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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威权政体进化为民主政体，再由民主政体回潮至威权政体”这个径路上而言，缅甸并不“孤单”，远于非洲的大数国家亦如此。譬如：1961-1962年，塞拉利昂实现民主，但于1967年，塞拉利昂重归非民主国家。到1996年，塞拉利昂重新实现民主，但次年，又重归为非民主国家。中非共和国亦是如此，1993年实现民主，2001年退出民主国家之列。到2005年，复又加入，但到2008年再次退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利比里亚，1997年，利比里亚实现民主，2001年重归非民主国家，4年后的2005年又再度回归民主。布隆迪则于2005年实现民主，但于2010年重归非民主国家。而这些国家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同属于世界银行所归类的“低收入国家”，也就是穷国。
那么问题来了，像缅甸这样的穷国，其民主为何不具有可持续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事实上，亨廷顿曾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波》里已经做过回答，他说：“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就这一问题，学界已做过广泛的讨论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曾表达过近似观点，他说：轮廓清楚的现代民主只可能出现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使用了各种显示经济发展的指数，如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与教育普及程度，并计算出当时欧洲大陆，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讲英语的非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民主较多或民主较少的那些国家的平均值。
通过这些广泛的信息资料，所做的全面统计检验对比，其结果显示为：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其财富、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程度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数就越高。反之，民主程度越低的国家，无论是财富、还是工业化水平，或是城市化程度，抑或是教育水平，其平均数都会越低。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李普塞特指出以财富、工业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为指标的经济发展程度，形成了一个与民主相关联的主要因素。在他看来，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人民的政治参与度。
李普塞特所观察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55年这10年间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那么他的观点在以后的时间维度里，是否依然能够站得住脚呢？博伦和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于1985年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一项针对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中，他们也发现，“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这篇题为《六十年代政治民主的经济与非经济决定因素》(Economicand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1960s)的论文里，他们进一步指出“人均国民收入（GNI）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解释性变项。”
他们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得到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继承和响应，并在他们的基础上，亨廷顿将一国经济程度的指标，从李普塞特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项指标简化为人均国民收入（GNI）一项。在他看来与人均国民收入（GNI）的高低相对应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以世界银行所公布的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予以分类，先后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与民主情况予以了考察发现：20世纪80年代符合“高收入国”条件的国家比20世纪70年代有所增长，既由原来的23个国家增长为24个国家。其中除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属于非民主国外，其他国家均属于民主国。也就是说民主国于该经济发展层次国家中的占比高达83%。而在另一个极端，即那些符合“贫穷国”标准的国家则多达42个，其中只有印度和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曾有过相对广泛的民主经历，其他的均属于非民主国。此外，在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也只有23个国家属于民主国家的范畴，5个国家可归入从非民主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剩余的25个国家仍然处于非民主状态。
正是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亨廷顿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正如历史经验所告诉我们的，这种相关性且是带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那么该国的民主程度相应地也就表现得越低。反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那么该国的民主程度相应地也就会越高。换而言之就是，一国的经济繁荣程度有多高，那么所对应的民主发展程度就会有多高。
当然，需予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贫穷国家就不能搞民主，而是说在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是不稳健、不牢固的。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基于对自1960年以来近140个国家跨度三十年的数据，所做的仔细的统计分析证实了这点。该项研究的统计结果显示，世界民主指标的平均值在1960年最高，达0.66。随后一路下滑，到1975年该数值下降到0.44这一低点。其后，民主趋势又逐年上升，到1994年，该数值回升之0.58。该时间段之世界民主的整体趋势，可参见下图：
来源：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虽然自1960年以来，非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民主，也出现了大幅下滑。这可从该地区民主指标的平均值看的出来，1960年该数值为0.68，但到1975年，该数值仅为0.55了。但很快就触底反弹，到1990年不仅回升至1960年的0.68，还创了新高，达0.69。而同期的南撒哈拉非洲的国家民主，也于1960达到顶点，该时期该地区的民主指标的平均值为0.58。但随后一路下滑，到1977年，该数值跌到0.19。后一直在0.2-0.25之间徘徊，只到1989年以0.18见底企稳并逐步回升。到1994年，该数值亦只回升到0.38而已。两个地区具体的民主走势可详见如下二图：
来源：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来源：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1960年后为什么世界民主水平会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呢？至少是1975年后的回升之势，为什么会如此之弱呢？巴罗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南撒哈拉非洲国家民主的倒退（亨廷顿则习惯于用威权主义的回潮来形容这种现象）。那么非洲的民主为何又会倒退呢？博伦的解析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许多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而走向了独立。并在独立之初，受过去殖民力量，或者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影响，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形式，而纷纷建立了民主制度。但到70年代早期，这些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上的大部分民主国家，都逐渐的演变成了一党独裁的制度（也就是亨廷顿所指的威权的回潮）。
亚洲的情况或许好一些，但其结果同样让人失望。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裴文睿（Randall Reerenboom）的观察就证明了这一点：过去那些试图在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的时期就实施民主化的国家通常都失败了，很多都恢复到了独裁体制。他列举了建国初的印尼、经济腾飞前的韩国，以及泰国这些例证。
也正是基于此，巴罗认为“民主和繁荣指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成为一条确凿的经验规律了”。这种规律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所对应的民主程度也会相应的更高。如果民主程度高于经济发展水平，那么最后可能的结果就如1950年代的亚洲，和1960年代以后的南撒哈拉非洲地区的那些国家一样，在没有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础的支持下，而出现威权主义的回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