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有参股或控股的资本投融资平台公司于一二级市场负面案例层出不穷，是前行经济系统性反应。相关基金运作的争议关系中，这类案子中的管理人如果不能协商解决，一般后果很严重。如中铁融信诉西部信托案败诉，信托不承担赔付责任，中铁融信需全额赔付基金认购及投资人损失。按说可以不赔付？但没有纯法务纯财务那么简单。首先他们嵌套交易层业务时，空口说白话没人信，得找到金主拿出真金白银；其次现今玩票的，很少再有容易被骗纯小白，一般都是不看见刚兑铁券不打款。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非银金融与理财业务难做的根本原因。小白中的自然人韭菜，割无可割了。企业法人中的优质韭菜中，主要的国企组成部类中，最近十年内由新设平台公司及刚入企业道的行政官员型经营小白把控的国企组成。因此，先后临近的兑付期表现场景下，最近几年雷声隆隆，无非多数是各种企图不劳而获的本金覆水难收，部分夹杂着众多国企官员滥用决策权寻租被纪检刑侦爆头。真正不愿意尽快平仓清仓的管理人，比较少是仅仅为了套取管理费的，无非是追求价值回报存在出货时点方面的不甘心。
不作为管理人，国企直接进入二级市场，则不存在这类直接赔付情况。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法务上只存在财务上的中介权益与收益盈亏，卖壳卖壳、买货平仓，盈亏自负。这是一众国企不愿意直接参与二级市场的原因。这些企业的职能部门、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过去一般以为中介及通道是增加了安全垫，同时习惯了刚兑与人情两大潜规则，加上拿惯了投资建议权与决策权的私人红包礼物，随即可以各种理由引入中介交易机构或管理型参股人。比如理论上的招投标及间接人才合作模式。这还同有关领导的专业水平与判断力无关。水平差或优柔寡断，要么直接干砸了，要么干不成反而保住了本金。当然，同比能力圈内，特别是相比那些把自己干“双开”或干进牢里的哥们，虽说资产增值及增值人才理念不指望，但保值藉此行得稳那居然也成功德无量。
但总体上，一二线城市玩家逐渐吓跑了。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特别是父母官及属地国资委习惯看正面消息，听闻负面消息比较迟缓或被隔离，最近一些年，大量三四线省会及地级（设区）市国资国企有样学样。但大多数主官没想到“时间差”，不仅是个抽象概念，更是只具体杯具。时间差语境里，分别包括利好没来利空难出，国企官员型决策者又比较晚真正获悉榜样们的真实及即将来临的悲剧表现。毕竟榜样们前面投入的感情（本金加上舆论官宣）与利息或投资回收败相，也不在一个确定性的目标与不变时空之内。
企业资本运作一旦直接或间接只是作为企业主营业务本身，说到底，无论多少嵌套权责之下的基础——底层业务干亏了，表内表外或明里暗里的管理人的黑字白纸，还得拿到法庭上去说并被认定，最终关键还是要真有钱来赔。只要真正拿钱的没钱还？那么各层挂羊头卖狗肉或站台兜底喝大酒时称兄道弟的哥们关系，就都是没有意义的。打板子时，至少法律上与股东毛线关系都没有。喝大酒、称兄道弟之潜规则，留待下一次生意往来之时。
值得注意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还要靠求爹爹告奶奶的拜码头找关系模式的勾搭各级官方的原始权力钦定路引——这类喝大酒路子，妄想玩票类金吃利息业务，自己玩不了或以为可推责开始勾兑中间商野路子，后果难免很严重。扫货与将希望放在别人手中，或将自己的钱放给控股股东以为可以免责，或以为攀上大佬一定能保旱涝保收，以及抱着大家都对规则置若罔闻的法不责众与暗箱操作的侥幸或自负观念，不亏损或不出事，一定是大盘普遍看涨。甚至可能出现大盘普涨，偏偏这边厢亏掉裤子等等深套表现。
黄金时代，鱼目混珠，不排除就有个把有钱人偏好那一口的金主；白银时代，夹带私货，或可瞒天过海，白纸黑字欺骗看不懂的。然而，韭菜于野，官员型国企一般都是盘中肥肉，各种众目睽睽。你想要投入本金轻松赚利息，中间商层层却都想吃差价，关键还得看借钱的到底是想替你赚利息还是存心要吃你的本金。企业生来谋利，吃相难看不难看那是评价政府性质的标准，没赚到钱才无人理睬。
应该说，大多数国企或机关化体制的企业不是一开始就是一锅粥，而是要么一颗老鼠屎搞乱一锅粥，要么是折腾来折腾去打乱了原有框架格局，要么是无法摆脱行政管理体制如同慢慢被文火熬成。但绝大多数行政型经营活动，最可控的运作模式是资本运作。毕竟权力组成的组织部及其决定者不懂各个企业的真实业务及反应机制先天不适，以及具有明显的一旦确定或施行则过程与结果不可逆的反应属性。而在此基础上，一旦又被强制要求资产或资本收益率，这些企业的主营业务核心商业模式，就不可避免倾向类金非银业态。其中，嵌入交易型裙带关系与执业操守风险，则可能更加导致严重问题与后果。
市场化是唯一出路。专业市场需要专业化队伍。然而，专业化市场是基础，才能塑造专业化队伍及促进建立专业化队伍反过来不断优化专业化市场的良性机制。“基础不稳，地动山摇。”与之不同的是，行政权全面覆盖了决策机制与资本运作及经营管理思想。这既是“国进民退”现实过程之因，也是民营及外资非银类金机构承压出现萎缩结果与趋势之因。
应该说，旧有模式（存量）仅靠传统救济途径是不够的，扯皮双方用足程序仍需维系业务活下去，新的模式需要现有的经济动能与不断增长的经济价值来开拓。
过去的，过不过得去？现有的业务，是否可持续？今后的商业模式，真的想好了吗？但需要提醒的是，起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样的思路，已经过时了。但仍旧还有希望。毕竟派得进去干部，至少说明目标企业还可以正常运行；打得了官司，至少说明被告还没有出现法定代表人跑路表现。
再次郑重提醒：如果经济只是靠有限的企业，有限的企业只是靠纳入人才库的有限的人才，并且一切变与不变取决于唯一有权的政策体系输出与附着的跟从补贴机制，那么，无论这些为数有限的企业单体集团或子公司有多大，这些有限的人才在体制看来有多香，政策初衷有多么善良，对市场而言都肯定是不行的或不够的，对长期发展更是不可持续的，以及其中拿人民的财产针对这部分有限人群的试错型培养模式都凸显政治失德的恶劣性质与程度。为什么这样强调后面这句话，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行政干部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者，好比抽象观念到具体问题的距离，经常是遥远的。说起来头头是道，但神形毗邻貌合神离，干起来风马牛未必相干，何况也是不可避免容易从中渔取个人私利，特别是充斥着强烈的私人政治功利目的。但现状是，上一直接位阶的行政权决定了企业干部的委派与变动，这些获得行政授权的企业经营者又直接决定了企业各项资源的调配与流转。这才是当下经济参与及发展活力面临结构性矛盾问题的症结。当断则断，缓而图之？依旧是放在决策权被高度集中的大盘上，最明显及最不愿意真实面对的难题，考验塔尖决策者们的个人水平、时机与运气。而他们的表现，直接决定了经济与社会的命运。
收尾赘述。善恶初衷与实际水平所取得的远大效果，不一定相关，但经常是好心未必办得了好事。如果没有好的体制，好经也被歪嘴和善念歪；有好的体制，基于嗜利与猎取政治功利的目的行为，也可以被塑造成与民谋利。因为说得再漂亮，也不会改变市场以每个人的收入与购买的需求困难现状所构成的基本就业与发展危机——此一矛盾格局。可见，行政与市场、政府与企业，遵法自行，慎而远之，不可一体，更不可出现行政与民争利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