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农业化过程表现为三个阶段，也是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三种形态。原始农业并入了森林纪，现化农业并入了工业纪。农业纪则是指传统农业时代。田园、果园、菜园、茶园、桑园、农场、林场、牧场、渔场、手工作坊、集贸市场、直道、栈道、客栈、驿站，以及铁匠、木匠、泥瓦匠兴起，但是，无论是北方的旱作还是南方的水田，都以牛耕、锄禾为典型特征，因此，农业纪也可称牛耕纪。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也是人类世进入农业纪的重大标志。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轴心时代涌现出的巨星，为农业纪秩序建构提供了精神指引。不同地域文化融合发展，文化的同质性持续增强。因为文字趋于成熟，加之不同地域联系增强，社会组织形态复杂化，国家治理走向中心舞台。星星点点的乡村逐步连接成片，生物圈内人类圈规模越来越大，种植的作物、养殖的动物品种越来越多，建构起农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中原有物种被驱离，甚至从此淡出了生物圈。
中国传统农业，特别是关中传统农业是农业纪的经典杰作。关中自古帝王都。渭河与秦岭、黄土高原联合塑造了关中平原，这里是“北方的南方”，土层深厚、沃野千里、四季分明、雨热同季、作物高产，是理想的农耕区。当秦岭与黄土高原还在森林纪的时候，关中平原率先进入了农业纪。三千多年前，古公亶父率领族人重新回到周原，意味着结束了周族人的“游耕”生活，开启了定居农耕的新时代。定居农耕有利于经验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也有利于家庭生育和财富积累。周代普遍实行井田制，成为中国进入农业纪的一大标志。
及至战国之时，开通都江堰、郑国渠，铸就了关中平原、川西坝子两大天府之国，极大增强了秦国的综合国力。公元前221年，秦国一统天下，建立了大秦帝国——两大天府之国支撑的中华第一农业帝国。那个时候，黄河还是华北平原上的游荡性河流。汉随秦制，享国达四百余载。之后，中华农业帝国接二连三，建立在经验知识基础上的传统农艺体系日臻完备。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时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太初历》以指导农事。秦汉如此重要，英语china即源自秦chin之发音，后世中国人皆自称汉人。
秦汉以来，中国农事，从春种秋收到秋种夏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五谷丰登、耕读传家。金属农具、木制农具替代了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以广泛使用；在人力基础上，畜力逐渐成为主要动力；农业技术措施趋向系统化，从良种选育到土地整理、梯田建设、土壤改良、堆肥施肥、农田灌溉、病虫害防治，再到轮作倒茬、轮耕休耕，以及用地与养地结合，农林牧渔结合。这是“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任情反道，劳而无获”思想的实践。当关中平原、华北平原的天然森林已悉数为农田乡村㬌观所替代之后，坡地也派上用场，旱作上坡，水田亦上坡。一些树木能够提供人体生命系统必不可少的树产品——树生态、树经济而被保留在乡村景观中，形成了独特的树文化。有的树木与人类伴生长达数千年之久，世代友好、顶礼膜拜。
历代政府鼓励开垦耕地，其本质是把生态用地转化为农业用地，以增加农产品供给，继而增加人口、增加税源，形成政府与农户互惠双赢的格局。农业纪生产力较大提升，相同面积土地可以供养更多人口，同时，精耕细作的家庭生产经营，也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实现了人口与经济相互促进机制。周代人口突破千万，秦代突破二千万，汉代突破四千万，唐代突破六千万，明代约八千万。在历史上，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作物单产提升速度，使得更多的森林草原转化为农田牧场。人口的增长，必然需要更多的农田，抑或是河流上游的山岳森林产出“山货”，用以补充支持河流下游的发展。
全球范围彼此独立存续的人类圈，因自然资源禀赋不同，进入农业纪的时间先后也有所不同。比较而言，温带较早，热带、寒带较晚；平原、河谷较早，丘陵、山区较晚。从资源禀赋出发，因地制宜选择种植的作物、养殖的动物，因此而成就了各具特色的农业经济。
在人类圈内发生了物种交换，早期的交换主要发生在亚欧非大陆。人类圈内种植作物与养殖动物趋同是大趋势。中国的大秦岭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连接为一体，构成了亚欧大陆的脊梁。这是山的连接，也是水的连接，把黄河、长江与印度河、卡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氏河、多瑙河、莱茵河以及里海、黑海、地中海连接在一起，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商队，促进了亚欧大陆作物与畜禽大交换。丝绸之路也是小麦、高梁、小米、葡萄、樱桃之路，以及黄牛、绵羊、骆驼、骏马之路。丝绸之路也是“疾病之路”，中国的疾病史与欧洲的疾病史高度吻合。千奇百怪的病原体与宿主一起，参与了生物大交换的历史进程，并对人与自然关系带来重大影响。人类圈内物种趋同，已经不可逆转。至唐末，亚欧大陆物种大交换已经基本结束。
地理大发现后，人类进入环球旅行与贸易新时代，引发了新大陆与旧大陆的物种大交换。烟草是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植物，也是全球生物大交换的一大例证。烟草原产于中美洲，最初以药物为主要用途。大约7000年前，美洲印第安人发现了烟草，开始烟草种植和利用的历史。一直到15世纪，烟草只局限在美洲大陆。16世纪烟草进入西欧，17世纪烟草进入中国，18世纪烟草成为全球性作物。19世纪出现现代卷烟技术，20世纪流行现代卷烟，21世纪进入全球控烟新时代。物种大交换深刻的影响了中国，明末清初，玉米、土豆、花生、西红柿进入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普遍的种植结构调整，推动中国农业版图扩张，导致了人口迅速膨胀，一举突破了四亿量级。新的物种推动了新的垦殖区、新的移民区、新的地理景观格局，甚至新的政治版图。大片森林被外来作物和新增人口吞噬。
人是物种大交换的推手，也是物种大灭绝的推手。勿容讳言，农业拓殖的过程，就是追杀森林（草原）、湿地的过程。毁林开荒是农业化过程中的常态，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亚欧旧世界农业化过程对森林（草原）、湿地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而美洲新世界的开发，虽是艰辛的创业过程，也也是毁坏森林的过程，甚惨烈程度人们难以的想像。燃料、建材、农用地，还在持续消耗着剩下的森林，加速青山绿水向穷山恶水褪变。人类圈己经越过优势生态位，甚至到达不适宜生态位，比如，在25度以上的斜坡上开垦耕地，在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地方发展旱作，土地生产力下降和生物多样性损失成为大势所趋。有生物学家估计，70-80%的植物和40%以上的哺乳动物遇到生存威胁。
从人类圈与生物圈“拿”“放”“占”三个维度分析，农业纪（1）在“拿”上，延续了森林纪掠夺生态产品的行为。在铜器之后，进入铁器时代，增加了农业生产力和军事战斗力，也增加了生态破坏力，冶铁使木材薪材需求更加旺盛，跨区域持续采伐林木。秦岭成为长安、洛阳的木材薪材主要供给地。采集渔猎者持续挺进深山老林，自然生态系统单向输出，原始森林再度向山岳深处退却，森林生态系统衰微。打井取水全面发展，从沿河而居到围井而居。黄土高原、蒙古高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前沿，战祸兵燹，森林（草原）遭遇焚毁。（2）在“放”上，中国曾有“夜土”回田的传统，人畜粪尿来自农田又回补农田，但“拿”多“放”少，特别是远离城镇的农田，难有足够回补，农产品进城即是土地营养丢失，肥田变瘦，土地趋向贫瘠化——全世界共同面对的农业可持续生产经营难题。（3）在“占”上，从平原到丘陵，大量森林、草原、湿地被开垦为农田、牧场。远离平原、丘陵的山岳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黄土高原的黄土呈粉尘状，失去植被后极易遭遇水蚀、风蚀。农业空间过度扩张，导致土地生产能力退化——沙化、荒漠化，加剧了水蚀——水土流失、风蚀——风沙尘暴。周代《诗经》已经有“泾渭分明”的描述，汉代更将大河改称黄河。灌溉农业还带来了土地盐渍化，土地失去了生产能力。呈现了林地—农地—盐渍地的土地退化过程。同时，也加剧了森林、草原、湿地、农田的碳排效，大量“绿碳”转化为“灰碳”，进一步损害了碳-氧平衡关系，积累了全球变暖的因素。地球陆地表面早已不再是本来的样子。
注：本文为党双忍著《绿色未来——生态空间理论与实践》一书内容节选。2024年1月20日于磨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