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江洋说，如果从社会效果的角度看，科技革命的提法确无不可，但是，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不用革命这个词，而用科学连续发展论，也能说清楚，而且说得更清楚”；将科学革命说用作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石，反而不利于构筑强盛的科学传统，事实上，“科学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科学革命”；至于“科学中心转移说”，尤其是“下一个科学中心是中国”，那不过是国人的良好愿望，中国科学会发展，会走向强盛，但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可替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因此，“将科学中心转移说用作中国科技政策决策的理论依据，也是有问题的”。
没有预定的科学革命，并不代表中国不能实现科学起飞。科学技术进步是国家繁荣和文化复兴的关键，也是人类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必由之路。袁江洋认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业已初步实现技术追赶和经济起飞，实现科学起飞是当下中国最关键的任务。
在袁江洋的研究中，美国和日本的科学技术发展道路，向科技后发国昭示了一条实现科学起飞的现实道路。这条道路既不适于用“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现象”，也不适于用流行的“科学革命”概念及模式来描述。
袁江洋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技术领域已经经历了一轮爆发式成长，技术追赶期已经趋近尾声。中国科学发展正步入科学起飞期。
袁江洋认为，没有必要设想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会在不远的将来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来，也没有必要设想中国将引领未知的下一场科学革命或科技革命，而应该选择走“构筑一流科学传统、稳步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现实道路。构筑有利于实现中国科学起飞的经济支撑、社会保障和科学文化氛围。
“严格来说，科学自产生以后，就不曾被连根拔掉过。”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认为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发生，并且正在中国发生。 “中国老一辈学者提科技革命概念，是用来替换政治革命概念的。” 经济观察报：关于科学革命，大家会提到库恩，尤其是他提出的科学范式转换。 科学革命说的兴起 “美国接过日耳曼人的精神旗帜，要重整科学精神、重整欧洲精神、重整日耳曼精神，这就是科学革命学说兴起的背景。” 经济观察报：那么对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其实是持一个否定的观点。
技术革命问题
“拥有技术，则拥有现在；拥有科学，才能拥有未来。”
经济观察报：从科学本身进展看，没有发生革命，但技术本身有一些变化，它可能导致社会剧烈的变化。从经济史看，存在着类似于库恩科学革命概念的工业革命解释。
袁江洋：如果仅仅从社会后果上解说并使用科学革命，不必去较真，但若是这种后验的说法被先验地加以运用，则会出问题。
工业革命这个概念也是后验的，17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之时，当时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工业家都不曾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场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19世纪有人提过工业革命，但迟至老汤因比《工业革命讲演录》出版，工业革命的概念才最终成型。因此，“工业革命”也并非把一切拔掉重新开始的进程。把旧体系全部摧毁，构建一个全新的体系，如果这么定义革命，那么，没有技术革命，也没有工业革命。
基于社会效益界说的工业革命概念，跟我主张的科学连续发展论在产生社会效应这一点上没有本质区别。科学技术进步，无论是连续的，还是革命式的，都会产生社会效益，都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从科学技术的社会效益角度出发的，这与说科学革命是思想革命有着重要区别。
为什么科学革命说不能作为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因为科学革命不可预知。科学革命什么时候到来，科学家自己都不知道，最顶尖的科学家都不知道。我们难以预先构想出一场将要发生的科学革命，并且将它化为现实。
经济观察报：经济学讲了一个大约为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一些人相信，技术革命的周期和这样的周期密切相关。
袁江洋：这个理论所假定的“科学原理——技术原理——应用技术”之间的互动作用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上，现在全球通行的“基础科学——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划分及相关的R&D资助模式与之并无矛盾，但是，将60年的周期当作是一项经济学规律来看待，可能是成问题的。抛开了科学，直接将技术革命视为这一周期运行的底层逻辑，则更不可取。
历来就有技术自主论者强调技术独立于科学，至少在1860年以前是这样。但是，科学史家也提出了与技术自主论相反的论题，即科学渗透论，譬如，18世纪初期欧洲采用牛奶漂白，其背后的科学原理是燃素说，后来，氧化说出现，漂白剂则改用次氯酸钠，因此，并不能认为1860年以前技术发展与科学无关。在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中，可更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与开发之间的关系。
东西方社会发生大分流，西方先于东方第一次走出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西方从13世纪起开始发展科学和教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项由Jakob B. Madsen 和 Fabrice Murtin于2017年发表的内生经济学史研究表明，从13世纪年到2000年，英国人均GDP持续上升，决定着这种持续经济成长过程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演变，而是科学和教育的持续发展。在将近800年的时段里，英国人均GDP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更迭而发生同步变化，即使是政治革命的到来，也没有打断其稳步上升的节奏。（注：相关论文为British economic growth since 1270: the role of education）
我的观点是，拥有技术，则拥有现在；拥有科学，才能拥有未来。
当代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科学，不光是要发展技术。中国技术已经在国际技术马拉松竞赛中跑进了第一集团，在此情形下，要继续增加耐力的话，就必须以强盛的科学为底蕴，而中国科学至今仍然谈不上强盛。
科学中心转移说的谬误
经济观察报：科学中心转移论，有很多人认可。一个解释是历史路径依赖，先发者会排斥新兴的东西。很多人认为，科技中心在转移，我们中国有机遇，并且要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超越。
袁江洋：凡是用投票决定的，就不是科学，科学从来不投票。科学真理在其被揭示之初往往只在掌握在极少数最杰出的科学家手里，他们完成其科学发现之后，科学界最终都会予以承认。譬如，联合国就某决议召集100位科学家进行投票，宣布90人同意，还有10人反对，这不叫科学。
我在2003年就发表过《科学中心转移规律再检视》一文，质疑科学中心转移说。总的说来，我个人认为，科学中心转移论不能成立，更不能设想世界科学中心将在近几十年内从美国转到中国。
首先，以国家为单位的科学计量模式本身存在问题。在全球承认科技-教育兴国原则的条件下，经济实力不足、人口不足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参与世界科学中心的角逐。
其次，历史上经常出现多中心并存的情形：汤浅光朝以一国重大科学成就占全球重大科学成就的25%为判据判定科学中心国，但是，在德国居于中心国地位时，德国占25%，英国占22%，事实上，英国自17世纪以后，其重大科学成就份额始终在20%以上。数值就差三两个点，就说科学中心转移了？若加上技术，英国自17世纪到1900年，英国所占重大科技成就份额始终在25%以上。
第三，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个国家在全球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中所占的份额是60%左右，将科学、技术分开统计，情形亦复如此。也就是说，将英国、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加在一块，它们的重大科技成就份额也远不如美国一国。设想美国的重大科技成就份额从60%迅速下降至汤浅科学中心指标即25%以下，与此同时，中国所占份额超过美国并超过25%，只能说，这也太敢想了，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按照科学中心转移论的80年周期来看，美国的科学兴隆期已超过100年，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科学技术正在走向衰落。
先发者排斥新思想之说不值一驳。
从长时段全球史角度来看，人类科学发展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两条重要条件：
第一条，在价值论上承认真理，并且将探索真理确立为至上的事业。不认同求真的价值，一个国家、社会或民族就不会将大量的财力和智力投向科学和教育。
第二条，只有强盛的国家、社会或民族，才有实力将大量财力和智力投向科学和教育。
因此，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促进中国构建一个强盛的科学传统。一个拥有强盛科学传统的国家，一定是其科学和教育获得了充分制度化发展的国家，一定是能够站立在人类智力事业的巅峰不断完成科学技术创新的国家。
过去相当长的历史上，中国的君王和士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相信“修齐治平”，甚至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每当新朝建立，必修前朝历史，必检视前朝兴亡之因，或归咎于宦官误国，或归咎于外戚专权，或归咎于权臣当道，却没有意识到，王朝兴衰的背后是马尔萨斯陷阱在起作用，没有注意到，历代新朝无不建立于人口曲线的低点上。凡新朝建立，皆路不拾遗、天下安宁；凡王朝末期，皆哀鸿遍野、天下大乱。中国士人没有真正地“发现自然”，也没有觉得探索自然是崇高的事业，他们的智力大多被约束在四书五经之上。
要摆脱这种未经启蒙的不自由状态，就需要承认真理的价值、承认由真鉴善的科学价值论，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大力提升社会理智。
发展科学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中国已初步完成了技术追赶，已然面临着科学起飞问题，未来20-30年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科学后发国的追赶道路
“对中国来说，最重要是，构建一个强盛的科学传统，一个最强大的科学智力库。”
经济观察报：你在最近的论文里总结了美国、日本科学起飞的经验。就是先是技术追赶，然后有科学起飞。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说科学是连续的，为什么作为科学的后发国家能够超越原发的欧洲。
袁江洋：当我说科学是连续的时，我是指人类科学是连续的，而不是特指哪一个国家而言的。对于国家而言，发展科学，需要很多严苛的条件：首先要有对科学价值的认同，我个人主张应该确立“由真鉴善”的价值论主张，动辄以求善的理由给求真施加各种限制，就如同中世纪欧洲动辄以宗教理由迫害自然哲学家一样；其次，要发展科学，还要有强大的经济，因为科学研究需要大量投入，看似在烧钱，而且产出难以提前预定。还有，科学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
科学走上制度化发展道路以后，也是很难被摧毁的。近代以降300年中，英国的科技长期稳定发展，一直处于世界第一集团的最前列，原因是英国是欧洲率先开启并顺利走上科学制度化发展道路的国家。
科学的制度化为科学知识以及人才的代际遗传提供了根本保障。在现代条件下，一旦开启并完成科学制度化，几乎不可能再回过头来开倒车、放弃科学，所以说科学中心转移说并不是铁律。所以，我在20年前的文章中建议说，不要寄希望科学中心在短时间里从美国转到中国来。
科学制度化的核心就在于构筑强大的、可持续的科学传统。这个世纪之初，日本政府曾宣布要在未来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以此作为日本发展科学的中长期目标。当代中国在追求实现科学起飞之目标时没有必要这样做。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强盛的科学传统，一个最强大的科学智力库，如若它未来有一天发展得比美国科学传统还强盛，那以后中国以后还是有可能在科学上超过美国的，但这远不是近期能够实现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我看到你特别注重的一个概念叫谱系，怎么理解。你提到一些关键的人，比如说标志美国科学传统兴起的一个化学家亚当斯。
袁江洋：我说的谱系是指科学思想谱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大写的人”，区别于社会学家们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后者是在空间中展开的“大写的人”——他们之间存有共时关系，能够以某种方式围绕共同关心的科技问题，或者如库恩所言，在共同的范式下展开研究。
科学思想谱系是与科学传统成对出现的概念，正如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与范式概念成对出现一样。科学思想谱系概念完全不同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概念，前者强调思想内核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后者强调相似的名称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蕴含，强调断裂。
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科学思想谱系。在考察经验探索方法的发生发展历程时，我们可以看到，从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到阿拉伯的海什木，到中世纪后期的罗·培根、奥卡姆，再到近代的弗·培根、伽利略、波义耳、牛顿，再到后来的孔迪亚克、穆勒等哲学家，乃至20世纪的经验主义科学家和哲学家（如马赫、石里克），所有这些科学家或哲学家，都或多或少贡献于经验探索方法和模式的开拓、充实和澄清。所有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历时两千多年的思想谱系，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均存在着思想上的关联。
应用科学思想谱系——科学传统成对概念，我和我的学生们曾研究过亚当斯化学谱系，我们的一个直接目的在于弄清一流化学传统在美国何时崛起。我曾为中国科协设计一个滚动研究项目，题为“中国当代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并且承接了化学家学术谱系研究课题。我们发现，亚当斯共培养近200名博士，其中还有7位中国学生，包括袁瀚青、邢其毅等在内。亚当斯长期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系主任，他致力于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研究，并在化学与化工之间搭起桥梁，为化工界输送大量人才，他还在战时从事科学政策工作，协助范尼瓦尔·布什制定美国化学化工发展战略。最重要的是，他拿到哈佛博士后曾到德国镀金，但他的弟子已无需镀金，其中有人诺贝尔奖金得主，有人发明尼龙，还有人为美国高分子化学发展奠基。所以，我们提出“亚当斯时刻”概念，以此指示一个国家的科学或某一学科全面崛起的时刻。
经济观察报：科学起飞，其实就是让这个时刻出现。
袁江洋：我们只能观察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强盛的学术谱系，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学术谱系甚多，但拥有世界一流研究传统的学术谱系却甚少。
经济观察报：我们现在有院士。
袁江洋：但是几乎没有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定律。
科学、自由和伦理
“关于科学与自由之关联，一说自由是科学之基，我认为，科学乃自由之路。”
科技突破的机会 “中国须始终坚持开放。须发展科学。须诉诸于长时段的努力和期待。” 经济观察报：回到当下，目前，美国似乎在阻碍与中国科技各层次的交流。历史上，先进国家对后进国家的技术封锁，曾经发生过。在这种存在某种隔绝、竞争的环境下，从科技史的角度看，科技突破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袁江洋：我赞同萨顿的观点：创建科学，无论是古代形式的，还是现代形式的，均不是单一文明所能完成的事项。我个人以人类思想成就和物质成就的汇聚、整合与创新，解释科学的发生，解释科学思想的跨文明传播、接受与重建进程。 希腊、阿拉伯、基督教徒西方社会分别主导了历史上的三次“汇聚、整合与创新”，而科学思想的发展主线是亚里士多德知识范型，柏拉图知识范型只能说是围绕亚里士多德知识范型旋转的副线。 罗马文明并没有传承亚里士多德知识范型，故而罗马人并不注重科学与哲学。就细节而言，罗马人接受柏拉图学园七艺模式，但没有机会接受亚里士多德。 阿拉伯人有幸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知识范型，但因内忧外患，科学理性精神在伊斯兰文化圈高开低走，虽然推进了科学发展，但未实现全面突破。 基督教西方社会通过南意大利、西班牙两条通道，获取了阿拉伯文化的知识成就与方法，于13世纪构建经院哲学，用亚里士多德主义替代了罗马时代的柏拉图主义。又两个世纪后，现代科学兴起。 中国迄今尚未站上全球文明思想成就汇聚的高峰，尚舍不得放下老祖宗牌位，谈何汇聚！在思想方法上，科学思维常常让位于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谈何整合与创新！ 因此，中国须始终坚持开放。 须发展科学。这里指真正的基础研究。 须诉诸于长时段的努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