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脱贫攻坚后贫困问题的“教育+产业+社保+慈善”联动治理构想
彭小兵/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后脱贫攻坚时期，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国家需要考虑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重要课题，需突破的核心科学问题是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联动层面的体系创新上去揭示教育、产业、社会保障、公益慈善等四个领域协作参与贫困治理机制，并厘清贫困治理中“教育+产业+社保+慈善”的互动机理及其联动过程的权责边界。
一、当前脱贫攻坚处在一种转折点上
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脱贫即将实现，脱贫攻坚战即将收官，贫困治理将进入到新的领域和后脱贫攻坚时期，并全面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提出“要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前，尽管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整体贫困基本解决，精准扶贫成效显著，但由于体制、机制、自然、地理、历史以及个体自身素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返贫风险、相对贫困现象和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困差距客观上依然会长期存在。此时，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将是未来后脱贫攻坚时期反贫困工作的重点，扶贫开发需要由突击性、紧迫性、特殊性的“各个击破”工作转入常规性、持久性、制度性的“协同共进”工作。
二、后脱贫攻坚期贫困的联动治理构思
根据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教授创立的协同理论，后脱贫攻坚时期的贫困治理，应在脱贫攻坚阶段的“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导的输血式扶贫”过渡到“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导的造血式扶贫”之后，开创一种“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导的协同式扶贫”，构造一种可以实现信息、制度、文化之协同的多元协同式扶贫模式，建立一种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户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和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基于此，我国需要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层面去深入构造相对贫困的联动治理机制，形成主体、观念、信息、制度、过程的协同，并针对全国各地不同贫困问题的产生根源和主要特征，构建以教育、产业、社保、慈善为基础的多元发展体系，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结构和多层次资源支持体系。上述构思，转换为学术语言，就是构造“教育、产业、社会保障、公益慈善”四位一体的相对贫困联动治理长效机制，优化产业为基、教育为本、社保为底、慈善为辅的协同治理政策体系。
三、后脱贫攻坚期贫困的联动治理建议
贫困的联动治理，要精准相对贫困的测度。当前的贫困线严重低估了贫困深度和忽略了贫困心理陷阱。在后脱贫攻坚时期，贫困人口收入峰值超过贫困线，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线的“摆尾”现象减缓。此时，相对贫困测度需要平衡东、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差异，克服基尼系数等基础标准测度的局限，广泛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工具。
贫困的联动治理，要明晰贫困的空间梯度分布机理。贫困问题具有典型区域特性，我国区域相对贫困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都呈现出“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的空间梯度分布，此种贫困分布形式的背后，是教育缺陷、产业束缚、社会保障不足和公益慈善事业滞后，是这四个方面中一个或几个因素出现了问题。基于此，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解决的国际经验与政策梳理，基于贫困人口的特征进行适当区分，整合资源构建产业、教育、社会保障、公益慈善“四位一体”的机制创新及其政策链，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造血”能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的联动治理，要促进教育参与机制创新。绝大多数相对贫困问题，尤其是精神贫困以及由于懒惰、缺乏知识和能力引发的贫困，其解决机制和根本路径在教育。因此，贫困治理的关注点是从国民教育机制与制度创新和文化价值更新的角度，深度探索后脱贫攻坚时期教育参与的贫治理机制。
贫困的联动治理，要促进产业竞争机制创新。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在以乡村产业为内核的乡村发展。因此，在绝大多数农村，贫困治理的出路是产业振兴，这也是产业扶贫的聚焦点。产业问题是经济问题、市场问题、竞争问题和资源配置问题。显然，贫困治理的重点是从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和资源配置、要素市场改革与创新的角度，深入探索产业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创新机制。
贫困的联动治理，要促进社会保障机制创新。即便是有了教育的公平发展和产业经济的繁荣，还是会有贫困现象的客观存在。在市场经济解决经济发展的效率后，会有一部分贫困群体（如不具备或丧失了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在市场自由竞争中处于弱势，可能被市场所淘汰。这个时候，国家的社会保障，是为这部分在竞争中落败的贫困群体进行兜底的重要机制。
贫困的联动治理，要促进公益慈善（+社工）干预机制创新。在贫困治理问题上，政府是促进教育平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保障力量，产业发展和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激活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活动效率的根本机制，而公益慈善事业，是有效应对政府兜底失效、市场效率追求下的贫富差距的重要补充。因此，贫困治理尚需要公益慈善事业的介入和社会工作的干预，这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基本要求。
总之，在后脱贫攻坚时期，反贫困需要构造“教育+产业+社保+慈善”的联动治理机制，教育可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产业可以提升贫困人口的造血能力，社保可以保障基本生存条件，慈善可以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在相对贫困情境下，“教育、产业、社保、慈善”这四个要素的联动作用，促成了个体发展与政府、社会的连接，具备扶贫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