琥珀潭日记174：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晏弘

夜读《昭明文选》，“序”类入选序文九篇，其中有南北朝颜延之和王融同题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记叙君臣宴集，政治味浓，乃歌功颂德之作。而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述文人雅集，曲水流觞，俯仰一世，却落选《昭明文选》，有些蹊跷，不可思议。

要知道《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纯文学作品总集，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公元501—531年，死后谥号“昭明”）主持并组织文人集体编选，选录自先秦至南梁900年间130位作家的700余篇（首）文学作品，题材广泛，但不收经、史、子书，历来影响深远，名垂史册。

梁武帝起兵“代齐建梁”登基后，清除异己，大兴佛教，他博学多才，精通文史，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昭明太子借机欲成就“比隆周汉”一代王朝文化盛典，“风教化天下”，在此社会背景下，主编《昭明文选》，所选文学作品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即情文并茂，偏则不收，“文以载道”，有开创性，有代表性，艺术上侧重于骈文，思想上侧重于正统，推举儒教和禅趣，而认为《兰亭集序》虽是骈文，朗朗上口，朴素却过于纯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有贪生怕死之想法，更有模仿西晋石崇《金谷诗序》之嫌疑。

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世称王右军，他作《兰亭集序》时，《金谷诗序》已经名闻遐迩，五十余年前，石崇送别征西大将军王诩，召集“金谷二十四友”宴于金谷园，其中有当时鼎鼎大名的潘安、左思、陆机、陆云等三十人，“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王羲之有意效仿之，与政治家谢安、文学家孙绰等四十一位政界军界社会名流，在会稽山阴兰亭“修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其诗文总集写序，其中一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感慨时人看前人总是觉得前人更好。当王羲之得知时人把《兰亭集序》和《金谷诗序》相提并论，自己感觉胜似石崇，“甚有欣色”，惊喜有余，更有得意。

王羲之追求个性自由和个人名望，与皇室正统思想相去甚远。《晋书》称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东晋王谢两家豪门贵族，安享高官厚禄，结成政治集团，甚至联姻，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就娶了谢安的侄女即诗人谢道韫为妻。王羲之娴雅，不热衷政治，曾劝止殷浩北伐，历来成为政治诟病。出人意外的是，昭明太子主编《昭明文选》之后，编了八卷本《陶渊明集》，并为退隐躬耕、一介布衣的陶渊明作序，他如此评价：“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昭明太子说“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可见，昭明太子编《陶渊明集》是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人格魅力与道德风范的重大发现和极力弘扬，意在“有助于风教”，而蕴含个性自由、思想消极的《兰亭集序》，与“风教”格格不入，昭明太子弃而不选。

可喜的是，王羲之去世三百年后，所作《兰亭集序》被开明君主唐太宗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生前推崇酷爱、死后陪葬于昭陵，从此，《兰亭集序》其文及书法摹本大放异彩，美轮美奂。

是啊，时代迥异，主流不一，各有各的局限性，造就一批人也就埋没另一批人，无论顺境也好还是困境也罢，天理永存，道法自然。歌曰：

“前人望月古人心，今月曾照前人吟。

月下清影去来今，此影徘徊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