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诸侯纷争，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赵简子为了吞并古代国，精心策划、导演了一个大阴谋，并不惜以牺牲其亲生女儿为代价：他先是假意睦邻，将其女嫁于代王为妻，使代国对其丧失必要的警惕；随后，赵简子又散布自编的神话，说他一次外出，遇到了在上帝身边做事的一位神人，说是上帝赐给他以宝物，到了他儿子们主政之时便可得到；最后，他召集他的儿子们到一起，郑重其事地宣布：他将上帝赐给他的宝物画符以镇，这符就贴在常山（恒山）上，谁能上常山找到镇宝之符，看到宝物，这宝物就归谁。结果，他的儿子们都上常山去寻符找宝，大家都说咋找也没找着，唯有毋卹说：“已得符矣”！简子让毋卹说说是何宝物？赵毋卹说：“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由此，赵简子认为长子伯鲁无志，不及“狄婢”所生的毋卹聪颖高志，日后能顺利实现他振兴赵家的宏图大志。于是便废长而立幼，让赵毋卹做了太子。
公元前475年，赵简子去世，赵毋卹嗣位，是为赵襄子。赵襄子灭代心切，丧服未除，就北登夏屋（地在今山西省代县东北六十里），请代王。席间，使厨人为代王加食为由，突然用铜杓击杀代王及其随从，迅即发兵占领了代国。
赵襄子灭代之后，派使者迎其姐姐代王夫人回赵，代王夫人随使者上路不久，路过一座山下，代王夫人悲愤之极，流泪高呼曰：“代已亡矣，吾将何归？”随即拔下头上的筓子，磨之于山石，刺喉而死。代地的人们对这位忠贞的夫人非常怀念，就在她自杀处的山上建祠、塑像、焚香，以为纪念。并且，称此山曰“磨筓山”。
那么，这座“磨筓山”，到底是现在的哪座山呢？查一查历史地理书籍的记载，绝大多数都是不动脑子的传抄，以讹传讹，都记错了：
先是，郦道元在《水经注·水》篇说：“于延水又东南迳鸡鸣山西，《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北三十里，有（于）延河东流，北有鸡鸣山。《史记》曰：赵襄子杀代王于夏屋而并其土，襄子迎其姊于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将何归乎？遂磨筓于山而自杀。代人怜之，为立祠焉，因名其山曰磨筓山。每夜有野鸡，群鸣于祠屋上，故亦谓之鸡鸣山。《魏土地记》云：代城东南二十五里有马头山，其侧有钟乳穴，赵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义也。磨筓自刺而死，使者自杀。民怜之，为立神屋于山侧，因名之曰磨筓之山。未详孰是？”
《水经注》的“存疑”两说之载，是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的。所以，此后的地理志书，就依《水经注》的倾向性说法，多载鸡鸣山为代夫人磨笄自杀之处。如：
《隋图经》云：鸡鸣山，在怀戎县东北，本名磨筓山。昔赵襄子杀代王，其夫人曰：“代已亡矣，吾将何归？” 遂磨筓于山而自杀。代人怜之，为立祠焉。因名其山曰磨筓山。每夜有野鸡群鸣于祠屋上，故亦谓为鸡鸣山。《太平御览》引录同此；
《通典·州郡八》记：怀戎，汉潘县地。有鸡鸣山，本名磨筓山，赵襄子灭代，其姊磨筓自杀，因为名。代人怜之，立祠，有群鸡鸣于祠上，故名鸡鸣山；
《读史方舆纪要·直隶·保安州》载：磨筓山，州西（应为‘东’）北二十里。《史记》：赵襄子姊为代王夫人，襄子灭代，夫人磨筓自杀于此，因名曰磨筓之山。代人怜之，为立祠，每夜有野鸡群鸣祠屋上，亦谓之鸡鸣山；
韩湘亭编著的《历代郡县地名考》亦说：鸡鸣山，在直隶宣化县东南，一名鸡鸣山，即古磨筓山，每夜有野鸡群鸣于上，故名；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不仅存疑，两说俱录，且又作想当然的古史附会，产生了新的错误说法。其原文如下：
鸡鸣山，在察哈尔宣化县东南，亦作鸣鸡山，即古涿鹿山，黄帝败蚩尤于此。《水经注》“〈魏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北三十里，有〔于〕延河东流，北有鸣鸡山，赵襄子杀代王，其姊摩筓于山而自杀，因名其山为摩筓山。每夜有野鸡群鸣于祠屋上，故亦谓之鸣鸡山。”一云：唐太宗北伐至此，因鸡鸣而名。山产煤，现由平绥铁路局开采。
以上所引古籍之载，都是一种错说的传承。其理由如下：
第一，赵襄子杀代王而迎其姐姐代夫人回赵，是在公元前的475年。是时，赵国都城在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太原。而迁都邯郸，则是在事隔八十九年以后的事。如此，从代国都城赴晋阳，走得是代国都城东南九宫口、经走马驿、到倒马关方向的古道，而绝对不是从代国都城往东北的鸡鸣山方向，走居庸关大道。因此，《魏土地记》的记载是正确的，代夫人磨筓自杀之处是古代国的马头山下，而不是鸡鸣山下；
第二，马头山在代国辖地之内，距代国都城只有二十五里。而鸡鸣山则距代国都城200多里，从来就不是代国的土地。赵襄子杀代王迎其姐姐回赵国之时，鸡鸣山属于燕国辖地，代国人如何能到燕国的国土上建祠纪念代国夫人？所以，郦道元在《水经注·水》篇对鸡鸣山或为代夫人磨筓自杀处，是一种无据的推测；
第三，宋代以来的一些历史地理典籍，在记述唐代以前处于燕代地域的历史遗址、历史地名常常产生错误，其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自石敬瑭将幽蓟一十六州地送于契丹后，整个宋代都未能收复这些失地。所以，在记述唐代以前的一些历史遗址与地名时，往往是不分对错地照抄前代典籍，再加以主观臆说。正因为如此，关于代国夫人磨筓自杀之地的记载，除了北魏以前的《魏土地记》之外，就只有唐代的《括地志》与《元和郡县图志》两书。两书所记都是除了引录《魏土地记》的记载外，又按唐朝实际建置载：“磨筓山……在蔚州飞狐县（治所在今涞水）东北百五十里。”
《元和郡县图志》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括地志》的影响，而《括地志》则是按贞观年间的实际地名经一定的实际考查而写成的，所以其准确性就较其它地志书籍为高。
第四，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倾向性记载，是受到了鸡鸣山建有北魏文成皇帝拓跋濬的奶娘昭太后祠而产生的。
文成帝的奶娘常氏，是辽西人，入宫后，太武帝拓跋焘就选她做了其孙子拓跋濬的乳母。因为这常氏抚养太武帝的爱孙极其“慈和履顺”而且在一次宫庭事故中，又“有劬劳保护之功”。到拓跋濬登上北魏皇帝的宝座后，就尊常氏为“保太后”——也就是保姆太后的意思。不久，又将“保”字改成了“皇”字，称“皇太后”，与文成皇帝生母的称呼一样了！
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四月戊戌日，这“皇太后”常氏崩于寿安宫，于是，问题也就来了：常氏为乳母，虽被皇帝尊称为“皇太后”，但毕竟不是皇帝的亲生母亲，既不能葬入皇陵中与其父长眠，也不能安葬于皇陵之侧伴君于地下。当然，这常氏亦是聪明人，没有被“皇太后”的称呼叫糊涂，死前，就曾留下过遗言：要求文成皇帝将她送回东北老家安葬。而文成皇帝拓跋濬呢，则引太武帝葬其乳母于崞山另建寢庙享祭的故事，与送回东北老家安葬之间，来了一个折中：从北魏国都平成（今山西省大同市）送常氏棂柩往东北的方向，于五月癸酉之日葬常氏于鸡鸣山，上谥号曰“昭”，史称“昭太后”。并在山上为其乳母建庙、塑像、置守陵户二百于山下，每年四月忌日，请和尚摆水陆道场，大做颂功佛事，以为纪念。由此代复一代，就逐渐形成了每年四月初八鸡鸣山赶庙会的地方性习俗。
鸡鸣山的昭太后祠内所塑的昭太后坐像，正是一名中年贵妇人怀中抱着个小男孩的形象，而郦道元虽为北魏官员，则不知道发生不久的北魏宫廷史事。面对代地马头山因距战国初年历史已近千年，代夫人祠早已无存，而鸡鸣山昭太后祠则新建不久，香火正旺的情况，他就在疑惑之中产生了倾向性的错误。
至于明代以来典籍误传鸡鸣山得名，是由于唐太宗北征，夜宿山下，闻山上有鸡鸣之声不绝于耳，因命之曰“鸡鸣山”，则是无根附会。因为此事涉及问题较多，为着行文之便，我们将另外详说。
综上所考，鸡鸣山原非代国夫人“磨筓”自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