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统税的实质性分析
　　整体来说，统税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一个新税，就其分量来说，是国民党政府税收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因此，在旧中国赋税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其实质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才是。
　　统税在开办时，税率较旧税大大提高。例如麦粉，开办统税前每包征银是四分，1931年实行统税时，改为每包征银一角，提高了一点五倍。其余各项货物的税率开征后，大部分都有提高。统税征收数量也迅速增加，1927年统税开办时，征收总额是六百万元，1928年达到二千九百七十万元，仅一年时间就增加了近四倍。1935年，统税征收数量已达一亿五千二百四十万元，占了当年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六，这些急剧增加的统税收入，来自于对广大消费者的剥削。统税时由购买商品的广大消费者负担的，而统税货物又是人民生活的必须品，因此，统税无论是税率的提高，抑或是征收总量的增加，无疑都是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征收统税时，是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直接威胁。统税征收的对象，大多数是民族工业的主要产品。而这时的民族工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已处于萧条，多数民族工业工厂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旧货过多，新货很少，资本周转极为困难。再遇统税增加，真是雪上加霜，只好被迫减产或关闭。还必须指出的是，统税征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重于外国在华企业。以棉纱税为例，棉纱统税征收标准以二十三支为界，二十三支以上为细纱，以下为粗纱，细纱又有三十二支、四十二支、六十支、八十支等；粗纱又分二十支、十六支、十支、四支等。支数不同售价即异。支数相差越多，差价越大。当时六十支纱售价四百元，征统税十一点六二五元，四支纱倍价一百元，征统税八点五八元。前者售价是后者的三倍，税负之差却仅三元，前者仅比后者高出百分之二十六点一九，如果以从价计征计算，前者纳税率是百分之二点九，后者却是百分之八点五五。可见，这种税对生产细纱的厂家有利，对生产粗纱的厂家不利。问题在于，细纱生产者多是外资在华工厂，民族工业工厂多数是生产粗纱的。因此，纳税低的是外资工厂，纳税高的却是民族资本工厂。统税不但未能保护民族工业，反而打击了民族工业。民族工业不只受到来自政府高税率的打击，还要遇到税制给于优势的外商的竞争。该税加给民族工业的负担，已不是阻碍其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威胁其生存的问题了。
　　国民党政府对统税曾多次进行修改。这些修改都是征得了帝国主义同意或给予外商以优惠后进行的。否则，外商就“抗不照纳”、“不肯就范”。外商又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特大税户，如1936年占统税收入的第一位的卷烟税，百分之六十一来自英美烟草公司。如从这点看，即使华商卷烟厂全部关闭，仅靠英美烟草公司，国民党政府的烟税收入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帝国主义通过统税支持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即投挑报李，通过统税给帝国主义以更大利益。如通过所谓预付税款的办法，在税款上给英美烟草公司以很大折扣，预付七百五十万元，准作税款一千万元，折扣竟是七五。于此可知，外商事业愈发展，国民党政府就愈有税可征；国民党政府愈有税可征，外商事业就愈能从种种优惠中获得发展的机会。这再次表明，国民党政府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一致的。
　　综上，整体上来说，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统税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榨取，是对民族工业的沉重打击，它只对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