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全球大流行的趋势来看，新冠肺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会影响到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蔡昉教授在其主编的《“大流行”经济学：应对疫情冲击与恢复经济增长》一书中，从生产制造供给和消费需求两方面，分析了疫情对于“三农”、就业与民生、中国与世界经济长期走势的关系。从目前疫情控制的现状来看，中国应该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其一，中国目前疫情控制得相对成功，具备经济复苏的条件，其二，中国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占比高达30%。中国经济一旦恢复增长，其超大规模市场及其潜力，将为随后的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巨大的需求，由此，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指日可待。最明显的一点是，中国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能及时修复全球的供应链体系，为其他国家抗疫提供医疗设备和治疗经验，阻止全球化的倒退。

　　除了对消费市场的刺激和复兴之外，基建投资也是摆脱疫情、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在《新基建：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一书中，国务院参事徐宪平先生领衔的课题组，在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等地与40多家政府部门和60多家重点企业进行调研，首次将“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划分为“新基建”发展的重要领域，而这其中，大型政企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是决定“新基建”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因素。这些大型的政企，不仅需要优化基础资源、数据、应用、生态，还需要联通以往的数据库，这意味着，除了要考虑数据安全因素外，新基建中的联接与计算，还需要充分利用传统的IT系统，使新旧系统平滑稳定过渡。

　　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为了摆脱疫情的影响，采用了“无限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的大国，在推进金融创新的同时，更注重全球经济的稳定、中国民生的福祉。在《中国金融创新再出发》一书中，黄益平教授领衔的《径山报告》课题组，围绕“金融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金融服务要适应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当下中国发展模式已转变为创新驱动型，而创新是一项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活动，但传统金融却要求短周期、低风险、高回报，所以金融服务，从业务模式到金融机构再到政府监管，都需要创新。未来银行可以考虑与资本市场联动，推动服务模式向“商行+投行”转型，以此更有效的助力实体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除了金融创新进一步助力于增长模式转型、服务实体经济之外，在《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一书中，周天勇教授认为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才是改革的关键，也是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最有效路径。在他看来，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改革，从中获得的GDP增长潜能，两项相加，年均仅在0.5个百分点上下。目前禁止交易的可交易土地，如果由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按此原则进行改革，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在1.30%到1.51%之间，高方案在2.2%—2.53%之间。其中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增长潜能占总改革增长潜能的60%到70%。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小企业，而这其中绝大多数又都属于民营经济。在胡德巧先生主编的《中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一书中，将2005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至今，各部门出台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规的政策性文件汇编在一起，无论是对于目前在恢复期的民营经济，还是对于研究民营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的学者，都标明了发展方向和原则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