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俊

 

 

 

 

 

内容提要：该文阐明了老子的“以德治国”的思想，与孔子的“以道德治国”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子的“以德治国”，蕴含了深厚的民主思想的观念，并成为了今天“以德治国”的理论基石，对指导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而孔子的“以道德治国”，其实质，是于事无补的空谈、空想，对此，这在“以德治国”的今天是必须要彻底剔除的。

主题词：“德治”“以德治国” 渊源 实现

 

 

 “德治”，即无为而治，就是老子讲的“以德治道”。当这个“道”表现为“政治”，和“政权”、“权利”等等的时候，就反映为“治国之道”了。所以，老子的“德治”，讲“以德治道”，其实就是讲的 “以德治国”。

老子的“以德治国”与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国”在字面上是没有区别的。然而，在内容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为什么？

这是因为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思想来源是孔子，及其孔孟之道。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可见其中的“德”指的是什么呢，却原是“伦理道德”。故其意在于“德化教育”。但是，在老子思想及其《道德经》中，却根本就没有伦理上的“道德”概念。正是如此，老子的“以德治国”与孔子的“以德治国”就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那么，本文基于老子与孔子在“道德”思想上的不同，通过比较，看看老子的“以德治国”与孔子的“以德治国”之孰优孰劣。

 

一、

 

在老子思想及其《道德经》中，老子讲“道德”，但是，他讲的“道德”绝非是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而是将“道”、“德”分开，并赋予了各自独自的意义。具体的说，“道”，即主要指的是“为王之道”；“德”，即为“为王之道”的思想、行为规范。

在“道”与“德”的关系上，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1]；又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2]。从而老子提出了“道、德一统”的思想。即，如果说，“道”是盛水容器中的水的话，那么，“德”就是这水的高度。故“道”和“德”它们只不过就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两个方面而已。正是如此，故在老子看来，“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并明确的提出了“道高则德高”、“道低则德低”，反之亦然的思想。这就是老子“道、德一统”的思想。

同时，老子为了使“道”用于正道，而不是邪道，从中老子揭示出了“以德治道”，即“以德治国”的思想。老子“以德治道”的思想表现在“得道”和“治道”两个方面：从“得道”方面来看，老子揭示出了“德高道高”的思想；从“治道”方面来看，老子揭示出了 “德治”，即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

那么，具体说，老子“德治”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呢？

在《道德经》中，老子揭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

其包括：

一是“忘我”、“无私”观。

老子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3]。他认为，“道”，即政权、权利，和政治等等养育出来后，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而正是有了这种高尚的品德，故能“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做到“忘我”，方能实现“有我”。

二是“爱民”、“顺应民心”观。

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他认为，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天下苍生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以爱天下苍生为已念的人，百姓才会相信他，并靠他为百姓办事，百姓方才放心。老子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4]。他认为，圣人的思想虽然是经常处于变化之中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变化，都要把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才能够做到“德善”、“德信”。

三是“契约”、“平等”观。

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他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了结大怨，而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最重要的是，要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彻底的解决了。老子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5]。他认为，“德”是通过凭借契约办事所表现出来的，无德的人才会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东西。故按照契约办事，方才能够做到对等、公平，体现出“平等”，体现出“以德服人”。

特别是，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老子认为，原木可以分开做成各种各样的器具，但它们都不失“木”的本性，圣人就是据此道理去进行管理，所以最好的管理是不伤害万物的本性。这在老子看来，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贯穿“契”，以实现“契约管理”。

四是“正义”观。

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中的“道”，从老子的“道、德一统”的思想去看，“道”就是“德”。故这句话也可以视为：以“德”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而其中的“德”，就是指的上述老子的“忘我”、“无私”、“民爱”、“顺应民心”、“契约”、“平等”观。这些思想和观念，正构成了“正义”的本质内容，和构成了衡量战争是否“正义”的判别标准。

同时，“正义”也反映在对待战争的立场和态度上。老子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又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又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在老子看来，滥用“兵”、滥用“武力”，带来的是灾祸，令百姓痛恨，而有“道”、“德”的人，是不会滥用“兵”、滥用“武力”的。即使发生了战争，出现了战祸，老子认为，也要做到“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五是“无畏”观。

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认为，只要一个人连死都不害怕了，那么拿死去威胁他，这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还能再怕些什么呢？在老子看来，有了“不怕死”的这种胆量和气魄，必然会表现出“道高”来，而“置于死地而后生”。

老子上述的思想和观念为人们勾画出来了一幅“德治”的政治的兰图。

这就是：

从“忘我”、“无私”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不能专有和依赖国家机器，即通过“武”和“武力”来治国，而必须做到将手中的权力用于为百姓谋福利。只有百姓得到了幸福，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从“爱民”、“顺应民心”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关心百姓疾苦，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做到顺应民心，并身先士卒，勤奋踏实，忠于职守，带领百姓去谋利益。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百姓推选出来的人；从“契约”、“平等”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按照“契约”原则去行政，不能言出法随，不能政出多门，而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取民于“德善”、“德信”；从“正义”观念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支持和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无畏”观念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发扬不怕死的精神，并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老子的“德治”政治主张蕴含了深厚的“民主”思想。

其根本表现在：

一是老子的“无私”、“爱民”思想，概括的说，就是“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老子这个思想，是与他批判统治者的“霸道”、“暴政”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老子看来，统治者之所以会出现“霸道”、“暴政”，正是追求“特殊利益”的结果，是“不爱民”，而且“伤民”的结果。因此，老子讲“无私”、“爱民”，就旨在杜绝统治者的“霸道”、“暴政”的出现，从而体现出了“民心”思想。

同时，老子讲“柔弱胜刚强”[6]，其中的“柔弱”是为百姓，而“刚强”是为统治者。故老子的“爱民”思想，是建立在“尊崇百姓，尊崇百姓对社会历史产生巨大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的，旨在要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要顺乎民心。顺之，则事成；反之，则事不成。故体现出了“民心”思想。

因此，老子的“爱民”思想，与“民心”思想是统一在一起的。故表现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以此，体现出了老子“德治”的“民主”本质。

二是老子的“契约”思想，概括的说，就是“有德司契”的思想。老子这个思想，也是与他批判统治者的“霸道”、“暴政”的思想一致的。

在老子看来，统治者之所以会出现“霸道”、“暴政”，正是依赖权力，“以力服人”，即“以势压人”和“法令滋张”的结果。而这些，正是“无德”的表现。故老子认为要杜绝“霸道”、“暴政”，就只能讲“契约”，做到“以契施政”。只有这样，才是有“德”的表现，才能体现出对等和公平，做到“以德服人”。

正是这“契约”关系，体现出了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等”、“公平”的关系，即“平等”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自下而上制定出来的，看得见、摸得着，一旦逾越了“契约”规定，被统治者就可以说“不”，故利于被统治者的有效监督。

因此，老子的“契约”思想，其所体现出来的“对等”、“公平”思想，是与“平等”思想统一在一起的。故按照“契约施政”，以此，则体现出了老子“德治”的“民主”政治形式。

所以，“以百姓心为心”即“爱民”和“顺应民心”的“民主”本质，和“有德司契”，即“契约”和“契约管理”的“民主”形式，它们构成了老子“德治”的根本，表现为“民主政治”。

这里，可以给老子“德治”政治主张下一个定性的结论了。

这就是，老子“德治”政治主张，是以“柔弱胜刚强”理论为基础的，以“道、德”思想为表现的，实现以“爱民”和“顺应民心”为本质，和以“契约”及其“契约管理”为形式的有机统一的“民主政治”。

由此可见，老子是中国，乃至世界提出“爱民”和“顺应民心”思想的第一人；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提出“契约”和“契约管理”思想的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提出“民主政治”思想的第一人。

然而，孔子讲的“德”是什么呢？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7]。这里，显而易见，孔子的“道”、“德”思想是与西周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完全不同的。因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周人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就是指的“王道”、“德治”，即一个国家的“政体”和“政治”。在这个“政体”和“政治”中，就包含了“政”、“刑”、“德”、“礼”等等。显然，孔子这里并非在说这个“政体”和“政治”本身，而是在讲这个“政体”和“政治”要怎样才能给“民”带来“教化”的影响。从而孔子偷换概念，将周人以及老子的“道”、“德”思想引向了“伦理”的范畴，进而使得后来“道德”概念之出现。

其实，孔子偷换概念的结果，旨在宣扬他的“仁政”。

那么，孔子的“仁政”是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无视并篡改了老子的“道、德”思想，使之变成了“宗法伦理道德”，在此基础上，孔子从维系既有的统治秩序出发，讲“克已复礼”，讲“仁者爱人”，从中贯穿了以“仁”、“爱”和以“忠”、“孝”为核心的，讲“仁、义、礼、智、信”等等，并通过行为“操守”和思想“教化”来实现的，以最终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政治理想、政治目的。

实际上，孔子的“以德治国”，实际上是“以道德治国”，其流于空想、空谈，甚至成了人们精神上的麻醉剂。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老子的“以德治国”和孔子的“以道德治国”，其差距何止是十万八千里？！简单说，前者在讲“政体”、“政治”，而后者在讲“伦理”、“道德”，故牛头不对马嘴，根本就不可比。而根本的是，老子的“以德治国”与孔子的“以道德治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表现为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有没有“民主”的问题。

 

二、

 

老子的“德治”，即“无为而治”在老子的时代确实是一种未成事实的政治“主张”，但这绝非如孔子的“以道德治国”一样，是一种“空想”。其原因有二：

一是奠基老子“德治”的理论具有勿庸置疑的强大的逻辑力量。

因为，对此，老子是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出发去认识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的，认为只有统治者做到爱民，才能转变立场，并与百姓一道，形成合力，共同实现对社会历史的自觉推动。在老子看来，非如此，就统治者或者百姓来说，只有单独一方的作用，是不可能做到自觉的推动社会历史的。何况，基于阴{百姓}阳{统治者}构成“社会”的思想，故那种“单独一方”的社会推动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老子讲“阴阳交合为和”，这是自然规律，故“社会”也跳不出这个规律。因此，“无为而治”就成了百姓与统治者“交合”的唯一出路和结果。

二是“契约”，特别是“契约管理”，其本身就是某种“政体”、某种“政治形式”的表现。

正是如此，老子的德治政治“主张”在西汉初期变成了“现实”。

西汉初，“黄老之术”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的反映。之所以汉初政治实现了“无为而治”，其表现有三：一是汉初统治者顺应了百姓要求停止战争，要求实现社会安定，和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愿望；二是汉初统治者在既定的利益格局之外没有追求特殊的个人利益；三是“反秦之弊，与民休息”不啻是汉初统治者与百姓的约定，反映出了“契约”和“契约管理”的关系。在此约定之下，汉初统治者做到了轻徭薄赋、省刑宽法，等等，兑现了承诺。

应该说，汉初统治者的这种“承诺”，它仅是“契约”及其“契约管理”中的最低层次。它基本上没有改变专制主义的政体。表现为“德低道低”。但是，尽管如此，它带来了汉初社会的巨大变化，故作用不可低估。

而孔子的“以道德治国”呢，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带来了如西汉初期这样的社会巨大变化吗？没有。这就反证出了“以道德治国”的空想和虚伪。

这种空想主义的悲惨结果，使得今天国家提出的“以德治国”也不可幸免。

今天国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其内容旨在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提倡“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学英模”、“做好本职工作”；树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举措，显而易见，它们都是局限于“伦理”、“道德”范围内的东西。因此，其与其说是“以德治国”，还不如说是“以道德治国”更为准确一些。这就明显表现为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为什么要提出这种方略？其背景，就是国人的道德水准全面沦丧。曾经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之下，和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等未能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国人怨气甚大，以至出现了诸如“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的嘲讽。因此，这种“以德治国”，其实质，是治标不治本，自然收效甚微。而事实上，人们又将“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搞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故得不偿失，引得社会虚假、浮华之风泛滥，而致使世风日下，至今积重难返。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说明，在问题积重难返的时候，任何伦理和道德对它说来都是无济于事的。

由此可见，在“以德治国”的问题上，继承孔子的思想，讲“以道德治国”，无疑的，是开错了药方，下错了药。而相反，只有继承老子思想，讲“以德治道”、讲“德治”，方才是正确的，切实可行的。

 

三、

 

那么，今天应该如何践行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实现“以德治国”呢？

笔者认为要做到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针对老子提出的“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的思想，要不断提高和完善政体、体制，和政治的“德”的水平，实现“德高道高”。

应当看到，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的，是一种民主政治。它比较起汉初的“承诺”来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表现出了“德”的水平有了巨大提高。但是，在一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下，却出现了诸如“特权”、“贪污”、“腐败”、“官僚习气”、“人浮于事”等等问题，甚至近十几年来，还出现了“钱权勾结”、“买官卖官”、“巧取豪夺”、“贿赂公行”等等更大问题。故从这些问题反证出来，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的，存在着漏洞和不足。究其原因，正如80年代中后期取得人们一致共识的那样，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人大代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缺乏监督”，等等。显然，问题是找到了，然而解决问题的想法和措施却推行不下去。个中的原因人们也很清楚。致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提上议事日程。

纵观世界历史，迄今为止，享誉“德高道高”者，当数诸如欧洲之民主政体。因为，它在民主机制、权力制衡机制、监督机制等等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如“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三权分离，司法独立”、“政企分开”、“舆论监督”、“总统弹劾”、“民意调查”、“全民公决”、“议员对选民负责”、“问责”、“游行示威”等等成体系的完备的制度。

历史的看，如欧洲之民主政体、体制其从产生到现在，足有200年。时至今日，其民主政体、体制仍然有着蓬勃的生机。对于诸如欧洲之民主政体、体制，其有无成熟的经验为我们所学习和借鉴？如有，结合中国的国情，当如何建构起新的体制和政治？等等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也许，有人会认为：诸如欧洲之民主政体、体制，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而资产阶级是剥削、压迫工人的，故对其政体、体制是否体现出了“民主”，和是否有“德”是持怀疑态度的。

对此，其论者是将“德”与“道”的关系而弄成了“德”与“人或者阶级”的关系了。因此是错误的。故讲“以德治道”，诸如欧洲之民主政体、体制之所以有“德”，甚至“德高”，就在于它以人本思想为中心而建立起了“成体系”的“完备”的政治体制和制度。至于说“资产阶级是剥削、压迫工人”的、是“坏人”、是“敌人”等等，这些均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即旦如此，也有一句话相送，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革命的阶级。

也许，有人会对诸如欧洲之民主政体、体制的“德”的水平高，持怀疑态度。

对此，用一个实例作比较就清楚了。最近，香港某特首因“特权”和“贪污”入罪。据说，其特权，是出席了不应该去的酒宴；其贪污，是自付公款而得个人的积分。这种情况，对大陆来说已然是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了，何况还有动辄就贪污上千万、上亿的官员大有人在，按国外的法律，这些官员旱就被杀几回了。两相比较，是诸如欧洲民主政体、体制的漏洞大，还是我国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漏洞大？是诸如欧洲民主政体、体制的“德”高，还是我国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德”高？

所以，学习和借鉴国外民主政体、体制的成熟经验，以之提高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使之超越诸如欧洲之民主政体而达到崭新的“德”的高度，实现新的“德高道高”，应该说，这是我辈的责任，也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另一方面，针对老子提出的“德善”和“德信”的思想，而要做到反朴归真，以建立起新型的人际关系，实现诚信的社会。

老子说：“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8]。在老子看来，在朴实的、真实的社会之中，是无须要“圣”、“智” 、“仁”、“义”，和无须要“说教”，以及无须要那些空洞的“道德”等等这些东西的。而老子认为需要的，仅仅就是“善”和“信”而已。

在老子看来，“善”与“恶”，和“信”与“伪”，它们是从属于“德”的，同时，它们又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的反映。这就是老子“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那么，什么是老子的“善”和“信”？什么是老子的“恶”和“伪”？

在老子看来，“善”，即善意、善心，和“以德报怨”，而“恶”呢，则与之相反，即恶意、恶心，和“以怨报德”；“信”，即真诚、诚实，而“伪”呢，则与之相反，即虚伪、欺骗。这正如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9]。老子认为，善良的人，我以善意对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以善意对待他，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诚实的人，我相信他，不诚实的人，我也相信他，结果就会使他变得诚实。正是在“不善良的人”变得“善良”，和“不诚实的人”变得“诚实”中，充分表现出了老子的“善”、“信”观。这就是老子的“以德报怨”的思想。而相反，在老子看来，“不善良的人”不接受“善意”，和“不诚实的人”不接受“信任”，甚至反目相向，滋事寻仇，这就在为“恶”。这就是老子“以怨报德”的思想。

讲“德善”、“德信”，必须是我国的各级官员，和百姓的各个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少一些私心，多一些为他人考虑；才能在契约行为之中，遵守约定，不去追求既定利益之外的其它的个人的特殊利益；才能真诚待人、友好待人、乐于助人；才能做到惩恶扬善，做到对于“以德报怨”者要鼓励、表彰，而对于“以怨报德”者要入罚，甚至入罪。这样一来，一个充满诚信的社会就会实现。

所以，践行“德善”和“德信”，以之建立起新型的人际关系，实现诚信的社会，这也是“以德治国”的内容和标准。

综上所述，老子的“以德治国”的思想，与孔子的“以道德治国”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子的“以德治国”，蕴含了深厚的民主思想的观念，并成为了今天“以德治国”的理论基石，对指导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而孔子的“以道德治国”，其实质，是于事无补的空谈、空想，对此，这在“以德治国”的今天是必须彻底剔除的。今天的国人盲目尊崇、迷信孔子，而根本不懂老子及其《道德经》，已经到了何等严重和可悲的地步！

 

 

引文注釋：

 

1、[1] 102 [2]48 [3]102 [4]98 [5]141 [6] 75 [8]18 [9]98李耳 道德经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9

2、[7] 为政第二  孔子 《论语》 视频