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以农为本，全面发展
现在，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将解决“三农”问题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予以重视，这不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上至关重要，在实现民族历史复兴上，同样是一个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措施，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都不为过。这是因为，在解决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问题上，只要没有摆脱靠天吃饭之前，这个问题就仍然是带有“根本”的性质。
一、“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依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中国，自轩辕黄帝时，就在治国上提出了以农为本的思想，认为国之本在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顺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有耻则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也。① 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每出现一个划时代性的历史转变，在以往的历史上都要经历万年以上的历史过程。中华大地上自进入农业经济生产为主，至今为八千年左右。对于生产方式的转变，现在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基础，但离彻底摆脱靠天吃饭，尚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发展，已经不是不相匹配的问题，从全局性的总体上说，是世纪之差！所以，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而求全面发展经济的思想，仍然不失其历史意义。
农业经济生产，主要是解决人民吃饭、穿衣这种人类社会生存的必需品，以及为轻工业生产提供一部分生产原料。这样，我们就必需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明白中国农业所处的生产环境、资源、生产水平、抗御自然灾—————————
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害的基本能力、以及人口增长方面的基本情况，并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方能使我们不至于盲目乐观，而重视到发展农业生产在实现民族历史复兴方面所具有的历史性、战略性伟大意义。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五十年的平均人口增长速度，是明朝万历初至1949年这三百七十多年增长速度的10倍左右，是公元初至明万历初年一千五百七十多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的两万多倍，而人口总数则已是那一历史时期人口的二十多倍。兹列表如下：
中国汉代以来人口增长变化简表
年代
户 数
人口总数
资料出处
公元2年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12 233 062
13 233 612
59 594 978
59 194 978
《汉书·地理志下》
《后汉书·郡国志》
公元57年
（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
12 233 612
4 271 634
59 94 978
31 007 800
《晋书·地理志上》
《后汉书·郡国志一》
公元136——141年
（东汉顺帝永和年间）
10 780 000
53 869 588
同上书，注引应劭
《汉官仪》
公元156年
（东汉桓帝永寿二年）
16 070 906
50 066 856
《后汉书·郡国志上》
公元157年
（东汉永寿三年）
10 677 980
56 486 856
《晋书·地理志上》
公元263年
（曹魏景元四年）
943 423
5 372 896
同上
公元280年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
2 459 840
16 163 863
同上
年代
户 数
人口总数
资料出处
公元589年
（隋开九年）
8 907 536
46 019 956
《旧唐书·地理志一》
公元618——626年
（唐高祖武德年间）
2 000 000
显庆二年杜正伦答唐高宗问
公元627——649年
（唐太宗贞观年间）
3 000 000
《通典》
公元726年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
7 069 565
41 419 712
《唐会要》、以及
《旧唐书》
公元755年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8 914 709
52 919 309
《通典》
公元756年
（唐肃宗至德元年）
8 018 710
46 285 161
《旧唐书·职官二》、以及《唐会要》
公元760年
（唐肃宗乾元末年）
1 933 124
16 990 386
《新唐书·食货志二》
公元806——820年
（唐宪宗元和年间）
2 473 963
《唐会要》
公元976年
（宋太祖开宝末年）
3 090 504
《宋史·地理志》
公元997年
（宋太宗至道三年）
20 882 285
46 734 784
同上
公元1077年
（宋神宗熙宁十年）
14 245 270
30 807 211
中国汉代以来人口增长变化简表 （续表1）
中国汉代以来人口增长变化简表 （续表2）
年代
户 数
人口总数
资料出处
公元1086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
17 957 092
40 072 606
《宋史·地理志》
公元1102年
（宋徽宗崇宁元年）
20 264 307
45 324 154
同上
公元1391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
10 684 435
56 774 561
《明史》、《明通鉴》载明造《黄册》统讲数
公元1578年
（明神宗万历六年）
60 692 856
明丈量土地后的数字
公元1749年
（清乾隆十四年）
177 000 000
清《皇朝文献通考》
公元1780年
（清乾隆四十五年）
277 000 000
同上
公元1786年
（清乾隆五十一年）
391 112 486
清《续文献通考》
公元1844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
419 441 360
同上
公元1860年
（清咸丰十年）
260 924 674
清《续文献通考》
公元1862年
（清同治元年）
255 417 320
同上
公元1923年
（中华民国十二年）
411 000 000
邮局估计数
公元1929年
（中华民国十八年）
475 000 000
陈正谟的估计数
公元1949年
541 670 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数
中国汉代以来人口增长变化简表（续表3）
年代
户 数
人口总数
资料出处
公元1952年
574 820 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数
公元1953年6月
601 938 035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公元1957年
646 530 000
国家统计数字
公元1978年
962 590 000
同上
公元1979年
975 420 000
同上
公元1980年
987 050 000
同上
公元1981年
1 000 720 000
同上
公元1982年
1 031 882 511
全国人口普查数
公元1990年
1 160 017 381
同上
公元1991年
1 158 230 000
国家统计数字
公元1992年
1 171 710 000
同上
公元1993年
1 185 170 000
同上
公元1996年
1 223 890 000
同上
公元2000年
1 295 330 000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人口增长速度如此惊人，然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水资源等，非但没有增加和改善，而且还在不断地恶化。如黄河、塔里木河等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断流，不少湖泊干涸，许多湿地消失，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甚至有些地方因过度开采而出现地面下沉，西北土地的荒漠化速度加快，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大兴安岭、祁连山、昆仑山等森林覆盖面积不断缩小，再加上水、空气等环境污染等等，都对农业经济生产从多方面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而农业生产设施、科技发展又由于多种历史与现实原因的制约，不仅进展缓慢，甚至在少数地方还有退步现象存在。这种情况就远不足以抵御自然灾害，基本上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中。如此，一旦出现大面积的连续性的自然灾害，就将会极其严重地危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会出现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要严重的情况，因为人口的基数比那个年代增加了一倍还多！这是一个不容许我们有任何乐观的极沉重理由。
所以，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对于现在，甚至是未来的一个历史时期，仍然有着指导作用。
二、科教兴农，亟待发展
自轩辕黄帝之际起，制历授时，以指导百姓顺时而树，强调治国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知地宜，节民力，因天之生以养生。因而，中国在历法制定方面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这种思想，正是上古的科教兴农思想。现在，我们提出“科教兴国”，这是正合轩辕黄帝的治国思想的，是对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很好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我们这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更应当在科教兴农上加大工作力度，因为，围绕发展农业生产而亟待加强的科学研究项目，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其研究进展的难度更大，这是时代发展向我们提出的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研究课题。
例如：如何从宏观上研究全球的气象发展变化趋势，作到较有把握的年度气象预报，以指导作物种植局部性、地域性调整，以指导全年抗旱、排涝、防汛、防范农作物风、霜、雹、病、虫等类灾害；加强农业生物、遗传、转基因等应用研究，培育出更多能够提高农作物品质、抗旱、抗风霜、抗病虫害、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各种农作物品种，加以推广。因为，只有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前提下，才能够最有效地克服广种薄收、耕作粗放、费力多而收获少的局面。而唯有克服了广种薄收，才能最有效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搞好生态建设，从根本上扭转农业生产所存在的不利条件，改善农业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上的良性循环，保持农业生产发展的后劲。
从历史上说，具有近万年农业生产历史的中国，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环境，破坏得是实在够惨重的了！举例而言，在山西、河北、内蒙古到处有煤田，煤是由什么生成的？难道不是森林、柴草等类植物由于地质运动埋藏于地下而形成的么？这就说明这些地方原先的植被很好，而不是从来就是荒漠、秃山。桑干河、汾河这小两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如果不是在历史上森林茂密、湖泊遍布、动植物繁多、可供生产力低下的古人类索取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怎么古猿类会从喜马拉雅地区迁徙至此，就繁衍，就发展，并成为以泥河湾为中心的亚洲古人类生存进化地、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考古研究证明，就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上，桑干河、汾河流域，以及内蒙古大草原，植被情况都是相当好的。
然而，现在这个地区的荒山秃岭上、荒原上，则几乎到处可以见到裸露着石质化了的一堰堰耕地痕迹，依稀可辨的荒漠化农田痕迹！大多数的史学家们都知道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一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渐次南移现象存在”。但是，为什么要南移？则没人进行研究，给出过一个科学的答案。原因，就是这些学者大约都对历史上广种薄收的粗放型农耕经济生产，对于自然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知之甚少。植被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发生，而水土流失严重后，由于山脉、土地不能涵蓄一定的水分，就会出现河流缺水、消失，湖泊缩小、干涸。土壤中水分少，就产生土地荒漠化，河流断水，湖泊消失，就空气干燥。空气干燥，在华北这样印度洋、南太平洋暖湿气流影响较弱的地区，降雨量就会极大限度地减少。而降雨量减少，则又导致的是草木不生、难长……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而事实上，农业生产上广种薄收的粗放性生产，对于植被的破坏、土地荒漠化的造成，对气候的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并不是发展很慢，经过百年、千年才会显现出来，而是非常之快，几十年就会严重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三年困难时期”的垦荒，“以粮为纲时期”的树木砍光，“大批促大干时期”的开垦草原，所造成的张家口地区现在常年降雨量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减，就是例证。不信者，搞一点历史调查，研究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是很容易、很快的，但要恢复、改善，却是非常非常艰难而缓慢的。由此而言，只有加大科教兴农的力度，充分运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力量，现代化信息技术，现代科学管理观念，市场竞争机制，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的综合性改造与装备，努力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质量，提高土地、水源、劳力等方面的利用率，大幅度降低农产品的成本，才能从宏观上彻底改变直接关系到民族兴衰的农业问题。
三、应当有计划地实行“移民脱贫”
现在，从全国而言，贫困人口多集中在农村。而在农村，则贫困人口又多集中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过去，我们的“扶贫”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救助，有人称此为“输血工程”。年复一年，费时很久，花钱不少，成效不张，有些勉强“脱贫”的农民遇有生病、灾害等类原因，复又陷入贫困之中。究其原因就是生存条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因为，山区行路难，吃水难，种山坡地产量不高，为生存只能走“广种薄收”的老路。而这种“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存在，则又是造成荒山秃岭、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根源。虽然，在“学大寨”的年代，也动大工程修了一些梯田，但不仅不能浇水，不好耕作，运肥、收获中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有不少因高埂坍塌，又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水土流失……由此而言，对于这些农民还不如有计划地实行移民，帮助他们一劳永逸地彻底改善生存条件。这样，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第一，有利于退耕还林、保持水土、极大地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有利于改善山区贫困儿童上学条件；
第三， 有利于大村庄、小城镇建设，为农村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文明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四，从长远的角度而言，变“输血”为“造血”，能够使扶贫资金发挥更大的实际效益；
第五，最重要的是能在很大程度上彻底改变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脱贫之后不“反弹”。
第四，要使农民富，必须改革旧体制
农民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农民不富，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也就很难实现。要走致富之路，依然是要对旧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⑴ 改变城乡二元管理体制
全国是一个社全整体，然而，我们在城市与农村则一直实行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二元体制性管理。这在客观上就极大地限制了城市与农村之间人口、人才、技术、资本、物资等各方面的自由流通。我们虽也曾提出过加强工农联盟之类的政治口号，但并未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建设中同城市、工业互根、互依、互为影响和制约的辨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富裕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遇到的户籍、住房、农民工子女上学等许多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总根子，就在于这种二元管理旧体制没有打破。
⑵ 改革现有的农村管理机构
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也只改了一半：农民种植经营获得了自由，由此焕发出来的劳动积极性就支持中国工业、城市等各方面改革走到了现在。而另一半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旧管理体制——“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则换成了乡政府的牌子保留了下来。这就是经济基础作了改变，而作为“上层建筑”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则未作丝毫改变。所以，这个旧体制一直在改革之中制约着农村改革进程：改革之初，拔农民田里自由种植的苗，随意变更土地承包合同等类事件，就多出于乡政府还按着“公社管理”的旧思路干出来的荒唐事；现在，这一大批人不但未能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个乡中少的四五十位，有的镇甚至有近百的干部在“吃皇粮”！而地方财政则又养不起这么多的人，特别是在相对贫困的地方，地方财政拨款只能够发放乡干部工资的百分之三四十。如此，乡镇主要领导的思想、精力，都花在了如何搞到数目巨大的资金来发放工资上。当然，拿不到工资的这些乡镇干部，家中都有妻儿老小，也都要吃饭，从乡政府领不到应得的工资，也就只好自己开动脑筋去想辙。这就是给农民减负总是减不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乱摊派屡禁不止，乃至愈演愈烈的根本性症结所在。虽然过去也曾多次搞乡镇人员精简，但减到谁都是一件十分难办的事。弄上一阵子，照样还是原班人马动不了。
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乡镇领导也都大伤脑筋，办企业，一要资金，二要资源，三要设备，四要技术，五要管理，六要产品销路……谈何容易？由此而又有好多由乡政府集资办起的所谓“乡镇企业”，有的只圈了一块地皮，其资金就被挪用发了急需发的工资。有的勉强办起来，或因技术不过关，或因产品质量不合格，或因没有市场销路等种种原因又停办。由此而欠下了更多的债，搞出了新的恶性循环。
其实，解决这类问题，也还是个如何深化改革思路的问题。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就在于其要不断地针对社会实践发现的新问题而提出新理论，做到与时偕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具有生命力；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也在于“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不能与时偕行，不进行不断地变革，就没有出路。一行变革，就自然会充满生命的活力。
现在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农民致富缺乏种植、养殖等各类科学技术知识与技术指导，而农村则又在多数地方没有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推广部门。农民自由经营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管理”人员，而大批乡镇干部则又人浮于事。假如将现有乡镇干部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农业科技培训，使这些有一定文化的、工作在农村的、又比较熟悉农民的基层干部，每人都能学到几门种植、养殖科学技术，组建一批有偿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示范、推广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此，则既能顺利地实行乡镇干部精简，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使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免除后顾之忧，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过重的问题，还能使农民确实学到农业科学技术而致富。同时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中，使致富的农民付出适当的报酬，使科学技术进入实际的市场经济运行之中，也能体现科学技术的应有价值，一举可获数得。如此，则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进行一场农业技术革命，以改变现有的农业种植结构，使其因地制宜地逐步走向规模化、集团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使富民政策真正得到落实，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增加新的动力。
⑶ 解决好土地实际经营问题
实行联产承包土地责任制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使得同样多的土地生产出了更多的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供给了城乡生活消费。同时又极大程度地解了生产力，使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支援城市和工业建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农户因病、因残、因逝，失去了家庭劳动力，其原承包的地地不能很好地继续耕种；有的因为外出打工，而顾不上耕种原来承包的土地；还有的是缺乏不断更新的农业种植技术，其所承包的土地生产潜力得不到正常的挖掘和提高…… 而更加重要的是此种以农户为个体单位的联产承包土地责任制，极大地限制了规模化、机械化生产，以及阻碍开展其它建设所需的土地征用。所以，适时、顺利进土地流转、确权，就是又一个在农村必须适时进行的工作。
解决好农民致富问题，是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其出路还在于深化改革。只有不断地在改革的实践中提出新问题，分析、研究、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大胆地改革，才能改变不断减负、不断扶贫的困顿局面。
只要改革，就会有出路。只要不断进行改革，就能走出一条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