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草包换来三天拘留背后的阶层对立思考
最近，贵州的任女士因为对社区书记骂了句草包，而被毕节市干警从省城跨市拷走并刑拘三日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虽然刑拘决定已被取消，但中纪委要求的是否存在关系违法办案调查结果尚未做出。笔者在此探讨的是：透过事件本身，谁来关注中国社会日益加深的阶层对立？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以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事物。后来改革开放后，国家领导人倡导不要过分争论姓资姓社，要抓住当前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个大矛盾，大力发展经济。社会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消灭阶级对立，但三大差距（城乡，工农 ，脑体）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还存在。近年来，关于社会阶层固化的研究和提醒逐年增多，声量越来越大，已经引起高层和学界足够注意。这起体制内人员对体制外人员的枉法报复，之所以引起舆情轩然大波，其背后是日益尖锐的阶层对立情绪。
顶层设计者提出的“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和“既得利益者是阻碍继续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等言论，凸显了中央对社会分裂的担忧，预警了对阶层对立加剧的干预。从骂声草包被拘留三天之事能引起中纪委关注并干预，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央对执法队伍中的知法犯法是有清醒认识和预防治理方案的。换言之：中国高层与底层民众是一条心的。
那为何总有违反中央精神的事件发生呢？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所在：就连体制内也存在阶层对立，既得利益者与改革开放者的斗争已经表面化。一方面，中央对腐败的惩处一直未松，另一方面社会上的腐败依旧严重；一方面，国家强调爱国奉献，同时社会上损人利己屡禁不绝；一方面，人民要求公平公正，同时社会上黑箱操作潜规则盛行！
笔者一直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内部有无数个世界。如果无视甚至不去解决这些既有矛盾反而去刺激和加剧这些矛盾，那么中国的未来肯定不是和平崛起，而是血雨腥风。
社会阶层分化，其实是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本身并不矛盾，产生矛盾的根由是利益分配机制！是权力行使机制！当年一大二公的时代，我们天天喊阶级斗争，其实当时的资本家，地主跟雇工，农民的利益差距并不一定比如今大。八国联军当年侵略中国所获得的赔款，好像也比不过当今中国上流精英主动流向外国的资本。旧社会恶霸欺负百姓，不一定比如今官痞更厉害，封建官吏公权私用，不一定比现在勾结黑势力的地方官更明目张胆！
多年来，国家为了社会稳定，在经济上一直采取的是做大蛋糕的方式。前三十年牺牲农民利益发展工业，后三十年牺牲大众利益，鼓励先行者先富，现而今牺牲年轻人利益，增加退休者养老。该一刀切的不切，例如按劳分配（此处特指按劳动成果分配）；不该一刀切的盲目统一，例如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甚至譬如疫情期间强行扫码，这让没有手机和不会用手机者无可适从。而在政策制定上，国家也是采取出台一系列带有特殊意味的区别政策，导致一国不一策，同事不同况。这些，都是阶层对立的诱因所在。
这种利益分配机制上的僵化，权益行使机制上的倾斜，无形中加剧了阶层固化，再裹挟进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社会大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交集已经越来越圈子化，小型化，固定化。这导致了一桌子十个人，虽然都说着中国话，却聊不到一起。生产，生活的圈子化一旦固定，阶层固化就会形成，时间一长，形成习惯，经济上的竞争关系最终导致阶层对立。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生动教材。
接上所述，社区书记与前夫两口子所代表的阶层，是不会尊重其他阶层的。他们一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核心力量，有权可以任性，有钱可以随意。这点从新闻跟贴中顶前夫行为者众多可以得出。而任女士等大众阶层则是希望法律可以公平，不会被人随意欺负。而公布取消违法刑拘的高层则是站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干预此事。若非舆情澎湃，他们也是没时间打理的。如此看来，目前至少已经三类阶层了，试想一下，他们可能坐在一起么？三者维护的标的本质可是不同的，分别是既得利益，合法权益，社会稳定。
总而言之，若按照价值链分，中国目前至少有规则制定者阶层，既得利益享受者阶层，新生、派生利益获得者阶层，利益得不到保障者阶层，利益不确定者阶层，既得利益被剥夺者阶层。再往细分会更多。故而，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俱为利往。马克思强调：在经济社会中，人的地位由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暴力工具专政；二是协调阶层平衡维稳。
这个事情很小很小，本来不该发生，就算某地偶发，也不应当引发全国性舆情大讨论，但是它就是发生了，而且闹得很大很大，很热门，说明什么？说明各阶层已经至少在舆论场上忍无可忍了！还不算严重对立么？！庆幸的是：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居然会引起高层注意并予以干预，这说明我们的领路人队伍是清醒的，是时刻保持警惕的，是具备干预引导功能的，国之幸莫过于此。中国明天依旧可期可待可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