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乘龙升天”是怎么回事？

                 曲 辰    唐淑云

        关于轩辕黄帝“乘龙升天”之说，是黄帝史迹诸谜之中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个。因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为此打一场没完没了的笔墨官司。言之者，引经据典，描绘得活龙活现，有鼻子有眼，真好似连自己都是亲眼见到过的一样，对此深信不疑。也有一批人，还专门进行烦琐的考证，以言“首山”、“荆山”、“鼎湖”在什么地方，而为佐证。直搞得连古代帝王寿终正寝，也言为“圣驾龙驭”或“龙驭宾天”，意思是也如同轩辕黄帝一样，骑上神龙，飞升上天，作天庭里高贵的宾客去了。这，不仅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也如此，就连在海内外广为发行的刊物，不是也将谈黄帝“乘龙升天”的文章作为正面宣传材料而刊载么？可见，这轩辕黄帝的“乘龙升天”之说，其影响是很大的。而驳之者呢，从古至今，也不断有人著文广证博引，申述自己的意见，他们或刊刻成书以传后世，或发表于学术刊物而作争鸣。如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张照的刑部尚书，就言“黄帝亦入耳，非能乘云驾风，长生不死，如彼所言神仙者也”，并在重新校刊《史记》之时，将此载于书首；现代学者吕思勉先生，在他的著作《先秦史·五帝事迹》之中，指斥“黄帝乘龙升天”之说为“明明极不经之语，偏能引地理以实之，真俗所谓信口开河者也”。并由此而怀疑到《史记》之载，是否为太史公之原文，大叹“史事之不实”。至于张维华等，则由此而言在中国的历史上，本无黄帝其人。这也倒干脆而又干净，凡是搞不清的事，就都不存在了。

        但是，事情偏偏又不是那么简单的。在中国历史上，自古就有轩辕黄帝史事的记载与流传。这不仅幸存下来的先秦典籍中有记，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先秦著作有载，而且，秦汉之际的诸子百家都言黄帝史事，太史公司马迁又经考证，将黄帝史事撰述于《史记》之首，世代的中国人都尊黄帝为祖而自称其裔胄。这又怎么能够轻易地就否定得了呢？如此，轩辕黄帝是否“乘龙升天”，作为一个历史之谜，仍然需要我们来彻底搞清。

        其实，谜者，迷惑也。惑者，乱也。只要我们对一个史事的不同解释，溯流而上以求其源，就不难弄清事情的原委，以解开其谜，还历史于本来面目。纵观古今不少文章，言黄帝“乘龙升天”者，其引证多据《史记》之记。驳之者，也多据《史记》所载。同样一部历史著作，为什么到了不同观点的学者手中，竟会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述，得出两种互相对立的结论来呢？这就得从《史记》作者的写作态度、《史记》所载的历史资料是否可靠、以及引录者的史料使用是否正确来进行分析了。

我们知道，司马迁父子两代为史官，他继承父志发愤述史，占有的史料是极其广博的。更重要的是，他著述态度极其严肃而认真，既不逢迎权势而虚美，也不为帝王将相而隐恶，更不与圣人同是非，而是注重考信实录，接着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记述史事。故，博极群书的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和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杨雄，都一致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一部《史记》为历史的实录。至今两千多年以来，《史记》所载史料的可靠性非但没有受到否定，而且，随着古文字研究及田野考古事业的发展，倒是越来越多地得到证实。先前，在我国史学界疑古空气大炽之际，人们认为殷商属于历史传说时期，且文字也还是处在形成阶段中，司马迁所记述的商代史事是靠不住的。但自甲骨文被发现和研究后，却证明司马迁记述商史确有所本。到目前，通过考古发掘及古文字的研究，证明司马迁从西汉之时上溯一千五六百年，所记商代世系基本准确；在关于夏文化的考古探索中，又不断证明司马迁所述夏史不虚。作为生活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古代史学家，在追记上古史之中，能够作到如此准确，这是与他严肃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

比较而言，记述史事古人作伪较少。但上古之人因受认识事物的历史局限，受原始思维影响颇深，故记述古史多涉于神异。司马迁在应用这些史料之时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他自己就说过：“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他在记述五帝事迹之时也如此。那时候，学者们都谈五帝的事迹，但由于年代久远，比较可信的《尚书》等史籍所载，又是起自唐尧以后的事，缺黄帝、颛顼、帝喾的史料。而学者们虽多言黄帝之事，又往往杂有神异之词，使人难以尽信。孔子倒是著有《五帝德》、《帝系姓》，可有人又怀疑不是圣人之言而不传。于是，司马迁就循史传五帝活动之迹，“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到有关历史遗址、遗迹之地进行实地调查。结果，他经调查、采访而得到的材料，都证明《尚书》、《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所言五帝史事，不仅可信，而且事理至明又有灼见，只不过有些学者不去深加考究罢了。因此，他就撰写了《五帝本纪》，冠于《史记》之首。

按史料所载，司马迁至少有两次到过涿鹿，并登桥山以察黄帝葬处。故在《五帝本纪》中，特别载明：“黄帝崩，葬桥山”。至于有人据此而言“当时社会上言黄帝之事者甚多，作为一个撰写历史的人不能不写”，“司马迁写黄帝本纪，是费了极大周折，有不得不写的苦衷”的，黄帝事迹“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不可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的说法，则是大可商量的。因为，此说既不符合司马迁述史的客观事实，也丝毫不能说明包括《史记》在内的古代典籍所载黄帝史事都不是实际历史，同时也歪曲了司马迁为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而注重考信实录的审慎治学态度。与其他事物一样，史事中是有不少信疑之间事，倘求实，就必须细加考究。要考究，就必然要费些周折。若依“费了极大的周折”，便断定是“有不得不写的苦衷”，就不可信。那岂不是等于说，只有那些不用考究、不费周折的信口雌黄才最可信？

         那么，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明确地记载：“黄帝崩，葬桥山”，而为什么有人却偏能从《史记》中引出所谓黄帝“乘龙升天”的“证据”呢？说起来，这真是叫人笑破肚皮的荒唐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人世间，身无衣、肚无食、受尽他人欺凌的人，往往厌生而求死；而衣锦绣，食美味、为所欲为，役使他人的人，则往往求长生。古代帝王中梦求长生不死者数不胜数，汉武帝是最为出类拔萃的“杰出”代表。他好鬼神，信方士，服丹砂，求不死，最突出而又集中表现在兴封禅这件事上。坚信“人固有一死”的司马迁，对此当然有自己的明确看法。于是，在《史记》中，他就以自己扈从汉武帝封禅一十三载的亲见亲闻材料，写成了一篇《封禅书》，专记汉武帝信方士、行封禅、求不死的客观历史事件。如方士李少君自言其长寿，人们以为他是神人，汉武帝听到后便召见了他，指着官中的一件铜器问他是什么时候的东西。李少君说：“此齐桓公十年（器），陈于柏寝”。后来人们一看那铜器上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时器物，于是一宫人都大惊，越发相信他是神人了。李少君便大吹起牛皮来，说是炼丹砂可以成黄金，用这种黄金做食器而饮食便可长寿，长寿了就可以见到海中蓬莱仙岛上的仙人，见了仙人再进行封禅，就能够长生不死了。并说古代的轩辕黄帝就是这样做的。不料，后来这位神仙般的人物竟然病死了！而汉武帝则以为李少君没有死，他准是故意丢下一具尸体为假象，自己则化去了；之后，又有一个叫少翁的方士以鬼神之方见汉武帝，说他能使汉武帝见到神人。于是，武帝就封他为文成将军，给了很多赏赐。但汉武帝却总是见不到神人。李少翁先是说这是因为皇宫中的房屋陈设及被褥等都不像神仙之所，所以神人就不来。武帝就命入画了云气、神车之类来装饰宫殿，结果，还是见不到神仙的到来。少翁又说用绢帛之书喂牛，牛肚里就会有奇书出现。果然，这样做了之后，杀了牛，从牛肚里得到了一本很怪的“天书”。汉武帝觉得奇怪，有所怀疑，经过一查，原来正是这个方士弄虚作假，欺骗汉武帝。武帝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方士杀了；其时，胶东王死，其妃康后，一无子嗣，二有淫行，觉得地位已危，就想以其媚取悦于武帝，便派方士栾大去活动。方士栾大与少翁是同师，此人不光长得高大漂亮，并且有谋略，敢于吹大牛皮而又表现得极为真实。他对武帝说：他曾到海中见神人，神人嫌他地位低下，又伺候的是一个诸侯王，不配给他长生不死之药方。他曾想报效皇上，但又怕走了少翁伏诛的道路。一心求长生的武帝听了，立即撒谎说：少翁是吃马肝死的，你要是能给我搞到长生不死的药方，我怎么能不爱惜你呢？于是，栾大就对汉武帝说：要是能取得神人的信任，不光可以变黄金，长生不死之药可以得到，就连跟神仙往来也能办得到。只是，要取得神人的信任，就必须使派去求神人给药方的使者具有相当高贵的地位，并且成为皇家的亲属，佩有印信，神人才愿意接见，这才能与神人通言。不然，那是白搭。

   一心想成神不死的武帝自然信其言，就封栾大为“乐通侯”。又把卫长公主嫁给他，使他成为驸马。还刻了“天道将军”、“五利将军”等六金印给他，赏金万斤！就这样，栾大以能吹牛皮、能言鬼神之事，数月之间就“佩六印，贵振天下”了。于是乎，海上、燕、齐之地的人们，个个都满有把握地宣称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搞到不死之药，轻而易举地就能见到神仙……而汉武帝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封禅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折腾起来的。其时，汾阴有个巫师，说是他在为民祠祭后土之时，见到地上有个钩子一样的东西，一挖，便挖出一个宝鼎来。这个鼎非常大，并且和别的普通鼎不一样，没有任何文款。这个巫师将此伟大的发现报于官吏，官吏报告给河东太守，河东太守又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就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将这个“宝鼎”迎到了甘泉宫。就在这时，又有一个燕地的方士叫做公孙卿，说自己有一册神书要交给皇上。武帝召见他以后，问他此书从何而得？他说是有个叫申功的人交给他的，并说申功这个人常与神仙来往，曾受黄帝之言，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弹……则能仙登天矣！”接着，公孙卿就讲了一段轩辕黄帝乘龙升天的故事：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髯号……”

         汉武帝曾有位极受宠爱的王夫人（《前汉书》载为李夫人）。她死了之后，差一点没把武帝想疯！直想得茶饭不思，形容憔悴，恨不能令其再生，曾要方士李少君千方百计使方术以求见面。但求不死之心又胜于爱老婆百倍，当他听方士公孙卿讲了“黄帝乘龙升天”这个神乎其神的故事后，异常激动地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鞋）耳！”

在《封弹书》中，司马迁详细记述了汉武帝行封弹“遍于五岳四渎”，“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就连武帝自己，也觉得受了方士们的捉弄，“益怠厌方士之怪迁语”的历史事实，对历史上一场大规模的封弹活动，作了历史性的正确结论。他以如刀之笔，活龙活现地刻画了方士们为求富贵，迎合皇上喜好，鼓起如簧之舌，胡说八道，撒谎骗人而毫不脸红的丑恶嘴脸，描绘了汉武帝梦求长生不死，信方士，行封弹，被人捉弄的愚蠢之举。对汉武帝进行了入骨三分的讽刺与嘲笑！在《封弹书》的结尾，司马迁饶有风趣地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凡）用事于鬼神者，（由此而）俱见其表里！”

然而，自《史记》问世之后，竟然从古至今都有那么一些人，或引记述汉武帝封弹活动的《封弹书》中方士公孙卿信口雌黄的“怪迂语”，大谈轩辕黄帝如何“乘龙升天？，并附会甚么“荆山”、“首山”、“鼎湖”、乃至“龙须沟”等等地名，以证其说。到了现在，大约该着去详细考证黄帝所乘之龙，到底有几十列列车之长了！因为，高增安先生就说，一个紧挨一个地骑上7000多人，那龙也总该有一截子有零有整的尺寸才行的；而持相反意见的，则又据此而怀疑“《史记》之文，不知果为（太）史公元文否”。或言：“龙是传说中的神物，未有见者，乘之升天，纯是幻想”，因而得出一个“黄帝……是原本无其人，无其说”的结论来。对此，我们该怎么说呢？倘使司马迁再生，视此，也该哭笑不得了。我以为撰写这样文章的同志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轩辕黄帝既是我们的祖先，他就是人而非神。既是人，就不可能去乘那本属子虚的“龙”而升天。

考高先生之文义，当是想以介绍黄帝陵之角度介绍轩辕黄帝的历史功绩，但这又无法解释通黄帝都于涿鹿，为什么死后要葬于千里之外的陕西、甘肃交界之处，说不清这个问题，陕西的黄帝陵也就难于介绍。于是，不光引证了《封弹书》中方士公孙卿所讲的荒唐故事，而且又不得不“发展”它一下：其一，就是按方士公孙卿之语，群臣后宫从上龙者，原文为“七十余人”，高先生发展一下，成为“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千余人”；其二，因这个本来就自相矛盾的故事说，黄帝铸鼎于荆山下，鼎成之时有龙降迎黄帝的。这似乎以地点为“荆山”才对；然后这故事紧接着又说，“群臣后宫从上龙”者多少人，这又好像地点为涿鹿。但荆山也好，涿鹿也罢，都距陕西甚远。于是乎，就索性让那条“黄龙”腾空而起，飞到“陕西中部上空”，再降落一次而落到“桥山”，然后让黄帝与大臣们来一番“诀别”。这才让“黄龙再度腾空跃入云端”……

        那么，陕西的“黄帝陵”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对于这个历史之谜，我们将在《桥山为何有三次大搬家》一节中揭开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