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有与民营的关系。

　　黄奇帆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

        首发：中信书院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探路：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建设方略》一书，原文标题《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出路一

　　坚持全球视野，8大城市群将成为动力源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21年末已经达到64.7%，比2012年末提高了11.6%。

　　目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9亿人，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超级大城市有七座，500万-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有14座，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城市体系。

　　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征程。

　　其中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为主的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超过40%，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动力源。

　　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亚欧大陆的整体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通和运行将几乎中断的亚欧大陆桥变成了沿线国家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陆上丝绸之路。

　　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经济版图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事实上，与海洋贸易相比较，这种基于跨国班列的陆路贸易有四重经济价值：

　　一是压缩了贸易环节，进而推动贸易分销体系产生新的变革；

　　二是以比空运省钱、比海运省时的独特优势丰富了国际运输服务供给；

　　三是沿路推行“三互”大通关和多式联运“一票制”，将推动形成陆路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

　　四是既给铁路枢纽城市带来了枢纽经济，也给沿线带来了通道经济，从而更能适应各类贸易业态的创新发展。

　　也正是在跨国班列的带动下，处于“世界岛”中间的中国中西部地区由过去的开放末梢一跃成为开放前沿。

　　依托这些内陆城市建设的国际陆港，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陆港城市，正如海洋运输中的海港一样，必将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目前，在中国与世界每年6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进出口贸易中，有近4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是与东盟、欧盟、中东地区、独联体地区、日韩地区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进行的，而这些贸易的运输方式80%是海运，15%是空运，5%是铁路运输，今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完全有可能形成近2万亿美元的货物由陆路运输来实现。

　　未来，在泛亚铁路的推进下，中国与东盟近9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如果有40%的运输由泛亚铁路及其跨境高速公路来实现，那么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与东盟4000多千米的边境线上，多年发展的边境贸易将从原来边境线上两地居民互通有无的、单一层次的摊贩式集市发展为多层次的口岸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等，进而推动沿线的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区域性陆港城市群的发展，形成沿边开放的新格局。

　　从这个角度看，“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一是要形成高质量的城市群、都市圈，不仅是现在东部沿海的三大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也应该有新的城市群、都市圈，中西部地区将建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甚至昆明城市群等；二是要发挥城市群、都市圈的辐射带动效应，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

　　出路二

　　破解“胡焕庸线”，重点打造“第六产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提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两件事其实都受“胡焕庸线”的约束。

　　根据胡焕庸（1935）的研究，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这一条线可将中国版图在人口地理上大致分为两部分，西北部是“大漠长河孤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4%；而另一边是“小桥流水人家”，仅占全国36%的国土面积，却聚集着另外96%的人口。

　　虽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但这条线两边的人口地理格局基本没变。

　　2020年，我国东部五省（直辖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人均GDP平均达到10.5万元，西部六省（自治区）（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西藏）人均GDP平均为5.3万元。

　　东部最富的省级行政区如上海（人均GDP为15.9万多元）与西部最落后的省份如甘肃（人均GDP为3.4万元）之间的差距巨大，接近五倍。

　　总之，“胡焕庸线”是我们在研究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时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我们应在尊重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更多通过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手段来破解“胡焕庸线”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

　　2021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1亿人，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8.3万亿元（占GDP比重的7.3%）。

　　而这5.1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也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人多地少的东中部地区农村常住人口粗算有4.6亿多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可抓住以下两个重点。

　　第一点，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打造成“第六产业”。

　　所谓第六产业，就是按“1+2+3”的思路，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赋能第一产业，形成从“田园”到“餐桌”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突出的人地矛盾决定了我们没有条件搞美国式的大农场主农业，当然不排除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不管怎样，占人口总量36%的农村人口产出了7.3%的GDP，继续困守在农业领域、就农业谈农业是没有出路的。出路在于要发展农业深加工业、涉农服务业。

　　一些地方已将发展“一村一品”等特色农业与冷链物流、直播电商结合起来，探索出了根在农业农村、触角延至全国各地的成功模式，就是以工业的思维、互联网的思维经营农业。

　　如果现在8.3万亿元的农业GDP被改造后能产出16万亿元的GDP，那农民的收入也会翻一番。

　　第二点，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目前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

　　而城镇居民的房产、股票等各种财产性收入，可能占整体收入超过50%。虽然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亩三分地，但这一亩三分地尚不能变成可以产生现金流的信用品，无法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

　　201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和2020年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盘活农村“三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比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按照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方式流转，意味着无论卖多少钱，全部直接留给农村。

　　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的土地级差收入就得到了提高，而且越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级差收入就越高。这些级差会全部返给农村。

　　其中20%会补给村集体或乡政府，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余的70%-80%则要反哺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

　　加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逐步完善推广，农民和农村因“三块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城乡差距会得到较大改善。

　　关于西部大开发，关键在于要把西部的资源禀赋扬长避短地发挥出来，以比东部更快的速度提升西部的人均GDP。

　　比如，西部地区有广袤的土地，可以向以色列学习，在戈壁滩上规模化发展滴灌农业。假设以500亩为单位建设大棚设施，有若干个大公司逐步覆盖10000平方千米的土地，预计将有7500亿元的产值。

　　又如，西部地区阳光充足，雨量较少，地域辽阔，恰恰给建设光伏发电产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如果有一批超级大的光伏企业在新疆建设光伏电厂，规模达到10亿千瓦的装机，每年能够运转1500小时的话，就可以产出1.5万亿千瓦时电。

　　按每千瓦时电0.2元计算，就相当于3000多亿元的GDP。这些清洁能源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内，就可以产生人均两三万元，甚至四五万元的GDP。

　　但是，提升西部发展动能背后的运作离不开五个“大”。事实上，这些年我国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油东送以及正在发展的东数西算、下一步规模化发展的清洁能源基地和特高压直流输变电都属于这五个“大”。

　　第一，一定是大资本的投入。无论是类似滴灌农业还是光伏发电这样的项目，都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体现其经济性，这是由西部的资源禀赋决定的。

　　第二，一定是由大企业集团来建设。不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国外的公司。这并不是歧视中小企业，而是因为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巨额的支出。

　　第三，要用大技术，也就是要用高科技。过去也有大企业和大资本，但为什么没有人干呢？因为没有高科技。现在有了高科技才能有高产出。

　　第四，要面向国际国内大市场。比如滴灌农业项目，这与过去服务本地方圆几十千米的小农经济不同，这种项目的产出要通过与掌握国际供应链的企业合作，分销到全世界，分销到内地各个终端。

　　第五，一定要有配套的大系统。比如滴灌农业规模化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有高效的物流运输体系将其分拨到国内的其他地区以及欧洲；比如光伏基地需要有特高压输变电系统才能把电由西部地区输送到东部的高负荷地区。

　　按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十年以后通过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可以使西部地区的GDP翻一番；再通过地下资源的开发、设施农业的发展，使西部地区的GDP可以再翻一番，那么东西部差距就会从如今的两倍缩小到一倍多。

　　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可以继续推进东部给西部的转移支付，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缩小东西部差距。

　　出路三

　　以实体经济为重心，制造业的5个突破点

　　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了32.5%的峰值，自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3%，九年时间下降了5.8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很多产品属于低端低质，在性能、可靠性、寿命、良品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一旦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搞低水平重复，最后形成恶性竞争、产能过剩。

　　三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在制造业许多关键环节中的核心技术我们尚未掌握，受制于人，很多产业链容易被“一剑封喉”。

　　四是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应的市场渠道优势。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要“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还要积极“进取”。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1. 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

　　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模式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

　　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集群。比如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70%-80%实现本地化生产。

　　另一种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几个同类大企业在同一区域落地后，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其他企业服务，让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

　　最后一种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在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

　　2. 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

　　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行动计划。

　　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即针对我国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吸引优势外资进入，补我国供应链的短板，即“补链”；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扩链”；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即“强链”。

　　这种产业链集群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因天灾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3. 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已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

　　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由成百上千家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

　　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合资的汽车主机厂、手机组装厂、家电组装厂等，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很多的内资企业已经培养出了这种大规模制造和管理的能力，为我们培养自己的“富士康”、培育新时代的制造业龙头企业打下了基础。

　　4. 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

　　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

　　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的、特殊的商业组织。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

　　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进行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

　　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链头”企业的共同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本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尚需要持续加强。

　　5. 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

　　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

　　事实上，全世界每隔20-30年就会有4-5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

　　当下，就应该抢抓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 AR/VR（增强实现/虚拟现实）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三维）打印设备。

　　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出路四

　　释放市场红利，核心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就是要处理好两类问题，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与民营的关系，进而放大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和红利。

　　1.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大再次对此进行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围绕这两句话继续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里面的“充分”和“决定性作用”着重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两句话，“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而是要在维护市场、弥补市场、发展市场方面有所作为，以有为市场促进形成高效市场。

　　2. 处理好国有与民营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以下简称“非公经济”）。这里面有一个认识问题、两个操作问题。

　　改革以来，我国大致形成了政府、非公主体、公有制主体这三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贡献为15∶60∶25的占比格局。

　　对于社会整体来说，这个比例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这样，政府和公有制主体的经济贡献加起来占40%，可以起到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非公主体的经济贡献占60%则有利于保持经济活力、涵养就业、促进创新等。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如果一个地方的民企每年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而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的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

　　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关键之处在于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这里面的关键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特别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做好了既可以盘活天量的国有资本，又可以“四两拨千斤”地撬动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整体经济赋能。

　　在当前绿色革命的大背景下，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其中必将出现几家生态主导型的企业和几百家甚至几千家独角兽企业。

　　对于这些企业，我们要吸收上一轮互联网浪潮中我国企业被外资控制的教训，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依托，主动培育这些潜在的独角兽，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这两件事做好了，中国经济将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也就是我们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