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无一例外都发源于河流冲积的平原，水是孕育生命并组成早期农业文明的先决条件。作为《自然》杂志的资深编辑、科普作家，菲利普•鲍尔的这本《水：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谈不上有多么惊人的研究成果和独特发现，但却是采用了一种现代科学的视角，以水为切入点，将他对中国神话传说、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和科技艺术发展历程的理解呈现在我们眼前，如同一次跨时空的旅行，电影片段般的闪回，轻松有趣且发人深省。
关于水的记载，从《山海经》《水经》到《河防一览》《治河方略》，中国历代王朝都不乏名家能臣对此倾尽心力，并留下发明、心得与经验教训，以供后人参考。在整个欧亚大陆中，中国、俄罗斯与欧洲板块的地形与河流走向完全不同，这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和政治方式。中国西高东低，且东西直线距离超过5000公里，所以大部分河流走向为东西向，而同一河流的流域面积中，纬度基本一致，所以气候条件也基本相似，这就是早期的黄河经济带、今日的长江经济带形成的基本条件——气候类似，农作物也基本相似，人员迁移后适应新环境比较容易，也由此容易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并全力对抗来自北方草原部落的侵袭。
欧洲的地形则是南高北低，阿尔卑斯山都在地中海沿岸，除多瑙河之外，大多数河流为南北向，最终汇入北海、波罗的海及大西洋。所以北欧海盗跑到南边来打劫，基本是乘船顺流而下回家，而不是如同匈奴骑兵，南下劫掠后骑马回草原。类似于卢瓦尔河、塞纳河等西欧主要河流，长度都在1000公里左右，且四季降水稳定，落差不大适宜航运。由于没有类似于中国北方草原帝国的共同威胁，所以欧洲很难形成大一统帝国，相反，四通八达的水系和海上航线，使得失败者容易隐藏并卷土重来，即便是有普鲁士这样的强国、拿破仑这样的天才，也很难做到一统江湖——西边有一个一直执行“大陆均衡”策略的岛国英国，而东边又有一个一眼看不到头的俄罗斯。
中国的地域环境相对封闭——西南到东北，不是高山荒漠，就是漫漫无边的大海，横跨中国的大河都有几千公里的流程，三级地势落差巨大，使得水流演变成灾害性洪水成为一种必然。这也就是菲利普•鲍尔在《水：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中记载的黄河，历代王朝，不治水会造成灾害，而治水也只是治标——汇聚上百条大小河流的泥沙和垃圾，一路沉淀堆积淤塞河道，即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也不好处理，这也是洪水形成并最终决堤的元凶。而这一点，在欧洲的河流中并不多见。同时，周期性的气温和气候变迁，水量的大小往往会造成中国农业丰产或是绝收，而粮食作物等农产品难以长期储存，所以丰年多生娃的结果，就是灾年卖儿卖女。这一点，菲利普•鲍尔在欧洲很难看到。圣人出、黄河清的古老预言，并非发生在世界上其他的河流上，而在有文字记录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黄河也未曾清过。
由此，中国人将水视作为“神”，“龙”成为了水的代言人，而我们则是“龙的传人”，也就是说，水是如同养育中国人的父母一般的存在。对应的，和西方人与神讲和一般，中国人和中国哲学也学会了与水相伴——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赞美水，认为水是近于道。水没有固定的形体、色彩和居所，一直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不仅多变，而且“不争”，能顺势而为。水无常势，水无常形，道也如此，道不跟万物争，而天地万物无法与道相争。所以他提示中国人要学水的精神，抱着利他、不争的心态做事，才会如鱼得水。同样，儒家的圣人孟子，则将水往下流与人性本善相提并论，认为这都是天性。
所以，中国人即使远洋出海到达东南亚、中东各国，但在内地，对水仍然充满敬畏。基因中对水的崇拜和防备，使得中国人不愿意在水上面做更多的冒险。郑和七次下西洋最后终止，没有成为改变世界的哥伦布，首先在于宝船无法在内河抗洪中使用，无法提高粮食生产，使农民丰产并安居乐业，商业贸易换回来的香料、黄金、珠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桑麻。在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代里，所有的科技发明都难以持续获得扶持——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就有人质疑过这时候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发核武器值不值。而欧洲显然没有过这样一直难以解决的生存危机，所以，没有见过“白骨露于野”和“易子而食”的菲利普•鲍尔以及李约瑟，自然也就想不到，现代军事科技等杀人武器，并不能填饱肚子，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就失去了探索的本源价值。
上善若水，古代中国的生产力有限且工具简陋，单纯依靠人力，在面对几千公里长的河道巨龙面前，禹比鲧更明智的地方在于疏而不堵。道家的哲学思想精华也在于，清静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我一直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天人合一是人不能胜天之后的妥协之举。在随后的儒家思想中，治水就成了朝廷和官员的头等大事，因为这关系到大批农民的生计，丰收还是饥荒，不仅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更是千万人生存还是死亡的分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背后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治水”。通过国家介入和农民合作，政府、市场与乡村分别提供物资、费用和人力，而水系的复杂和多变，使得“治水”必须依靠集权和动员的方式，集合全民力量来完成，对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将“治水”这一工程的组织和管理过程，认定为是“国家比社会强大”的重要原因，客观的说，治水确实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治“大一统”的格局。
水系和流域的影响，也决定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物种和劳动工具的差别。草原帝国对黄河文明的侵袭，黄河文明向江淮流域的迁徙，中华文明对东南亚诸国的影响，都是顺着河道、洋流一步步的“顺流而下”。但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江河的下游区域比上游区域开化要晚，而且是在上游区域相互混战中为躲避战祸而南迁，自然也就不会如同欧洲一样，反复争夺形成了一个战争的巨大修罗场。虽然“若问千古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但整体仍然是不断南迁、北进、东渡、西扩——以中原为中心，以摊大饼的方式一层层对外扩展——可惜的是，西北陆地固然足够的空间，但比中原生存环境更为恶劣，而东南又面临漫无边际的海上漂流，对水的敬畏和远离农业的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最终走向了自我封闭。
菲利普•鲍尔的《水：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记录了古代中国关于水的神话传说，也有很多经典水战的案例，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和泛滥的经过，并想以此来印证中国文化与历史走向封闭的成因。在我看来，如钱穆先生所言，对中国历史需保有温情和敬意，而非一味批评与指责，对中国经济和地理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母亲河以及历代名家和人民的辛勤治水，同样也需要尊重、理解和深思。中国与欧洲虽然同属欧亚大陆，但地理环境和生存难度完全不同——其一，欧洲农业生产相对稳定，其二，海运航行有诸多岛屿且处于同一纬度，随时可以靠岸补给。所以，同样的技术水平下，郑和下西洋的难度和勇气，对世界文明交流的贡献，远胜过后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相继称霸大西洋的历史。
中国还是一个缺水的国度，如何科学利用水资源、如何利用水能形成新能源，是今天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面对流经半个中国的大江大河，治水与发现新能源、替代煤炭钢铁等高污染高能耗、低收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同样需要举国体制、市场调节和人民的积极参与。在这里，感谢菲利普•鲍尔提供的现代科学视角和宏观考据，但未来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形成更大的文明与辉煌，还需要我们自己立足于现有的地理因素，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断创新，以“四大发明”的智慧和勇气来完善我们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