志趣、修养等等，除此以外，还要考虑现实的各种条件，如本人政治条件、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住房条件、工作条件等等，这一些都是不可缺少的砝码，都要加起来称一称够不够份量。”
“那你把‘小台湾’放在天平上秤过没有？”
“那自然，现在我所要解决的是个人的婚姻问题，而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爱情，我总得要权衡现实的各种利害关系，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哥哥停顿了顿，又有些若有所思的样子道，‘我总觉得这个’小台湾’比桑丽丽差了一大截，我和她的共同语言不多，何况，她的个子又太矮了，没什么派头，是一张打不出去的牌子。”
“你交了桑丽丽之后再交‘小台湾’，自然你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拿桑丽丽同‘小台湾’相比较，我承认‘小台湾’是不如桑丽丽的，毕竟你同桑丽丽的关系是太深了。”
“也许是这么一回事，在交了桑丽丽之后再交‘小台湾’，就感到这一些是没什么意思的，好像逢场作戏一样。有时候我很想把过去的一切都统统忘得一干二净，可是，记忆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你不去想它，它却偏偏要挤进脑子里，叫你忘也忘不掉，唉——”
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的大本营，他们通过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这些爪牙控制了整个上海的局面，当七、八、九月三个月全国各地都闹得天翻地覆之际，而上海的形势仍然比较稳定，因为张春桥深知他的老巢是乱不得的，上海一乱对他是十分不利的，况且，当时毛泽东主席也住在上海，因此，他极力要稳住上海的局面。我在上海的日子里，上海的局势显得很平静，只有前一阶段发生了上柴“联司”事件，8月4日，王洪文原拟调动4万多“工总司”工人围攻“联司”，而实际上是去了10万余众，出动了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25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造反队员。王洪文赤膊上阵，头戴藤帽、身穿背心在指挥车上指挥这场骇人听闻的大武斗。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联司”人员就有650人，这是继镇压红革会之后的又一次镇压行动，张春桥是不允许上海有反对他的势力存在的，便千方百计地从政治上和武力上消灭反对派，将他们置于死地，以巩固他在上海的地位。我在上海逗留期间，正好有个关于上柴“联司”“罪行”的展览会，我还特地跑去看了一下。
24日，我和黄树希又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于25日下午抵达首都北京。
我和黄树希一起住进了清华大学教工宿舍27号楼。
和我表哥林邦高同寝室的张养浩老师是一个广东人，我对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林邦高的表弟，邦高叫我来找你，他还给你写了一封信。”说着，我就把我表哥写的介绍信递给了他。
那个张老师看罢我表哥写的信，点点头道：“哦，你就是邦高的表弟哟，我刚刚才收到邦高的一封信，知道你要来了，你是从Ｆ市来的？”
“是的，”我回答，接着，又向他介绍黄树希说，“这位是我的同学黄树希，我们是一起从F市来的。”
“哦。”张养浩老师连连点头，他伸出手来和黄树希握了握手。
然后，张老师又开口道：“邦高的被和褥都在，你们就睡在他的床上吧，床是小了点，不过，现在天冷了，挤一挤也不要紧。”
在我们安顿好之后，张老师又说：“你们两个大概还没有吃晚饭吧，现在食堂还没有关门，我领你们去食堂吃饭。邦高还有一些饭菜票在抽屉里，你们先拿去用吧。”说着，他就打开一张书桌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了一个装着饭菜票的纸盒子。
接着，张老师领我们到教工食堂去吃晚饭，饭后，夜幕已经完全落下。由于我上一回大串联时把一身的虱子带回家去，至今想起来依旧毛骨悚然，因此，这一次我汲取了教训，一到北京就想洗澡，我即向张老师道：“张老师，你们这里有没有地方洗澡呀？”
“今天是星期一，正好浴室有开放，我领你们一起去洗澡。”
“那太好了。”我喜形于色地道。
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淋水浴，回寝室不久，我们就上床睡觉。我和黄树希挤在我表哥的那张单人铁床上，而张养浩老师也倚在他自己的床上看着书。这间寝室面积只有七、八个平方米，摆上两张单人铁床和两张书桌就差不多饱和了，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两个堂堂正正的全国第一流高等学府的讲师就住在这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们的家属都在外地），真可悲矣。
由于香山和颐和园都离清华园比较近，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和黄树希一跑就跑到香山去。
香山最出名的莫过于秋天的红叶，我们以前的课文里有杨朔的《香山红叶》一文，可惜杨朔未能见到红叶，我俩也来得不是时候，9月份香山的红叶还未红，要再过一个多月，当秋菊绽黄、白露结霜的晚秋时节，满山遍野的黄栌树叶焕丹红，如花似锦，再加上蓝天中的几朵白云相映照，更是显出一种壮观的美，宋朝程颢泳有诗曰：“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千里，白云红叶两悠悠。”
在香山看不到红叶，其他就没有什么好看头的了，虽然那些书刊上的文章都把香山吹得美不胜美，什么香山“二十八景”，什么琉璃塔、眼镜湖、玉华山庄、西山晴雪、香山寺、鬼见愁等等，名字都怪引人入胜的，可是，实际上没啥啥，特别是在破“四旧”之后，古香山寺更显得破损不堪，花木凋零，流泉堵塞，到处是败景残垣。
傍晚，我们回到了清华园，乘还未吃饭的时候，我们观看了校园里的一些大字报。这些日子，清华井岗山分裂成两大派，那是在1967年4月14日井岗山干部会上，蒯大富提出要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可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理由是革命干部无一人解放出来，没法子成立三结合的权力机关。而蒯大富为了在全国大专院校夺个头名，一意孤行要强行成立，于是，不赞成的一派搞了个四一四革命串联会（简称四一四派，又自称山下派），同蒯大富的拥护者组成的团派（又自称山上派）干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